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车子已经在地下车库熄火半个小时了，仪表盘上的时间跳到了晚上十一点半，但我依然没有推开车门的勇气。车厢里弥漫着劣质香烟的刺鼻味道，我降下一点车窗，地下室阴冷的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一个害怕回家的人。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算是安稳踏实的标配：32岁，在一家私企做运营，月入八千，在这个新一线城市的边缘贷款买了一套两居室。最让亲戚朋友羡慕的是，我娶了一个在编的小学老师。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家里有个端铁饭碗的人，就像是给生活买了一份最高级别的保险。那时候，连我父母走路都觉得比别人轻快些。
可现在，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后视镜里自己疲惫不堪的脸，眼眶酸涩得发疼。如果没有这段婚姻，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那种被一点点抽干灵魂的绝望，究竟是什么滋味。
我和林娟是相亲认识的，三年前，我29岁，正处于被家里疯狂催婚的年纪。介绍人把她的条件一摆出来，我妈就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市区重点小学的在编语文老师，加上班主任的头衔，这在长辈眼里简直就是完美儿媳的代名词。
第一次见面，林娟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头发束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带着一种天然的威严和矜持。她不难看，甚至可以说气质很好，但那种让人不敢轻易亲近的距离感，从第一天起就存在。她问我的工作，问我的收入，听到我月薪八千时，她微微皱了皱眉，但也没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她愿意和我继续接触，是因为我脾气好，父母有退休金，而且我已经把房子的首付交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虽然不拔尖，但足够“省心”的选项。
恋爱期间，我们算是相敬如宾。她工作很忙，平时极少出来约会，偶尔周末吃个饭，她也总是在回工作消息。那时候我觉得，有事业心的女人挺好的，总比那些天天要人哄着陪着的小女孩要强。
我主动承担了接送、买单、甚至帮她跑腿送教案的活儿。她对我虽然不热络，但偶尔也会买条领带回馈我。我以为，成年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平平淡淡才是真。
结婚前，我对“老师”这个职业有着美好的滤镜，以为她会是一个温柔、耐心、知书达理的妻子，以后有了孩子，教育问题更是不用操心，但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林娟把她在学校里的那一套，完完整整地搬回了家。每天晚上六点半，只要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我这颗心就会本能地悬起来。她进门的第一件事，永远是长长地叹一口气，然后把包重重地扔在沙发上。接下来，就是长达几个小时的负能量输出。
学校的领导怎么官僚，同事怎么甩锅，班里的学生怎么冥顽不灵，家长怎么胡搅蛮缠。一开始，我总是耐着性子端茶倒水，坐在旁边轻声细语地开导她，试图帮她分析问题，或者干脆顺着她的话骂几句，好让她出出气。
但很快我就发现，她根本不需要我的开导，她只是需要一个情绪的垃圾桶。有一次，她抱怨一个家长半夜给她发微信质问作业的事，我随口说了一句：“这种不讲理的家长，你晾着他就行了，下班时间干嘛还回他？”
这句话就像是点燃了炸药桶，林娟猛地拔高了音量，指着我的鼻子冷笑：“你懂什么？你以为我的工作像你一样，每天在办公室里混吃等死就行了？我不回他，明天他就能去教育局投诉我！你一个月挣那八千块钱，连个房贷都还不利索，你有什么资格来教我怎么工作？”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尊心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滋味。我张了张嘴，看着她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在她的价值观里，她的在编身份是高尚的、复杂的、承载着社会责任的；而我的私企工作，是低级的、朝不保夕的、不值一提的。因为我挣得不多，所以我的安慰和建议，在她看来都是一种僭越。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闭嘴。她抱怨的时候，我就默默地去厨房洗碗，去阳台晾衣服。是的，家里的家务几乎全部是我在做。她的理由很充分：班主任太累了，每天在学校要说那么多话，站那么久，回家就想躺着。
我体谅她，我早上六点半起床熬粥煎蛋，七点把她叫醒；晚上下班顺路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变着花样给她做饭。周末的时候，她能在床上躺到中午，而我则要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去超市采购一周的日用品。
我月入八千，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不多，但我也每天在公司里像陀螺一样转，也要面对客户的刁难和老板的施压。可是回到家，我连一句“辛苦了”都听不到，只觉得自己像个倒贴钱的保姆。
林娟的父母都是体制内退休的，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在体制外打拼的人。逢年过节去岳父母家，简直就是一场对我个人的公开处刑。饭桌上，岳母总是会看似无意地提起谁家的女婿考上了公务员，谁家的老公在哪个局提拔了。
“小张啊，你们那个小破公司，现在效益怎么样啊？不会哪天突然倒闭了吧？”岳父喝了点酒，总是喜欢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问我。
“爸，我们公司刚拿了风投，目前挺稳定的。”我只能陪着笑脸解释。
“稳定什么呀稳定，”林娟在一旁不冷不热地插嘴，“三十好几的人了，还在做那些基础活儿。我早跟他说让他考个事业单位，哪怕工资少点，至少说出去好听，不用天天看人脸色，人家就是不听，觉得现在一个月八千多挺了不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