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宾阳老照片惊艳流出！墟场烟火热闹非凡

1940年2月2日，广西宾阳芦墟镇的墟场上，一个挑夫把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扁担两头各挂着十只“筒”——用竹篾编成的圆筒，里面一只套一只，码着刚出窑的青白瓷碗。

他蹲在墟场边沿的空地上，用搭在脖颈上的汗巾擦了一把脸。

扁担没有卸下来，仍压在肩上。

这是桂南会战之后芦墟第一个像样的墟日。

十天前，日军近卫师团攻占宾阳，中国军队在昆仑关的血战刚刚收尾，镇内房屋在炮火中毁了大半，但墟场上的瓷碗已经重新摆开了。

这一天是寅日。

《宾阳县志》记芦墟的墟期为“寅、申、巳、亥日”，三天一墟，赶墟人数约两万余人，冬天更多。

寅日排在十二地支的第三位，每十二天轮转三次。

对四乡八里的人来讲，寅日就是寅日，不需要看日历。

天蒙蒙亮的时候，从吴村、老窑、林村、渌思那些山坳里出来的人，已经走在通往芦墟的土路上了。

他们的扁担两头挂着竹篾编的筒，一只筒装十只碗，一担就是十八到二十筒，将近两百只瓷碗压在肩上。

走十几里山路，中间不能歇太久。

瓷是脆的，磕一下就豁了口。

宾阳人烧瓷，这件事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

最初的窑架在架枧村，也就是后来叫碗窑村的地方，一个姓陆的人家建了第一口窑。

到清乾隆元年，余、陈、邓、李几姓迁入，窑口慢慢多了起来。

两百多年过去，芦圩镇以南十里的山坳里，北起吴村，南至老窑，东到渌旺，西及渌黄，东西八里、南北十里的范围内，散布着十四座以烧瓷为业的村庄：渌思、新塘、吴村、天塘、老窑、林村、渌旺、渌来、渌廖、渌韦、佛龙、渌黄、卡墨、渌丁。

这串村子藏在山岭间，地下的瓷土好，山上的松柴多，窑火从明末一直烧到民国。

那个蹲在墟场边沿的挑夫，他扁担里的碗大概率来自渌思。

1948年民国县志编纂时统计过，渌思的瓷器质量在十四村中排第一，老窑村则起源最早，最典型。

渌思的碗墩实，胎体厚，釉色偏青，泛着哑光。

碗底没有款识，就是寻常人家灶台上用的家什。

宾阳的瓷不是观赏器，它是日用器。

碗、盘、盏、碟、杯、壶，没有一样是为了摆在架子上看的。

它们要经得起磕碰，要经得起乡下灶台上常年累月的洗刷。

烧一窑碗不是容易的事。

山里的窑户多是半工半农，几家人合伙盘一口窑。

烧的是松柴，瓷坯装在泥制的匣钵里，一窑火要点上十几个时辰。

火候的把握全凭窑工的眼睛和经验。

一窑下来，损了三成是常事，有时候整窑都废了。

出窑的碗经过拣选，好的装筒，次的留在本地贱卖。

装好筒的碗要往芦墟送，靠的是挑夫的一双脚板。

山路不平，扁担在肩上一颤一颤地晃，两只竹筒跟着晃。

走到半路下雨，泥路滑，摔一跤，这一趟就算白干了。

工钱换不来几个铜子。

挑夫们算过账，从山坳挑到芦墟，一担赚不了多少，但家里等着米下锅，不挑不行。

墟场上的碗行是另一套算法。

芦墟当年有大小碗行数十家，是宾阳瓷器最大的集散地。

窑户本钱薄，烧一窑碗要买柴、雇工、备料，手头往往周转不开，就得向碗行借钱。

碗行老板借钱给窑户，嘴上说不收利息。

但还钱的时候，窑户得用瓷器抵。

市价一筒碗卖四十个铜元，抵债只算三十六个。

四个铜元的差价，就是碗行赚的利钱。

这套做法没有契约，没有担保，全凭一句口头承诺。

窑户下次烧出好碗，还是送到这家碗行来；碗行下次借钱，还是照旧不收明面上的利息。

信誉在扁担和碗之间流转，比铜钱更管用。

这种老式的信用关系，把山里窑火和墟场喧闹拴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

窑户离不开碗行的周转资金，碗行离不开窑户的货源。

双方的角力藏在人情里，谁也不说破。

偶尔有窑户欠了钱还不上，碗行也不上门逼债。

欠着就欠着，下一窑出了碗再抵。

但欠债的窑户从此在这家碗行面前矮了一头，开价的时候不好还嘴。

这套规矩没有人写在纸上，但每一个赶墟的人都懂。

碗行收了碗，往哪里去？

宾阳瓷器的销路不限于本地。

《广西省经济概况》记载，宾阳瓷器以省内左右江各县为主要市场，上林、迁江、都安、那马等县的商贩常在芦墟进货，间或销往云南、贵州。

上右江的船可以通到百色，从百色转陆路进贵州、云南。

芦墟本身不靠大江，但陆路往南宁、往百色的商道是通的。

瓷器从芦墟碗行过一手，装进竹筐，绑上骡马驮架，或者再雇挑夫，一程一程地往外走。

它换回洋纱、布匹、煤油、生盐，再回到芦墟的摊子上。

1933年的时候，广西省政府把团甲改成区乡，卢墟团改成大同区，卢墟设镇。

镇公所挂牌子的时候，一个叫伍良桥的乡绅把“卢墟”写成了“芦墟”。

有人问他为什么改，他说卢墟的人越来越多了，百家百姓，卢字上面加个草头更合适。

这个说法卢姓以外的人都愿意听，于是“卢墟”就变成了“芦墟”。

名字里的草头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草，但芦墟这块地方确实被草包围着。

四周的山坡上长着松树，山脚下是稻田和菜地，墟场本身是一片露天的平地。

赶墟的人从四面的路上来，带着自家的出产，摆在地上，等着买主。

1940年2月2日这天，昆仑关大捷的消息在墟场上流传。

1939年12月18日到1940年1月11日，中国军队在宾阳境内的昆仑关与日军打了将近一个月的仗，日军阵亡五千余人。

但日军随即调集重兵反扑，2月2日攻占了宾阳县城。

芦墟镇内房屋在炮火中炸毁严重，赶墟的百姓是在废墟之间的空地上摆的摊。

没人有心思庆祝什么，也没人有心思哀叹什么。

碗摆在地上，人蹲在摊后，该买的买，该卖的卖。

日子要过下去，碗要卖出去，米要买回来。

赶墟的百姓里，有人从渌思方向来，扁担还压在肩上。

有人从新桥方向来，箩筐里装着谷米。

有人从思陇方向来，背篓里放着竹木器。

芦墟墟场上的主要商品除了瓷器，还有谷、米、竹木器、棉纱、布匹、煤油、桐油、花生油、生盐，以及各种手工业品。

瓷器摊子集中在墟场的一片区域，地上铺着稻草，碗一只一只扣在稻草上，白的青的码成排。

卖瓷器的贩子蹲在摊后，不吆喝，也不急着招呼人。

他们的神情有一种老生意人的平静，等着赶墟的人自己走过来，蹲下，拿起一只碗翻过来看碗底，再放下，拿起另一只。

这些碗从渌思、老窑的山坳里出来，经过挑夫的扁担，经过碗行的账本，最终到了芦墟的墟场上。

它们接下来还要走更远的路。

买碗的人可能是上林来的小贩，也可能是都安来的行商。

他们买了碗，装进自己的箩筐，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去，再过一墟，这些碗就会出现在别的墟场上。

也可能就此留在某个村子的某户人家的灶台上，盛饭，盛粥，盛一切能盛的东西。

宾阳的瓷在民国时期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

1936年出版的《广西省经济概况》里写：“宾阳乃广西著名瓷器产区，宾阳瓷器在广西的声誉，正如景德镇瓷器之在江西。”

1942年的《广西年鉴》说得更直白：“本省瓷器，以宾阳为最著……其质之优，驾无锡、上海之上。”

这些评价是写给外头人看的，山坳里的窑户大概没听说过。

他们只知道碗烧出来了要挑到芦墟去卖，碗行收碗的价格压得低，但好歹能换回几个铜元。

1948年，宾阳的瓷器业已经发展到十六个行政村、四千人从事瓷陶业，瓷窑四十七条，陶窑十一条。

其中专门生产瓷器的有十个行政村，七百一十五户，产值折合一千万元法币。

这个数字放在广西全省的手工业里是头一份。

宾阳以制造各种手工业品闻名的村子还有十六个，方村织灯芯带，石坎村做纸扇纸被，罗村制笔，但瓷器是宾阳最大的一宗。

从芦墟墟场往南走十里，进入那些烧瓷的山坳。

路是土路，两边长着杂草和矮松。

走到渌思村口，能看到路边堆着的废瓷片，青的白的碎了一地，是历年拣选下来的次品。

窑户的院子不大，角落里码着松柴，屋檐下晾着刚拉好的坯。

窑是龙窑，顺着山坡的走势修上去，长的有十几丈。

烧窑的时候，窑工从下往上依次点火，火舌顺着窑膛往上走，松柴的油脂在火焰里滋滋响。

一窑烧完，打开窑门，热浪扑面，瓷碗一只一只从匣钵里取出来，还烫手，窑工戴着厚布手套一只一只翻看。

挑夫们在窑户的院子里等碗出窑。

碗拣好了，装进竹筒，一担一担挑起来，沿着来时的土路走回芦墟。

山路有坡，上坡的时候扁担压得深，下坡的时候扁担弹得高。

挑夫的步子有固定的节奏，不快不慢，一天走一个来回。

走到芦墟墟场边沿，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两只竹筒靠在地上，人蹲在旁边歇。

汗巾搭在脖颈上，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

碗行的人过来看货。

掀开竹筒的盖子，抽出一只碗，翻过来看碗底，用手指弹一下碗壁，听声音。

声音脆的说明烧得好，声音闷的说明火候不到。

谈价的时候，碗行的人报一个数，挑夫或者窑户摇头或者点头。

谈成了，碗过秤，装进碗行的库房，账记在本子上。

下一次窑户来借钱，这笔账就是底子。

这套流程从明末一直走到民国三十八年。

宾阳的窑火烧了两百多年，中间没有断过。

战乱的时候断过一阵，但窑冷了还能再烧。

日军的炮火炸塌了芦墟的房屋，炸不掉山里的窑。

窑户躲在山上，等仗打完了回来，把窑修一修，重新点火。

挑夫等路通了，重新把扁担搁到肩上。

碗行等墟场恢复了，重新在地上铺开稻草。

1940年2月2日芦墟墟场上的那个挑夫，歇够了，站起来，把扁担重新搁到肩上。

两只竹筒跟着离地，晃了两下，稳住了。

他往碗行那边走，步子不快，扁担在肩上一颤一颤的。

墟场上的人挨着人，扁担挨着箩筐，瓷器摊子上的碗在日光下泛着哑光。

远处有人在谈价钱，声音不大，混在人群的嘈杂里听不真切。

碗行的人掀开竹筒盖子的时候，挑夫把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等着对方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