刚当副县长，市委书记来视察时问了我3个问题，隔天调令到了

接到调令那天，我正在县水利局三楼会议室里跟几个乡镇干部扯皮。城南那条灌溉渠修了三年，还差最后两公里没打通，卡在两个村的征地补偿上。一个说每亩少给了三百，一个说青苗费算错了，两边都不肯让。我夹在中间，说得口干舌燥，茶杯里的茶叶泡得发白，也没谈出个结果。

手机震了两下，我低头看了一眼，是县政府办的座机号码。我摁掉了，继续跟对面那个满脸通红的村支书讲政策。过了五分钟，电话又来了。我站起来，说了句抱歉，走到走廊里接了。

“陆县长，明天上午九点，市委李书记来县里视察，指定要听你汇报工作。”电话那头是政府办小周，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通知刚下来，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了。”

我愣了一下。县委书记来视察，指定听我汇报。我当副县长才四个月，分管水利、农业和乡村振兴，排位在几个副县长里最靠后。市委书记下来，怎么轮也轮不到我第一个汇报。

“你确定是让我汇报？”

“确定。县委办那边刚传来的消息，李书记点名要听城南灌溉渠的情况。张书记让你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八点半在会议室等着。”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手里还攥着半杯凉茶。窗外的梧桐树刚抽了新叶，嫩绿嫩绿的，阳光打上去亮得晃眼。我想了想，回到会议室，跟那几个干部说今天先到这儿，明天再谈。他们如释重负地走了，我收拾了桌上的材料，回了办公室。

城南那条渠，是县里的一块心病。全长十二公里，从五八年修到现在，中间翻修过三次，每次都是修修停停。渠线穿过四个乡镇、九个行政村，沿线全是基本农田。前些年搞土地确权，两边村里的地界本来就模糊，渠一修，矛盾全翻出来了。有的说渠占了自家的地，有的说渠改道以后水过不来，有的纯粹是跟村干部有旧怨，借着这个机会闹一闹。

我接手水利之后，跑了沿线的六个村，跟村两委开了七八次会，把补偿标准一项一项过。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就剩最后两公里的两个村，一直谈不拢。一个是周家坳，村支书姓周，五十多岁，当了十几年支书，在村里说一不二。另一个是柳树屯，村主任是个女的，四十出头，姓陈，叫陈玉华，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媳妇，硬是靠着一股子泼辣劲在村里站住了脚。

这两个人，一个老资格，一个新势力，本来就不对付。灌溉渠从两个村中间过，谁多谁少，谁先谁后，都能吵上半天。我去周家坳跑了三趟，去柳树屯跑了四趟，每次都是先谈得挺好，一到具体数字就翻脸。上周五我在周家坳开完会出来，周支书拉着我的手说，陆县长，你放心，我不是不讲理的人。结果第二天他就带着二十多个村民去县里上访了，说柳树屯那边多占了地，补偿款发得不公平。

这事闹到县委，张书记把我叫去批了一顿，说你当副县长不是来当和事佬的，该硬的时候要硬起来。我没吭声，心里知道这事硬不得。周家坳和柳树屯的村民，往上数三代都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今天硬压下去，明天他们就敢把渠给填了。基层的事，急不得。

现在市委书记要来听汇报，听的就是这条渠。我坐在办公室里，把沿线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把相关材料翻出来看了两遍。晚上回到家，我老婆吴敏已经做好了饭，孩子在屋里写作业。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她给我盛了碗汤。

“明天有领导来视察，要准备材料。”

“哪个领导？”

“市委书记。”

她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那你好好准备。别紧张。”

“嗯。”

我埋头吃饭。吴敏没再问，她知道我的脾气，工作上的事我不爱在家里说。她是县一中的老师，教语文，带毕业班，比我忙。我们结婚七年，孩子五岁，日子过得像大多数双职工家庭一样，忙忙碌碌，磕磕绊绊，但也过得去。

晚上等孩子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改汇报材料。吴敏端了杯热牛奶进来，放在桌上，没说话就出去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瘦瘦的，头发随意扎着，围裙还没解。她总是这样，做什么事都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我有时候觉得亏欠她，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到了县委会议室。张书记已经到了，坐在那里抽烟，看见我进来，点了点头。

“材料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李书记这次来，主要是看城南那条渠。你汇报的时候，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别夸大，也别藏着。”

“明白。”

九点整，李书记的车到了。我在会议室门口见到了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穿一件深灰色夹克，脸上没什么表情。后面跟着市水利局的局长和市委办的几个人，阵仗不大，但气场摆在那里。

李书记坐下来，没有寒暄，直接说：“今天不听面上的，就听城南灌溉渠的事。陆远同志，你分管水利，你先说。”

我翻开材料，把灌溉渠的基本情况、工程进度、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一条一条讲了。讲了大概十五分钟，李书记没打断我，一直在听，手里拿着笔，偶尔在本子上记两笔。

我讲完了，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李书记抬起头来，看着我，问了第一个问题。

“这条渠，从五八年修到现在，修了六十多年，为什么还没修好？”

这个问题不好答。往大了说，是历史欠账太多，规划不合理。往小了说，是每一任领导都想着修，但每一任都修不完，因为问题太复杂，牵扯太多。我想了想，说：“根子上是两个问题。一是权属不清，渠线经过的地，有的确了权，有的没确，有的确了但四至模糊，群众有争议。二是利益不均，渠修好了，上游用水方便，下游只能等，上下游之间在用水分配上一直没形成大家都认可的规矩。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渠修好了也维护不好。”

李书记点了点头，没评价对错，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

“你跑了多少个村？”

“沿线九个村，我跑了七个。剩下两个还没跑完。”

“为什么没跑完？”

“一个村是周家坳，另一个是柳树屯。这两个村的地界连在一起，矛盾最大。我跑了其中三个村的时候，周家坳的支书带着人去县里上访了，柳树屯那边知道以后也准备去。所以我先停下来，把这两个村单独放一放。”

李书记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平，但我知道他在琢磨我。“跑了七个村，你发现什么问题？”

“发现一个问题。凡是渠修得顺的地方，都是村干部在村里威信高、说话算数的地方。凡是修得不顺的，都是村干部本身就有问题的。周家坳的周支书当了十几年，村里的事他说了算，但下面人怨气大。柳树屯的陈玉华是外来媳妇，办事公道，但根基浅，压不住场面。这两个人，一个太硬，一个太软。”

我说完，李书记没有接话，端起杯子喝了口水。会议室里有人在动，但他没看别人，还是看着我。

过了十几秒，他问了第三个问题。

“如果你是县委书记，你会怎么处理这条渠？”

这个问题一出，满屋子的人都抬起了头。张书记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我坐在那里，后背出了一层汗。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我答不好就是越位，答得太虚就是不老实。

我想了很久。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声音。然后我说：“如果我是县委书记，我会把这条渠当成一个引子，把全县基层治理的问题过一遍。渠修不修得好，不在渠本身，在渠两边的人。周家坳和柳树屯的问题，是全县很多村的缩影。村干部队伍老化、宗族势力干预村务、村民自治流于形式。这些问题不解决，修一条渠容易，保一条渠难。”

我说完，李书记合上了笔记本。他站起来，跟张书记握了个手，说今天先到这里，下午还要去市里开会。前后不到四十分钟，他带着人走了。

出了会议室，张书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得不错。”他没多说，但我感觉到他手上的力道比平时重了些。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领导来视察，问了几个问题，听完就走，很正常。我回到水利局，继续跟周家坳和柳树屯周旋。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周家坳村委会的院子里跟周支书谈补偿款的细节，手机响了。是县政府办小周打来的。

“陆县长，调令到了。市委组织部刚发过来的，调你去市水利局，任副局长。”

我拿着手机，站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周支书还在屋里等着我，旁边几个村民蹲在墙根抽烟。太阳很大，晒得水泥地发白。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调令。调你去市水利局当副局长。文件已经发到县委了，张书记让你下午去市里报到。”

我挂了电话，站在院子里没动。周支书从屋里出来，看见我站着发呆，问怎么了。我说没事，今天先谈到这儿。他还要说什么，我摆了摆手，走出了院子。

开车回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昨天李书记那三个问题，我以为是在考我，其实是在挑人。第一个问题看我有没有摸清情况，第二个问题看我有没有走到一线，第三个问题看我有没有全局思维。这三个问题，他问过很多人，但很少人能答到点上。我答了，所以他把我调走了。

可我心里并不痛快。城南那条渠，我跑了七个月，还有两个村没跑完。周家坳和柳树屯的矛盾，我刚摸到门道，还没找到解法。这时候把我调走，等于前面的功夫全白费了。新来的人，不一定有耐心再跑一遍。

晚上回到家，吴敏已经知道了消息。她坐在沙发上，孩子在旁边玩积木。她没问我为什么调走，也没说恭喜。她只是看着我，问了一句：“你想去吗？”

“组织安排。”

“我问你想不想去。”

我坐下来，靠着沙发背。天花板上的灯有些暗，发出轻微的电流声。我想了想，说：“不想去也得去。”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去给我热饭。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孩子搭积木。他搭了一个很高的塔，快搭到顶的时候倒了，他哇地哭了一声。我伸手把他搂过来，说没事，倒了再搭。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市水利局报到。局长姓方，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眼镜。他跟我握了手，把我介绍给局里的几个科室负责人，然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李书记特意交代，让你来了以后先熟悉情况，不急安排具体分工。”他给我倒了杯茶。“你之前管的城南灌溉渠，李书记在昨天的市委常委会上提了，说要作为全市的一个试点，把基层治理和水利建设结合起来抓。你来了正好，这件事你来牵头。”

我端着茶杯，没说话。原来那三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终点，是起点。李书记要的不是一个回答，是一套做法。他把我调来市里，不是为了让我坐办公室，是为了让我把那套想法落地。

出了局长办公室，我站在市水利局的走廊里。窗外是市区的街景，车水马龙，比县城热闹得多。我摸出手机，想给吴敏打个电话，又放下了。她还在上课，接了也说不方便。

我靠在窗边站了一会儿。想起来城南那条渠，想起来周家坳和柳树屯，想起来周支书那张黑红的脸，想起来陈玉华说话时那股不服输的劲。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跑了七个月还没跑完的路，忽然变得很清晰。我人走了，可那些东西还在。李书记把我调来，不是让我放下，是让我从更高的地方看那些东西。

晚上回到县城的家，吴敏在做饭。孩子在客厅看动画片。我换了鞋，走进厨房，站在她旁边。

“今天去报到，局里让我牵头做城南那条渠的试点。”

她手里炒着菜，没回头。“那你是要两边跑？”

“可能。县里的事还没交接完，市里那边也刚开始。”

“那你注意身体。”她顿了顿，“孩子下个月幼儿园有活动，你要是能回来就回来。”

“我尽量。”

她没再说话，把菜盛出来，端上桌。我帮她摆碗筷，一家三口坐下来吃饭。电视里在放新闻，说的什么我听不清。孩子一边吃一边跟我讲幼儿园的事，说他今天跟小朋友打架了，因为那个小朋友抢他的玩具。我问他后来呢，他说他抢回来了。我说下次不许打架，有事跟老师说。他点了点头，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

吃完饭，吴敏辅导孩子写作业，我坐在阳台上。县城的夜比市里安静，能听见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我想着明天要交的交接材料，想着市里那个试点方案，想着周家坳和柳树屯那两公里没打通的渠。事情很多，一件一件来。急不得。

吴敏端了杯水出来，放在我手边。她没坐，就站着，靠着阳台的门框。

“我今天想了一天，”她说，“你去市里是好事。平台大了，能做更多事。家里的事你放心，我能顾过来。”

我看着她。灯光从屋里透出来，照在她脸上，有些暗。她瘦了，眼角有细细的纹。我想说点什么，但嘴笨，说不出好听的话。最后只说了句：“辛苦你了。”

她笑了一下，很淡。“不辛苦。习惯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吴敏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我侧过身，看着窗外。月亮很亮，照在地板上，白晃晃的。我想起来几年前，我还在乡镇当水利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月亮。那时候我骑着摩托车跑遍了全镇所有的水渠，每条渠多长、经过哪些地、谁家在渠边种了树，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当了水利局长，再后来当了副县长，跑得少了，坐得多了。可骨子里，我还是那个骑着摩托车跑渠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去市里。路过城南那条灌溉渠的时候，我拐了个弯，沿着渠线开了一段。渠里的水不多，缓缓流着，两边是刚翻过的农田，黑乎乎的泥土，有人在田里干活。我把车停在路边，下来站了一会儿。风很大，吹得衣角翻飞。我看着那条渠，想，总有一天，我会把它修好的。不管我在哪个位置上。

回到车上，手机响了。是陈玉华打来的。

“陆县长，听说你调走了？”

“嗯，去市水利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那渠的事……”

“渠的事没完。我在市里牵头做试点，还要回来。”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周家坳那边，周支书昨天晚上来找我了。他说他想通了，补偿款按我们的方案来，渠线也按我们画的走。条件是以后用水，两家轮流，一年一换。”

我握着手机，笑了。这是这几个月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你告诉他，我信他。让他明天去县水利局签字。”

“你不回来了？”

“暂时不回来。但我会关注。渠修好了，给我拍张照片。”

她答应了，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子。后视镜里，那条渠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可我知道它在那里。水在流，地在等着。总有一天，渠会修好。那时候我会回来看。

车子开上市区的高架桥，两边的高楼一幢接一幢。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的路。路很长，但方向是清楚的。就像那条渠，修了六十多年，还没修完。可只要有人接着修，总有一天会通水。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吴敏。

“到了吗？”

“快到了。”

“晚上回来吃饭吗？”

“回。”

“那我多做两个菜。”

“好。”

挂了电话，我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带着城市的气息。我深吸了一口气，加速往前开。前面的路还长，但我不急。该来的总会来，该做的总会做。就像那条渠，就像日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就是了。

到市水利局报到的第一个礼拜，我几乎没在办公室坐过。方局长给了我一个临时办公室，在四楼最里头，窗户朝北，见不着太阳。桌上摆着一部电话、一台电脑、一摞文件，都是城南灌溉渠的材料。我翻了翻，发现局里之前已经派人去调研过两次，报告写得很详细，但问题跟我发现的一样：卡在周家坳和柳树屯那两公里上。

真正让我忙起来的，不是渠的事，是局里的人。我分管农村水利科和建设管理科，两个科室加起来十三个人。农村水利科的科长姓方，叫方明远，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在局里待了二十年，是上一任局长的老部下。建设管理科的科长姓刘，叫刘志强，四十来岁，转业军人出身，说话嗓门大，做事雷厉风行。

两个人不对付。方明远觉得刘志强不懂业务，瞎指挥。刘志强觉得方明远因循守旧，拖后腿。我去之前，他们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我一去，两个人同时来找我汇报，说的同一件事，版本完全不一样。刘志强说城南灌溉渠的施工方案已经批了，可以开工。方明远说方案还有问题，预算不够，批了也白批。

我让他们把材料都放我桌上，两份对着看。看了三天，看出来了。刘志强的方案是按市里的标准做的，设计标准高，施工要求严，但预算做低了，因为用的是去年的定额，今年的材料价格涨了不少。方明远的预算是对的，但他说的“方案还有问题”，其实是担心征地的事没解决好，开了工也推不动。

我把两个人叫到一起，没提他们不对付的事，就说了一句：“刘科长的方案我来改，方科长的预算我来调。征地的事我去跑。你们各干各的，别在我这儿耗。”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吭声。散了会，刘志强留下来，跟我说了句实话：“方明远那人不坏，就是怕担责任。你让他签字，他得琢磨三天。你把他逼急了，他就跟你讲政策，讲文件，讲上级规定。你拿他没办法。”

我说我知道了。刘志强走了以后，我又把方明远叫来。他没等我说，先开了口：“陆局长，我知道你年轻，有魄力。但城南这条渠，不是魄力就能解决的。我在这儿二十年，看过三任局长想修，都没修成。你知道为什么？不是技术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你说说看。”

“周家坳和柳树屯的事，你比我清楚。但你没看到的，是两个村背后的东西。周支书的弟弟在县里当干部，陈玉华的小叔子在镇上开砂石场。这条渠修好了，谁管水，谁收费，谁维护，背后都是利益。你现在有县委书记撑腰，他们给你面子。可等项目开工了，领导关注少了，那些人不找你，找的是具体办事的人。你手底下的人，扛得住吗？”

我看着他。方明远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我，看窗外。他不是在敷衍我，他说的是实话。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年，看过太多项目上马又搁浅。他不是没本事，是看透了，不想再折腾。

“方科长，”我说，“你在这个局里待了二十年，经手过多少条渠？”

他愣了一下。“几十条吧。”

“有哪条是你真正想修，但没修成的？”

他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老家在江北，小时候门口就有一条渠，修了一半停了，后来垮了。我考大学报水利，就是想回去把那条渠修好。毕业分到市里，一待就是二十年，那条渠到现在还没修。”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听出了里面的东西。跟我当年骑着摩托车跑渠的时候一样。有些事搁在心里，放不下，又捡不起来。不是不想，是捡不起来。

“方科长，城南这条渠，你跟我一起跑。你熟，我新。你指路，我跑腿。”

他看了我一眼，没答应，也没拒绝。但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卷图纸，说：“走吧，去现场。”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和方明远几乎天天往城南跑。刘志强留在局里改方案、调预算，隔一天给我打一个电话汇报进度。方明远带我把沿线九个村重新走了一遍，每到一处，他都能说出这条渠哪年修的、当时谁负责、中间出过什么事。他记性好得吓人，脑子里像装了一本台账。

周家坳和柳树屯那两公里，我们跑了四趟。周支书这次没再带人上访，但也没松口，每次去都拉着我们喝茶，东扯西扯，就是不谈正事。陈玉华倒是干脆，说只要周家坳签字，她这边没问题。可周支书不签，她就只能等着。

第四趟去的时候，我把方明远也叫上了。方明远跟周支书是旧识，十几年前修另一条渠的时候就打过交道。两个人坐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从下午三点聊到天黑，聊的都是些陈年旧事，谁家的儿子考了大学，谁家的老人走了，哪年发大水把渠冲垮了。我在旁边听着，插不上嘴。天黑透了，方明远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说了句：“老周，这条渠修通了，对你没坏处。你心里清楚。”

周支书没接话。但第二天早上，陈玉华给我打电话，说周支书昨晚找她了，同意签字。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市里开会。挂了电话，我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的天。天很蓝，没有云。我想起来半年前在周家坳村委会的院子里，太阳晒得水泥地发白，我站在那里接到调令。那时候我以为走了就回不来了。现在回来了，渠也要通了。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周支书签了字，柳树屯那边又出了新问题。陈玉华的小叔子，就是方明远说的那个开砂石场的，忽然提出要承包渠修好以后的维护工程。陈玉华压不住他，来找我，说陆局长，这事我不能拦，拦了村里人说我胳膊肘往外拐。

我去柳树屯跑了一趟。陈玉华的小叔子姓孙，叫孙大勇，四十来岁，黑脸膛，膀大腰圆。我在砂石场见到他，他正指挥工人装车，看见我来了，拍了拍手上的灰，递了根烟。我说不抽，他也没勉强，自己点上。

“陆局长，我知道你为啥来。”他靠在铲车上，吐了口烟。“修渠是好事，我不拦。但修好了得有人管，有人修，有人清淤。这些活总得有人干。我干这个干了十几年，比谁都熟。我包了，保证把渠管好。”

“你想怎么包？”

“一年给我十万，我负责全线的清淤和维护。汛期我盯着，旱季我调水。出了问题我负责。”

我看着他。他不躲我的眼神，直直地看回来。这人不是无理取闹，他心里有一本账。可他开的是砂石场，渠修好了，砂石运输更方便，他的生意只会更好。让他包维护，等于让猫看着鱼。

“孙老板，渠的维护不能包给一个人。得成立用水户协会，沿线九个村都参与，轮流管，轮流监督。你要是愿意，可以进协会，当个理事。活你干，账大家管。你挣你该挣的，别的一分别想。”

他抽完烟，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我考虑考虑。”

“你考虑。但渠不能等。你要是不愿意，我找别人。”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陆局长，你挺硬。”

“不是我硬。是这条渠硬。它修了六十多年，等不起了。”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第二天，陈玉华给我打电话，说孙大勇同意进协会，但要求当副会长。我说行，只要账公开，谁当都行。

渠的事，就这么磕磕绊绊地往前推。方案改了四稿，预算调了两次，协会章程开了五次会才定下来。刘志强和方明远还是不对付，但至少不在我面前吵了。方明远跑现场跑得比我勤，每次回来都带一摞照片，上面拍的是渠边的裂缝、塌方、淤积。刘志强在办公室加班加点改图纸，有时候半夜给我发邮件，附一句“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两头跑。周一到周三在市里，周四到周五回县里。吴敏习惯了我不在家，有时候我晚上回来，她和孩子已经睡了，桌上留着饭，用纱罩罩着。我热了吃，吃完洗碗，轻手轻脚上床。她翻个身，嘟囔一句“回来了”，又睡过去。

有一个周末，孩子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吴敏给我打电话，我在城南渠上，信号不好，没接到。等我看见的时候，她已经自己带孩子去了医院。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挂上水了，吴敏坐在床边，握着孩子的手。她看见我进来，没说话，只是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了个位置。

我坐下来，看着孩子烧得通红的脸。吴敏低声说：“医生说没事，病毒性的，挂两天水就好。”

“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

“打了，你没接。”

我掏出手机，果然有三个未接来电。我想解释，又觉得解释没用。她没怪我，可我看出她累了。她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管家，一个人扛着。我调来市里以后，在家的时间更少了，她的担子更重了。可她从没跟我抱怨过一句。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和吴敏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的灯亮着。她靠在我肩上，闭着眼。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凉。

“吴敏。”

“嗯。”

“等渠的事忙完，我请个假，带你和孩子出去一趟。”

她没睁眼，但嘴角动了动。“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说了不算。”她笑了一声。“你每次都这么说，每次都忙。”

我没说话。她说得对。我欠她的，不止一次旅行。可有些事，不是我不想，是时间不由人。渠的事不等人，县里的事不等人，局里的事不等人。我像一只被抽着转的陀螺，停不下来。

她睁开眼，看着我。“陆远，你不用觉得亏欠。我嫁给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要是天天在家陪我，我还不习惯呢。”

我看着她。她瘦了，眼角有纹了，可眼睛还是亮的。她笑了一下，拍了拍我的手。“行了，别苦着脸。孩子没事，我也没事。你该忙忙你的。”

那一瞬间，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跟周瑾的事。那时候我也是这样，被人推着往前走，停不下来。可周瑾推我是为了让我走，吴敏推我是为了让我留。方向不一样，可都是推。都是把我往该去的地方推。

渠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正式开工了。开工那天，李书记来了。他没通知县里，自己坐车到了现场，站在渠边上看了半天。周支书和陈玉华都在，孙大勇也在。李书记没跟他们说话，只是沿着渠线走了一段，然后走到我面前。

“小陆，这条渠你跑了多久？”

“前后加起来，快一年了。”

“你觉得能修好吗？”

“能。”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那就修。修好了告诉我，我再来看。”

他走了以后，周支书凑过来，说：“陆局长，这个书记挺怪，来了也不讲话，就走路。”

我说：“他走了路，就知道该不该修了。”

开工以后，事情更多了。施工队进场，征地纠纷又冒出来几处小的，我让方明远盯着，他自己跑得比施工队还勤。刘志强在局里调资金、催材料，有时候半夜还在打电话跟供货商砍价。孙大勇进了协会，当了副会长，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掏钱给沿线装了六个监控摄像头，说防止有人偷水。陈玉华当了秘书长，管账，每笔开支都贴在村委会的公示栏上。

我每周至少去一趟现场。有时候带着局里的人，有时候一个人去。沿着渠走一段，看看进度，听听工人的牢骚，跟路过的村民聊两句。渠从周家坳的田边穿过，再进柳树屯的地界，两村交界处有一座老石桥，桥下的渠底已经清出来了，新砌的护坡整整齐齐。工人正在桥头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城南灌溉渠”几个字。

我站在桥上看了一会儿。方明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旁边。

“陆局长，你知道这座桥叫什么吗？”

“什么？”

“叫周柳桥。周家坳和柳树屯各取一个字。清朝的时候就有了，中间垮过三回，重修过三回。每次修都是两个村一起出钱出工。后来不修了，桥就废了。”

我看着那座桥。石头缝里长着青苔，桥面坑坑洼洼的，但整体还稳。两个村的人，多少年前一起修过桥，一起用过水。后来怎么就闹到谁也不理谁了呢？

“方科长，你说这桥还能修吗？”

“能。只要有人牵头。”

“那你牵头吧。”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可过了两天，他拿了一份方案来找我，上面写着“周柳桥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建议”。预算不大，工期两个月，钱从渠的维护资金里出。我批了，让他去办。

修桥那天，周支书和陈玉华都来了。两个人站在桥两头，看着工人搭架子。孙大勇也来了，开着他的铲车帮忙运石料。方明远在现场指挥，嗓门比平时大了不少。我站在远处看着，没上前。有些事，让他们自己解决比我去插手好。

渠修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出了一件事。一场暴雨，山洪下来，把新修的一段护坡冲垮了三十多米。施工队连夜抢修，方明远在现场守了一夜。第二天我赶过去的时候，他浑身泥浆，坐在渠边上抽烟。看见我来了，站起来说：“我的责任。护坡的坡度不够，我看了图纸没提出来。”

我没骂他。我蹲下来看了看冲垮的地方。水已经退了，露出下面的地基。不是坡度的问题，是地基没夯实。施工队赶工期，少夯了两遍。这事方明远确实有责任，但根源在施工队。

我把施工队负责人叫来，没发火，就问了一句：“你们赶了多少天？”

那人低着头说：“十天。”

“十天能干多少活？”

“正常得十五天。”

“那五天省出来的钱，够不够赔今天这场？”

他不说话了。我让他停工整改，全线自查。方明远在旁边站着，脸色不好。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方科长，你盯了一夜，回去歇着。明天再来。”

他没走。他说：“我在这儿守着。修好了我再走。”

那之后，方明远变了。他不再只是跑现场、看图纸，他开始跟施工队较真，每一道工序都要亲自验。刘志强听说了，主动打电话给他，说老方你缺什么材料跟我说，我这边调。两个人第一次在电话里没吵。

渠在第七个月完工。全长十二公里，从城南水库一直到柳树屯的尾水闸，全线贯通。通水那天，县里搞了个简单的仪式，张书记来了，市水利局方局长也来了。李书记没来，但让人带了句话：渠修好了，下一步看管理。

水从水库放下来，沿着新修的渠道慢慢流。周支书站在渠边，看着水过来，眼圈红了。他蹲下来，用手捧了一捧水，闻了闻。陈玉华站在旁边，没说话，但嘴角在动。孙大勇开着铲车从远处过来，在渠边停下，跳下来，走到水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水一点点漫过去。方明远站在我旁边，低声说：“我老家那条渠，要是当年修通了，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我没接话。有些话接了反而轻。

通水以后，渠的事算告一段落。我回市里的时间多了，但每个月还是会去一趟城南。协会在运转，陈玉华管账，孙大勇干活，方明远当顾问。周支书退下来了，新支书是个年轻人，跟陈玉华配合得不错。渠边的地不荒了，有人开始种大棚蔬菜，用水方便，收入也高了。

方明远没退休，但把科长的位置让给了年轻人。他自己天天往城南跑，说是去当顾问，其实就是去看着那条渠。有一次我问他，你图什么。他说不图什么，就是觉得这条渠修好了，我这辈子不算白干。

刘志强升了副局长，管建设管理科和规划科。他来找我汇报工作的时候，还是嗓门大，但不再跟人吵架了。有一次我们吃饭，他喝了点酒，说陆局长，我跟你干这一年，比在局里待十年学得多。我说你学什么了。他说学了一件事，做事先做人。我说你以前不知道？他说以前知道，但没做到。

城南灌溉渠的事，后来被市里树为典型，李书记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讲了两次。一次讲基层治理，一次讲民生工程。他没提我的名字，但我知道他讲的就是我们做的事。后来省里也来了人，调研了两天，走的时候说要把经验带回去。

我没有因为这些事升官。一年后，我还是市水利局副局长，还是分管农村水利和建设管理。方局长退休了，新来的局长姓周，比我大两岁，是从省厅下来的。他来了以后，我把城南渠的后续管理方案交给他，他看了说好，让我继续抓。

日子就这么过着。吴敏还是教书，孩子上小学了。我周末尽量在家，有时候带孩子去公园，有时候陪吴敏去超市。她不再抱怨我忙，我也不再觉得亏欠。我们像两条并行的河，各有各的河道，但最终汇在一起。吵架还是有的，为孩子的教育，为家里的开支，为回谁家过年。吵完了，该干嘛干嘛。日子不会因为吵架停下，也不会因为和好就一帆风顺。

有一回，我带着吴敏和孩子去城南。渠边的路修好了，车能开到周柳桥。桥也修好了，石头缝里还是长着青苔，但桥面平整了，两边加了护栏。孩子在桥上跑来跑去，吴敏站在桥头看渠水。我走到她旁边。

“这就是那条渠？”

“嗯。”

“挺好看的。”

“嗯。”

她没再问。我们站在桥上，看着水从桥下流过。秋天了，渠边的树黄了叶子，风一吹，叶子落在水面上，顺流而下。孩子跑过来，拉着我的手问：“爸爸，这条渠是你修的吗？”

“很多人一起修的。”

“那你修了哪一段？”

“每一段都修了一点。”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跑开了。吴敏看着我，笑了一下。“你变了。”

“哪儿变了？”

“以前你做什么都不说。现在至少会带我们来看看。”

我没说话，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但没躲。我们站在桥上，看着渠水往远处流。流向周家坳，流向柳树屯，流向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水流得很慢，但一直在流。就像日子，不紧不慢，但从不回头。

晚上回到家，孩子睡了。我坐在书房里，翻看城南渠的照片。从开工到通水，方明远拍了几百张，存在一个U盘里给我。我一张一张翻，看见周支书捧水的样子，看见陈玉华在公示栏前贴账目的样子，看见孙大勇在渠边抽烟的样子。还看见方明远蹲在渠底清淤的样子，满身是泥，但眼睛亮着。

我把U盘收好，放在抽屉里。然后打开书架上那个铁盒子。银镯子还在，照片还在，信还在。我把镯子拿出来，套在手腕上。它已经跟我的皮肤一个温度了，戴上去几乎感觉不到。可我知道它在。内侧的“平安”两个字，被磨得更浅了，但还在。

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周瑾让我别回头。我听了她的话，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现在。路上遇到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有的做成了，有的没做成。有的记着，有的忘了。可不管走到哪里，那只镯子一直戴着。像个锚，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

吴敏推门进来，看见我坐在那里发呆。她走过来，看了看我手腕上的镯子，又看了看我。

“还没睡？”

“就睡。”

她坐在我旁边，沉默了一会儿。“陆远，有件事我一直没问你。”

“什么？”

“那个镯子，是谁送的？”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平静，像早知道答案，只是想听我说。

“一个邻居。很多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她帮过我，后来走了。”

“走了？”

“去世了。我调来市里之前，去看过她的墓。”

吴敏点了点头。她伸手摸了摸我手腕上的镯子，手指很轻。“挺好看的。”

“嗯。”

“留着吧。”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

门关上了。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手腕上的镯子。银面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我想，周瑾，我过得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有家，有老婆，有孩子，有做不完的事。你让我别回头，我没回头。可我把你带着了。一直带着。

现在城南那条渠修好了。水在流，地在种，人在过日子。你当年住过的那片老居民区，已经拆了，变成了新的小区。可那条河还在，你骨灰撒进去的那条河。水流到城南，流进渠里，流进田里，流进千家万户。你也在里面。一直都在。

我合上铁盒子，放回书架。关了灯，走出书房。卧室里吴敏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躺下来，闭上眼。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地板上，照在我手腕上。银镯子反着一点点光，很淡，很安静。

日子还在继续。明天还得早起。渠要巡查，会要开，材料要写。孩子要上学，吴敏要上课，房贷要还。日子琐碎，平常，重复。可这些琐碎里，有东西在撑着。撑着人往前走，不回头。

我翻了个身，把手腕贴在胸口。镯子凉凉的，贴着皮肤。我想，就这样吧。日子过着，人走着。不回头，也不停下。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留下的，都在心里。

窗外的月亮移了移，光照到墙上，白晃晃的。我闭上眼，慢慢睡了。

城南渠通水后的第二年春天，方明远退休了。退休那天，他没让局里搞欢送会，自己收拾了办公室的东西，一个纸箱就装完了。走之前他到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把一摞笔记本放在我桌上。

“这是我这二十年在局里记的，每一条渠的情况都在里头。你留着用。”

我翻了翻，笔记本有七八本，有塑料皮的，有牛皮纸的，最早的一本封面上写着1998年。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地名、桩号、施工记录、验收情况。有些页面还贴着照片，用透明胶粘着，已经泛黄了。

“方科长，这些你留着吧。退休了也可以看看。”

“不留了。留着也没用。”他站起来，看了看我办公室的窗户。“陆局长，你比我小十几岁，可有些事你比我明白。那条渠能修成，是因为你愿意跑。我跑了二十年，跑不动了。你还能跑，就多跑跑。”

我送他到楼下。他骑着一辆旧电动车，车筐里放着那个纸箱。他跨上车，回头冲我摆了摆手，走了。电动车拐出局大院，消失在街角。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方向，站了很久。

方明远走后，农村水利科来了个新科长，姓林，三十出头，水利专业毕业，之前在县里干过几年。小伙子有干劲，但经验浅。我把方明远留下的笔记给他，说你先看这个，看完了再下现场。他翻了两页就来找我，说陆局长，这些记录太细了，每一条渠的土质、坡度、渗漏点都记着。我说所以你好好看，这都是二十年攒下来的家底。

城南渠的协会运转了一年多，陈玉华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孙大勇带着人清淤维护，周支书退下来以后当了个理事，偶尔去渠上转转。但问题还是有。去年冬天旱，上游用水多，下游的柳树屯吃了亏。陈玉华来找我，说陆局长，水不够分。我说你们协会自己定规矩，我不管。她说定了，但周家坳那边不守。我说为什么不守。她说周支书退了以后，新上来的年轻支书压不住村里几个大户，那几户种的是大棚蔬菜，用水量大，不肯按轮次来。

我给周家坳的新支书打了个电话。姓周，叫周明，三十来岁，是周支书的侄子。我在电话里说，你叔当年签的字，你认不认。他说认。我说认了就得守规矩，你村里那几户，你去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陆局长，我去说可以，但我说了人家不一定听。我说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我找你就是让你去说。你要是不说，我亲自去。

过了两天，陈玉华给我回电话，说周明去那几个大户家里坐了坐，把轮次重新排了。她顿了顿，又说，陆局长，其实周明不容易，刚上来，村里人不服他。我说谁都不容易，你当年也不容易。她说那倒是。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春天了，树都绿了。城南的田应该开始春灌了。渠里的水够不够，协会管不管得住，那些大棚蔬菜能不能按时浇上，我都得盯着。可我不能天天去，市里的事多，新局长周局长刚来，很多工作要对接。他对我挺客气，但我知道他在观察我。新领导来了，下面的人得重新证明自己。

周局长来了以后，把局里的分工调了调。我还是分管农村水利和建设管理，但城南渠的事他让我继续抓，同时给我加了一个任务：全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摸底调查。这个活量大，面广，牵扯到六个县区、几十个乡镇。我带着林科长和建管科的人跑了两个月，把全市的小型水利设施过了一遍。结果不乐观。很多设施是十年前修的，早就过了使用年限，有的垮了，有的淤了，有的干脆找不着了。县里报上来的数据，跟实际对不上。有的乡镇为了争取资金，把没修的说成修了，把坏的说成好的。

我把情况写成报告，交给了周局长。他看了以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报告，你打算怎么处理？”

“报给市里。该修的修，该重建的重建。但要先把底数摸清，不能撒胡椒面。”

“李书记那边，你去汇报还是我去？”

“我去。”

我去市委汇报那天，李书记正在开会。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他出来看见我，说进来吧。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他坐下来，揉了揉太阳穴，说最近事多，你长话短说。

我把报告递给他，简单说了三点：底数不清，资金分散，管护缺位。他翻了翻报告，合上，放在桌上。

“你有什么建议？”

“两条。一是先把全市的小型水利设施重新登记造册，逐村逐渠建档，不搞形式，实实在在查一遍。二是把维护资金从撒胡椒面改成集中投放，一年修一片，修一片成一片。管护责任落到村里，谁用谁管，谁管谁修。”

他看着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这个活，谁来干？”

“我来干。”

“你手头还有城南渠。”

“城南渠已经上轨道了，有协会管着。我可以腾出手来。”

他点了点头。“你去干。一年时间，我要看到结果。”

我站起来要走，他叫住我。“陆远。”

“嗯？”

“你当副局长几年了？”

“三年多。”

“好好干。”

我出了市委大楼，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天很蓝，云很高。我想了想接下来要做的事，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又重了些。可心里是踏实的。这些事，一件一件做，总能做完。就像那条渠，跑了七个月，到底还是修通了。

回到家，吴敏在做饭。我换了鞋，走进厨房，站在她旁边。她看了我一眼，说：“今天回来早。”

“嗯。接下来要跑几个县，可能又得经常出差。”

“去吧。”她把菜盛出来，递给我。“注意身体。”

我端着菜往客厅走，孩子正趴在茶几上写作业。他抬头看见我，叫了声爸爸，又低下头写。我走过去看了看他的作业本，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比上学期好多了。

“写完这页就吃饭。”

“好。”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写作业。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有时候写错了就擦掉重写。橡皮擦得本子起了毛，他也不管，继续写。我看着看着，想起来很多年前，我趴在那间老屋的窗台上写作业，周瑾从隔壁出来，看见我，说一句“上学去啊”。那时候我十七岁，觉得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好像永远都不会长大。

现在我知道了。日子不快也不慢，它就是流着。你盯着它看的时候，它慢。你不看的时候，它已经走远了。

吴敏把饭端上桌，叫我们吃饭。我站起来，拉着孩子去洗手。水龙头开着，热水冲在手上，温温的。孩子把肥皂泡抹得到处都是，我帮他冲干净，用毛巾擦干。

吃饭的时候，吴敏说：“下个月学校组织去市里比赛，我带学生去，可能得住两天。”

“哪天？”

“十五号到十七号。”

“我看看能不能调开。”

她笑了一下。“不用。你忙你的，孩子我让我妈来带。”

“那你妈身体行吗？”

“行。她天天跳广场舞，比我还精神。”

我没再说什么。她总是这样，自己能解决的事从不麻烦我。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家，她是顶梁柱，我是那个偶尔回来住的人。可她说她习惯了。习惯了就好。日子就是两个人磨合出来的，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让到最后，就成了默契。

晚上孩子睡了，我坐在书房里翻方明远留下的笔记本。有一页记着一条渠的改建记录，写着“该渠上游有村办企业排污，水质不达标，建议协调环保部门”。后面用红笔打了个勾，旁边写着“已协调，企业整改”。另一页记着“某村渠段被村民私自填埋种菜，多次劝阻无效，建议联合乡镇执法”。后面没有勾，只写了三个字“没解决”。

我合上笔记本，靠在椅子上。方明远跑了二十年，没解决的事不止一件。他留下的那些笔记，有的打了勾，有的没打。打勾的是做成的，没打勾的是没做成的。他退休的时候把笔记本交给我，什么都没说。可我知道他的意思。没打勾的那些，他希望我接着做。

我拿起笔，在“没解决”三个字旁边，也写了三个字：“我来做。”

字写得不好看，但写得很用力。写完了，我把笔记本放好，关了灯。走出书房的时候，吴敏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躺下来，闭上眼。手腕上的银镯子贴着枕头，凉凉的。我想着明天要去哪个县，要看哪几条渠，要见哪些人。事很多，但一件一件来。不着急。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墙上。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睡着了。

那一年我跑了四个县，二十三个乡镇，六十七个村。林科长跟着我，晒得脱了一层皮，脚上磨出水泡，贴了创可贴继续走。建管科抽了两个人给我，一个是刚考进来的大学生，叫小赵，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第一天下去就中暑了，躺在村委会的长椅上灌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才缓过来。另一个是老同志，姓孙，五十多岁，在局里干了半辈子，不爱说话，但手里的活细，量渠、看图纸、记数据，从来不马虎。

每到一个村，我就找三样东西：渠、水、人。渠还在不在，通不通水，有没有人管。不查报表，不看材料，直接去现场。有时候车开不进去，就走路，一走就是几里地。田埂上全是露水，裤腿湿透了，鞋上粘满了泥。小赵第一天还讲究，后来也不管了，裤腿一挽就跟着往田里踩。孙工不说话，但每次我走错路的时候，他会轻轻拉一下我的袖子，指个方向。

跑了一个多月，摸清了底数。全市小型水利设施一共一千三百多处，能用的大概七成，彻底报废的三百多处，剩下的半死不活。资金缺口不小，但最要命的不是钱，是没人管。很多渠修好了，用了几年，坏了，就没人修了。村里说没钱，镇上说不归我管，县里说等上面拨款。一层推一层，推到最后，渠就废了。

我在柳树屯开了一次现场会，把四个县的局长和分管县长都叫来。没在会议室开，就在渠边上开的。大家站在渠埂上，我指着那条修好才两年的渠，说你们看，这是有人管的。清淤按时做，护坡有人巡，账目公开。为什么？因为成立了协会，因为有人负责。你们回去，每个村都要建协会，建不起来，年底考核扣分。

有个县的局长说，陆局长，协会建起来要花钱，村里没钱。我说协会不需要多少钱，需要的是规矩。把用水户组织起来，每年开两次会，选几个人负责巡查，工钱从水费里出。水费收不上来，协会就转不动。你们要做的，是帮村里把水费收起来，不是替他们花钱。

那天现场会开完，四个县的局长脸色都不太好看。可过了两个月，林科长下去抽查，回来跟我说，有三个县动起来了，协会建了，水费收了，渠有人管了。有一个县还是老样子，局里发文件，镇上转文件，村里不知道文件。我说那个县我去。

那个县叫和远县，最偏，最远，经济也最差。我去的那天，下着雨。车开到半路，前面的路塌了，施工队正在抢修。我下来看了看，估计得堵两个小时。司机问掉头回去还是等。我说等。等了半个多小时，路通了，车开过去，到了和远县水利局。

局长姓黄，四十出头，人很客气，泡茶递烟，说了半天困难。我听完，说你把全县的水利设施台账给我看看。他说台账在电脑里，我让人调。等了半个小时，调出来一份表格，上面列着全县的渠、塘、坝，数量不少，但备注一栏全是空白。我问，这些设施现在什么状况？他说都在正常使用。我说你下去看过吗？他犹豫了一下，说局里人手少，跑不过来。

我说那今天就跑一趟。你带路。

黄局长愣了一下，说陆局长，外面下雨呢。我说下雨才好，下雨能看出哪条渠漏水。他没办法，叫了车，带着我下了乡。我们跑了一个镇，看了五条渠。第一条，渠还在，但渠底淤了，水只有脚脖子深。第二条，护坡垮了一段，没人修，水从垮口漏出去，把旁边的田泡了。第三条，干脆找不着了，被村民填平种了玉米。第四条，有一条好着的，但没人清淤，水流得慢。第五条，是十年前修的，水泥都酥了，手一掰就掉渣。

看完第五条，我站在田边，看着黄局长。他低着头，不说话。我说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说知道，但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是真的，但知道了不报，不争取，就是你的问题。他抬起头来，眼睛红了，说陆局长，我们县的财政你不是不知道，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修渠。我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但你要做一件事：把所有的情况摸清，写一份实实在在的报告给我。不要再写“正常使用”了，正不正常你自己看见了。一个月之内，我要看到真实的台账。

他答应了。我回到市里，把和远县的情况整理了一份报告，交到周局长那里。他看了以后，说这个报告先压一压，别急着往上报。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刚把城南渠树成典型，现在报一个县的问题，李书记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到处点火，最后收拾不过来。

我想了想，说周局长，问题不报不等于不存在。和远县的渠要是垮了，淹了田，冲了房，到时候报不报？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先把其他县的经验总结出来，和远的问题单独处理，别放在一起。

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些事，要一步一步来。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

那之后我把和远县单独拎出来，跑得更勤了。一个月去了三趟，每次都直接下村，不经过县局。黄局长后来也学乖了，不等我催，自己先跑了一遍，把台账重新做了。数字比原来少了一百多条，因为很多渠已经彻底没了，他把那些从表里删掉了，剩下的每条都写了真实状况。我看着那份台账，虽然数字难看，但起码是真的。真的东西，再难看也有救。假的再好看也靠不住。

和远县的资金，最后是从市里的农田水利专项资金里挤出来的。不多，只够修三条渠。我跟黄局长说，先把这三条修好，做成样板，明年再申请。他答应了，这次没再讲困难，带着人下了乡，一住就是半个月。

就在和远县的渠刚开工的时候，吴敏给我打电话，说我妈住院了。我当天晚上赶回县城，到医院的时候，我妈已经做完检查，躺在病床上，精神还行。医生说是胆囊炎，得做手术。我妈看见我就说，没事，小毛病，你忙你的。我说我不忙，这几天陪你。她不信，说你不忙才怪。

手术安排在第三天。前一天晚上，我坐在病房里陪她。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说：“小屿，你爸走的那年，你才上初中。”

“嗯。”

“那时候我天天哭，觉得天塌了。后来周瑾来陪我，坐了一晚上，没说几句话。她走了以后，我想，人家一个外人，都这么扛着，我有什么扛不住的。”

我听着，没说话。我妈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现在干的事，跟你爸不一样。他送货，你管水。可你们俩有一点像，都不着家。”

“妈……”

“我没怪你。”她笑了一下。“你爸不着家，可他把家背在身上。你也是。你背的东西比他还多。我看得出来。”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瘦了，骨头硌人。我握着，没松。

手术很顺利。我在医院待了三天，等她能下床走动了，才回了市里。走的那天早上，我妈站在病房门口送我，说：“回去吧。别耽误工作。我这儿有你姐呢。”

我姐从婆家赶回来了，在病房里忙前忙后。我看了她一眼，她冲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走吧。我下了楼，走出医院大门，站在路边等车。早上的风很凉，吹得人清醒。我想着我妈说的话。你爸把家背在身上，你也把家背在身上。可我知道，我背的没有她多。我妈一个人把我跟我姐拉扯大，从来没有怨言。我不过是跑几条渠，加几个班，有时候连家都顾不上。跟她比，我做得不够。

和远县的渠修到一半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有一段渠要经过一个村的祖坟地，村民不让动。黄局长去了两趟，没谈下来。我去了一趟，在村里坐了一下午。村支书姓赵，七十多岁，退休了还在管事。我跟他说，渠修好了，你村里的地都能浇上水，祖坟地边上还要修一条路，以后上坟也方便。他抽了半天旱烟，说陆局长，我不是不讲理的人。祖坟不能动，但渠可以绕着走。绕多远，你定。我跟他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地上画了绕行的路线。画完了，他看了看，说行。第二天，渠改了道，多修了三百米，绕过了祖坟地。

黄局长后来跟我说，陆局长，你那天蹲在地上画图的样子，不像个市里的局长。我说我本来就不是。我最早干水利的时候，就是蹲在田里画图的。

渠修好的那天，我又去了和远县。赵支书也在，站在渠边看水。他看见我来了，递了根旱烟。我接了，没点，夹在耳朵上。他说陆局长，你说话算话。我说你也说话算话。他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回市里的路上，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田。麦子已经收了，田里种的是玉米，绿油油的一片。渠里的水流过去，顺着支渠分流到各家的地里。有人在田里浇水，弯着腰，水管子握在手里。我看着那个人，想起来很多年前，我骑着摩托车在镇上跑渠。那时候我也这样，蹲在田边看水流进地里，觉得这就是天大的事。现在我做了副局长，管的事多了，可归根到底，还是这些事。水能不能流到田里，庄稼能不能浇上，老百姓能不能多收几斗粮。这就是根本。其他的，都是围着这个转。

回到市里，我把和远县的经验写了个短报告，交到周局长那里。他看了以后，点了点头，说这个可以报给李书记。我说不急，等明年再看一年，稳住了再报。他说行，你把握。

那天晚上回到家，吴敏做了几个菜，还买了瓶酒。我说今天什么日子。她说没什么日子，就是想喝一点。我坐下来，她给我倒了杯酒，自己也倒了半杯。孩子已经睡了，屋里很安静。

“陆远，”她端起杯子，“我敬你一杯。”

“敬什么？”

“敬你没把自己弄丢。”

我看着她。她眼睛里有些东西，不是温柔，也不是骄傲，就是平平静静的。像河底的石头，水冲了几十年，还在那里。

我端起杯子，跟她碰了一下。酒是辣的，喝下去，胃里热起来。她喝了一口，皱了皱眉，说不好喝。我笑了，说那你别喝了。她放下杯子，说不行，买了就不能浪费。

我们坐在那里，把一瓶酒喝了半瓶。她脸红了，话也多了起来。说学校的事，说孩子的事，说她妈最近身体不好，说她可能得回去一趟。我听着，偶尔插两句。说着说着，她靠在我肩上睡着了。

我没动，就让她靠着。窗外的月亮很亮，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眉头微微皱着，睡着了也没松开。我伸手把她眉头揉平，她动了动，没醒。

我想起来周瑾。想起来那个夏天，想起来那间屋子，想起来她让我别回头。我确实没回头。可我一直带着她。带着那只镯子，带着那半封信，带着那些记忆。它们不重，可它们一直在。在我手腕上，在我心里，在我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

吴敏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我手腕上有个镯子，是一个旧朋友送的。她没再问过。她给了我空间，也给了自己空间。我们之间，有些东西不说破，反而更稳。

第二天早上，吴敏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靠在沙发上，身上盖着毯子。我坐在旁边看手机，她揉了揉眼睛，说几点了。我说七点。她一下子跳起来，说迟到了。我看着她手忙脚乱地洗脸换衣服，觉得日子其实挺好的。有这个人，有这个家，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是活的，热的，真的。

她出门的时候，回头跟我说了句：“晚上我回来做饭，你别在外面吃。”

“好。”

门关上。屋里安静下来。我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打开铁盒子。银镯子在晨光里反着柔和的光。我把它拿出来，套在手腕上。戴上就不想摘了。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

我关了盒子，拿起公文包，出门上班。电梯里有人，我冲他们点了点头。出了楼，阳光很好。路边的树都绿了，花坛里的月季开了，红的粉的，一簇一簇。我上了车，发动引擎。收音机里在放新闻，说今年雨水好，夏粮丰收。我调大声音听了一会儿，然后关掉，专心开车。

路很长，但方向清楚。往前开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