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棋牌室里。
那天下午,我替我妈去给棋牌室送她蒸的南瓜饼。她在那间屋子里有个“牌搭子”,姓周,八十出头,耳不背眼不花,摸牌时手指往牌面上一搭,大拇指一搓,就知道是“五条”还是“七条”。我妈说,周阿姨的儿子在省城当处长,忙得一年到头回不来两趟,但逢年过节必寄东西,端午寄粽子,中秋寄月饼,过年寄海鲜,连重阳节都寄一盒菊花茶。
我放下饼子正要走,周阿姨叫住我:“小赵,帮我看看手机,这短信是不是骗子?”
我凑过去一看,是社保局发的养老金调整通知。我告诉她没问题,是真的。她点点头,把手机往兜里一揣,继续摸牌。旁边一个老爷子笑了:“周姐,你儿子那么有本事,你还盯着这几百块钱看?”
周阿姨没抬头:“我儿子是我儿子,我是我。再说了,人活着就得有个盼头。每个月涨那点钱,就是盼头。”
说这话的老爷子姓李,八十七了,退休前是某个单位的副职。牌桌上四个人,平均年龄八十三,三个是退休干部,一个是退休教师。他们不聊国家大事,不忆往昔峥嵘岁月,最多的话是“你这牌打臭了”“今天手气不行”和“几点了,该回家吃药了”。
我站在旁边看了会儿,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妈今年六十八,退休快十年了,去年刚做了心脏搭桥。她那些同龄的老姐妹,有的已经走不动路,有的三天两头跑医院,有的干脆就——不在了。可棋牌室里这几位,每天下午准时到,坐到五点散场,比上班还准点。周阿姨去年还自己去云南玩了半个月,李老爷子更绝,上个月刚去爬了香山,坐缆车上去自己走下来的,回来跟人显摆:“全程没用拐杖。”
这就怪了。
我回家路上一直在想,不是说现在的老人普遍身体不好吗?我身边四十多岁的同事,颈椎腰椎没一个好的,三高的、脂肪肝的、失眠的,比比皆是。怎么到了八九十岁这批人,反而一个个活得挺精神?
后来我开始留心这件事。
先是小区里一个叫老陈的。老陈七十六,退休前在区里某个局当副局长,糖尿病十几年了,每天自己打胰岛素。他老伴走得早,就一个女儿嫁到了外地,按说是孤独老人的典型。但老陈每天的生活比我还规律——早上六点半起床,走二十分钟去早市买菜,回来做饭吃饭,上午看报纸或者写毛笔字,中午睡一小时,下午三点去公园下棋,五点半回家做晚饭,晚上看新闻联播和电视剧,九点半上床。雷打不动。
有次我在楼下碰到他,随口问:“陈叔,您这一个人不闷吗?”
他说:“闷什么?我有糖尿病,每天起床先想今天吃什么打多少单位,然后去买菜、算着热量做、吃完测血糖、再琢磨晚上吃什么。光忙活这件事,一天就过去了。哪像你们年轻人,下了班不知道该干嘛,刷手机刷到半夜,那才叫闷。”
这话我当时觉得他在嘴硬。后来一想,不对,他说的是真的。
上个月,社区组织老年人体检,我去帮忙。报告出来以后,医生随口跟我说了一句:“你发现没有,来体检的这批八九十岁的老人,指标比六十多岁的还好。”
我问为什么。
医生说:“你看那些六七十的,刚退休没几年,突然没事干了,身体立马垮下来。要么天天躺着看电视,要么带孙子累得够呛,要么觉得自己老了什么也不干了。心理上先垮的。但你再看八九十这批,他们退休二三十年了,早就适应了‘不上班但得活着’这件事,而且——”
医生顿了顿:“而且能活到这个岁数的,大部分本来身体底子就好。那些底子不好的,早就被筛掉了。”
这话让我一下子想到一个词:幸存者偏差。
我回去查了查,还真是这么回事。我们觉得“老干部普遍长寿”,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活到八九十岁的那批人。那些没活到这个岁数的,根本就没机会被叫“老干部”。
就好比说,你去医院看病人,会觉得怎么这么多人生病。你去幼儿园看孩子,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小孩。你去老年活动中心看老人,当然觉得老人活得都挺久。那些没来的呢?那些走不动路的、卧床的、已经不在的呢?他们不在这间屋子里。
但问题没这么简单。
如果只是幸存者偏差,那所有活到八九十岁的人都该精神矍铄,可现实里很多普通老人活到八九十岁,也是一身病、一脸苦相。为什么偏偏这批退休干部,状态格外好?
我想起我爷爷。
我爷爷是工人,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六十岁退休,活到了八十九。最后那几年,他几乎不出门,每天坐在阳台上抽烟,谁跟他说话他都爱答不理。我妈说他年轻时脾气就倔,老了更倔。但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放学回来看到他在数钱。
他把存折打开,拿手指头一行一行地划,数完余额,再翻到另一页,继续数。我问他数什么,他说:“看看这个月的退休金到了没有。”
我说到了没。他说到了。
然后他就把存折合上,放到枕头底下,继续坐着。
我当时觉得特别无聊。现在想想,那可能是他一天里最重要的事。他退休以后,没人需要他了,没人问他意见了,没人跟他汇报工作了。他只剩一件事:确认自己还活着,并且每个月有笔钱证明这件事。
他数存折的动作,跟周阿姨看养老金短信、李老爷子爬山、老陈打胰岛素,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在找“我还得继续活着”的理由。
区别在于,我爷爷只找到了存折。而这些老干部,找的东西更多。
周阿姨的理由是儿子。虽然儿子不怎么回来,但寄东西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我是被需要的”。中秋节寄月饼,重阳节寄菊花茶,冬至寄饺子,这些节点让她的时间有了刻度。她不是在等月饼,她是在等一个个“被想起”的瞬间。
李老爷子爬山,爬的不是山,是“我还能自己走”的证据。他八十多了,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证明——证明自己没老到需要别人伺候。所以他不坐缆车,不拄拐杖,不下来以后不喘那口气都不算完。
老陈打胰岛素、做饭、下棋,是在用规律对抗孤独。一个人住,最怕的不是没人说话,是不知道几点该做什么。他把时间填满,每一格都有事干,日子才不空。
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他们还在“安排”自己的生活。
而很多普通老人,退休以后就进入了“被安排”的状态。被儿女安排带孙子,被医生安排吃药,被护工安排作息。一旦进入被安排的模式,人的精神气就散得特别快。
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和医疗保障不重要。
周阿姨的儿子每年给她安排一次全面体检,一万多块钱的那种。李老爷子心脏放了两个支架,都是进口的,自费的部分儿子全包了。老陈的胰岛素和血糖试纸,每个月医保报销完自己只掏几十块。
没有这些,他们可能早就倒下了。
但我见过反面例子。
我们单元楼六楼住着一个老太太,姓吴,八十一了,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儿子在本地开出租车,儿媳妇在超市当收银员。吴老太太也有医保,但她的医保是普通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低,很多药得自费。她也有慢性病,高血压、关节炎,但她不敢去大医院,就在社区诊所拿点药顶一顶。
我有时候在楼道碰到她,她扶着栏杆慢慢挪,走几步就喘。儿子晚上收车回来会给她带饭,但白天基本不在家。她一个人从早坐到晚,电视从早开到晚,她说开着电视有点声音,屋里不那么静。
吴老太太也活到了八十多,但她和棋牌室那几位老干部,活的是两种八十多。
所以那些老干部长寿的原因,真的不只是经济条件好、医疗有保障。
我后来在社区做志愿者,跟不同老人打交道多了,慢慢发现一件事:那些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活得还算有质量的老干部,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他们几乎都保留着某种“工作状态”。
周阿姨每天下午去棋牌室,雷打不动。刮风下雨都去,下雪天打着伞也去。她不是为了打牌赢钱,她是有一个“岗位”要上。那个牌桌就是她的办公室,牌友就是她的同事,每天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她在“上班”。
李老爷子更典型。他八十多了,还在给社区写黑板报。每个月出一期,内容是国家大事、社区通知、健康知识。他写黑板报的时候,先用铅笔打格子,一个字一个字用尺子量着写,写得工工整整。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较真,他说:“做事情就要有做事情的样子。”
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
“做事情就要有做事情的样子”——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做事的人”,就会不自觉地维持某种标准、某种体面、某种精气神。而一旦觉得自己“没事了”“退休了”“老了不中用了”,这套系统就崩溃了。
我爷爷没上过班的时候,就是在阳台上坐着。没人要求他“做事”,他自己也没觉得自己还在“做事”。他只是活着,等着每个月存折上多一行数字。
这就是差别。
老干部们之所以是老干部,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完整的、被社会认可的身份系统。退休以后,这个系统虽然不在了,但它留下的惯性还在。他们习惯性地维持着一个“干部”该有的样子——按时起床、穿戴整齐、关心时事、参与社区事务、说话有分寸、做事有章法。
这些东西,外人看着是“闲的”,但他们自己知道,这是“活着的骨架”。
没了这个骨架,人就是一摊肉,坐在哪里都塌。
我写这些,不是在比较谁高谁低。我只是在想,为什么有的人老了以后还能“站起来”,有的人就只能“坐下去”。
我后来跟我妈聊过这件事。我妈说:“你爷爷那辈人,吃了太多苦,老了以后就想歇着。你周阿姨李老爷子那辈人,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但他们又比工人多了点东西——他们年轻的时候管过人,定过事,说过一句算一句。退休了,没人听他们的了,但他们自己心里那根弦没断。”
我问我妈:“那你呢?”
我妈想了想说:“我属于中间那拨。退休金够花,身体还行,但让我天天去写黑板报,我干不来。我就打打牌、跳跳舞、给你做做饭。我只要你每个星期回来吃顿饭,我就有盼头。”
这话说得实在。
前阵子,棋牌室那间屋子要装修,说是要改成什么多功能活动室。周阿姨她们几个急得不行,找社区、找物业、打市长热线。最后社区答应给她们在隔壁地下室腾一间屋子,虽然条件差点,但总算有地方去。
搬进去那天,我去帮忙搬桌子。李老爷子站在新屋子里,四处看了看,说了一句话:“这屋子不行,光线不好,牌都看不清。”
周阿姨在旁边说:“行了行了,有个地方就不错了。”
李老爷子没接话,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把牌往桌上一倒,开始洗牌。手在牌上哗啦哗啦地搓,眼睛看着对面的空椅子,嘴里念叨了一句:“明天把那个日光灯管换了。”
那语气,跟他当年在单位安排下属干活一模一样。
我站在门口,突然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说不上来的东西堵在胸口。
这些人啊,真是到死都不会“退休”。
但也许,这就是他们能活到八九十岁的原因。
不是因为命好,也不是因为钱多。是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劲头:今天把灯管换了,明天牌就打得清楚;明天牌打好了,后天就还能来;后天还能来,日子就还得往下过。
而下去了,就活下去了。
我把南瓜饼放在新屋子那张旧桌子上,周阿姨喊我:“小赵,来,替你妈打两圈。”
我说我不会。
她说:“不会就学嘛,你妈当年也是从不会开始的。”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摸起一张牌,牌面凉凉的,有点滑。周阿姨看了我一眼,笑了:“你摸牌的样子,跟你妈一模一样。”
然后她转过头,对李老爷子说:“李哥,该你出了。”
李老爷子把牌从手里抽出来,啪地拍在桌上,声音脆响,像一句命令。
“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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