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女子今晨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36岁，令人惋惜

广州一女子今晨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36岁，令人惋惜

我叫林晓萍，今年三十六岁，出生在广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二十分，天还没亮，广州这座不夜城终于安静了下来，窗外只剩下零星的车声和远处珠江上货轮的汽笛。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是密密麻麻的针眼。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我能感觉到身体里那点最后的力气正在一点点流走，像沙子从指缝里漏出去，抓都抓不住。

我这一辈子啊，说起来简单得很，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要真说起来，又觉得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出生在荔湾区一条老巷子里，我爸在橡胶厂上班，我妈在街道的服装厂踩缝纫机。小时候家里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踏实。我爸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载我上学，我坐在后座上，两只手紧紧攥着他腰间的衣服，穿过一条又一条骑楼下的阴凉。我妈手巧，总能用厂里剩下的碎布头给我拼出好看的小裙子，邻居家的小孩都羡慕得不行。

我读书不算特别用功，成绩中不溜秋，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去了职校学会计。那时候觉得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时间慢慢来。职校毕业后，我在一家小公司做了几年出纳，工资不高，但够自己花，每个月还能存下一点。那时候我最喜欢周末约上几个姐妹去北京路逛，买杯珍珠奶茶能开心一整天。

二十二岁那年，我认识了我老公陈建国。他是别人介绍的，在白云区一家汽修厂做技工，人老实，话不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紧张得连茶都不敢喝，还是我主动给他倒的。我妈说他靠谱，我爸说他人看着踏实。我那时候也没什么大志向，觉得找个本分人过日子就行了。谈了一年多，我们结婚了。婚房是他爸妈留下来的老房子，在越秀区一栋八层楼高的老楼梯房里，没有电梯，六楼。两房一厅，不大，但收拾收拾也挺温馨的。

结婚第二年，我生下了女儿小满。小满生下来的时候六斤八两，哭声特别响亮，护士说她以后肯定是个大嗓门。我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心里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就是突然觉得，这辈子有了奔头。陈建国在产房外面等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他眼睛红红的，跟我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就去给孩子冲奶粉了。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那天我看他抱着小满的样子，就觉得这辈子跟着他值了。

小满慢慢长大，会笑了，会爬了，会叫妈妈了。我每天下班回来累得要死，一开门看见她摇摇晃晃地扑过来，所有的累都没了。可是日子这东西啊，它就是不会让你一直顺顺当当的。

小满三岁那年，我爸查出了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我妈那时候整个人都垮了，天天在医院守着，我下班就往医院跑。我爸瘦得脱了形，以前那个能扛着煤气罐上六楼的男人，最后连坐起来都费劲。他走的那天是冬天，广州难得下了一场小雨，天阴沉沉的。他拉着我的手，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就那么看着我，眼角有一滴泪。我知道他放心不下我妈，放心不下我。

我爸走后，我妈的身体也大不如前，高血压、糖尿病都来了。我把她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本来就不大的房子更挤了。陈建国嘴上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有点不情愿。他这人就是这样，心里有事不说，闷着，脸上能看出来。我夹在中间，两头为难，一边是我妈，一边是他，我只能尽量多做点，把家里收拾得利索点，做饭变着花样做，想着这样他能高兴点。

可是日子久了，矛盾还是出来了。我妈年纪大了，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她爱早起，五点多就醒了，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弄早饭，吵得陈建国睡不好。他上的是早班，六点半就要出门，本来就缺觉。为这事他跟我嘀咕过好几次，我跟我妈也说过，但她改不了，一辈子的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后来陈建国干脆就搬到客厅睡沙发了，说是不想被吵醒。我知道这不光是睡觉的事，他是不想跟我妈住一块了。

那段时间我真是觉得累，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带孩子做饭，还得在中间调和。有时候夜深人静了，我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哭完了洗把脸出来继续过日子。我不怪陈建国，也不怪我妈，我就怪自己没本事，买不起大房子，让一家人挤在一起受罪。

小满上小学那年，我妈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住院做手术花了不少钱。陈建国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我知道他压力大，汽修厂那几年生意不好，他工资降了不少。我那时候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一个月到手也就四千多，除去房贷、孩子的学费、家里的开销，根本存不下钱。我妈的医药费是我们俩凑的，他把存折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就这些了”，我接过来，心里又酸又涩。

我妈出院后行动不方便，需要人照顾，我跟陈建国商量请个保姆，他一听就急了，说哪来的钱请保姆。我说那怎么办，我总不能辞职吧。他说让你妈回老房子住，我们每天过去看看。我说那怎么行，她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他说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俩就这么僵住了。

后来还是我妈自己提出来要回老房子住，说不想拖累我们。我死活不同意，她就说我在这你们两口子天天吵架，我听着心里难受，还不如回去，你隔三差五来看看我就行。她态度很坚决，我犟不过她，只好把她送回去了。那天我帮她收拾东西，她坐在床边，低着头叠衣服，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驼下去的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忍着没让它掉下来。

我妈回去以后，家里确实消停了不少，陈建国的脸色也好看了。可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我总觉得对不起我妈，觉得是自己把她赶走的。我每天下班都去她那儿待一会儿，给她做顿饭，收拾收拾屋子，陪她说说话。她总说不用天天来，你也有自己的家要顾。我说没事，我乐意来。

小满上三年级的时候，陈建国的汽修厂倒闭了，他失业了。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蔫了，天天在家躺着，也不出门找工作。我催他，他就说急什么，这年头工作哪有那么好找。我下了班回来还得看他那张脸，心里憋屈得不行。可是我又不能说什么重话，他这人自尊心强，说重了他更受不了。

后来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开货车，跑长途，一走就是好几天。钱是比以前多了点，但人更不着家了。我一个人带着小满，上班、做饭、辅导作业、照顾我妈，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有时候晚上小满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想着别人家的日子是不是也这样，想着想着就觉得特别没意思。

可是日子再没意思，也得过下去。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本事，但有一点，我能扛。不管多难的事，扛一扛就过去了，这是我爸教我的。他在橡胶厂干了一辈子，再苦再累没跟我们抱怨过一句。我随他。

小满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跟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来参加家长会。我说怎么了，老师说必须家长来。她说爸爸从来不去，同学都以为我没有爸爸。我看着她那张小脸，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那天晚上我跟陈建国打电话，他在高速上跑车，信号断断续续的，我说了几句他就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挂了。后来家长会还是我去的，我请了半天假，老板脸色不太好，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天开完家长会，我在小满的课桌前站了很久。她的桌角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妈妈我爱你”。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她的笔迹。我把那张便利贴揭下来，小心地折好放进钱包里。那张纸后来一直在我钱包里，直到我最后住院的时候，还放在枕头底下。我走之前拿出来看了一眼，想着小满写这几个字时候的样子，想着她肉乎乎的小手，想着她叫我妈妈的声音。

小满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叛逆了。她学会了跟我顶嘴，我说一句她能回三句。有一次她考试没考好，我说了她几句，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饭也不吃。我站在门口，想敲门又不敢敲，想骂她又舍不得。陈建国跑车不在家，家里就我们俩，那种沉默让人难受。后来还是我先软下来，做了她爱吃的糖醋排骨，放在她门口。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端着盘子出来，低着头说了一句“妈，对不起”。我摸了摸她的头，什么话都没说，但心里的气早就消了。

那几年我身体开始不太对劲了。经常觉得累，怎么睡都睡不够，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低烧。我以为是太累了，没当回事。后来有一次在菜市场晕倒了，被邻居送到医院。陈建国那天正好在家，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医生做了检查，说是贫血，开了点药让我回去吃。我吃了药觉得好点了，就又接着过以前的日子。

又过了大半年，我开始觉得肚子疼，隐隐约约的，不是特别疼，但总是不得劲。我以为是胃病，去药店买了点胃药，吃了不管用。后来疼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晚上能疼醒。我跟陈建国说，他说你去医院看看呗。我说等忙完这阵子再说。那阵子小满正好要中考，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影响她。等小满考完试，我终于去了医院。

那天是陈建国陪我去的。做完检查，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家属也进来。我看着医生的表情，心里就咯噔一下。医生说了很多，什么晚期，什么扩散，什么保守治疗。我听得不太真切，只记得陈建国的脸色唰地白了。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俩站在医院门口，谁都没说话。雨声哗哗的，整个城市都模糊了。

那天晚上我跟陈建国坐在客厅里，小满在学校上晚自习没回来。我们俩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后来他开口了，声音有点哑，他说，治，砸锅卖铁也治。我笑了一下，说，怎么治，拿什么治。他不说话了。我们家的存款我清楚，满打满算不到五万块。我妈那边每个月还要吃药，小满马上要上高中，哪哪都是钱。

我没有选择化疗。医生说化疗可以延长几个月，但过程会很痛苦，而且我的情况已经不适合手术了。我想了想，决定不折腾了。陈建国不同意，说不能就这么放弃。我说与其把钱花在我身上，不如留给小满，她以后还要上大学。他说那你让我怎么办，看着你等死吗。我说人早晚都有这一天，早一点晚一点的事。

那段时间陈建国没再出车，天天在家陪着我。他学会了做饭，虽然做得不好吃，但我每次都吃完了。他学会了帮我按摩，因为我腰疼得厉害。他话还是不多，但我们之间好像又回到了刚结婚那会儿，那种不用说话也明白对方在想什么的感觉。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洗脚，低着头，我看见他头顶上多了好多白头发。我心里难受，就伸手摸了摸他的头。他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跟我说，你嫁给我这些年，没享过一天福。我说你别这么说，我跟你过日子，我心里愿意。

我走之前最后见的人是陈建国和小满。那天小满放学回来，我让她坐在我床边。她那时候已经知道我的病了，眼睛肿肿的，一看就是哭过。我拉着她的手，跟她说，妈妈要走了，你以后要听爸爸的话。她说妈妈你别说了。我说你听我说完，妈妈这辈子没什么本事，但妈妈最骄傲的事就是有了你。她哇的一声哭了，趴在我身上，哭得喘不上气。我摸着她的头发，心里疼得像刀割一样。我想看着她长大，想看她考上大学，想看她穿婚纱的样子，可是我等不到了。

陈建国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等我跟小满说完，他走过来，蹲在床边，跟我说，你放心，我会把小满带好。我说我知道，你一直是个靠谱的人。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粗，都是茧子，但很暖。他就那么握着，一直到护士进来让我休息。

我走的时候是凌晨，天还没亮。陈建国和小满都在，我妈也在。我妈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过来的，她哭得眼睛都肿了。我看着她，心里特别特别不舍。她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刚把我拉扯大，我又要走在她的前面。我想跟她说声对不起，可是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只能看着她，一直看着她，希望她能知道我心里有多舍不得她。

我走的时候，脑子里的画面像放电影一样。我看见我爸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载着我，穿过骑楼下的阴凉。我看见我妈在缝纫机前踩着踏板，碎布头在她手里变成好看的小裙子。我看见陈建国第一次跟我见面时紧张得不敢喝茶的样子。我看见小满刚生下来时皱巴巴的小脸，护士说她哭声大。我看见小满在便利贴上写的那句“妈妈我爱你”。我看见我们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六楼的老房子里，虽然小，虽然吵，但那是家。

我这一辈子啊，说起来真的简单得很。没去过什么大地方，没做过什么大事，就是上班下班，做饭带孩子，跟我妈一样，跟广州千千万万个普通女人一样。可是我就是舍不得，舍不得小满，舍不得陈建国，舍不得我妈，舍不得这条老街，舍不得早上巷口那家肠粉店的香味，舍不得夏天骑楼下吹来的那阵凉风。

我走的时候，眼角有一滴泪。就跟当年我爸走的时候一样。我想，人这辈子啊，不管活多久，总归是有遗憾的。可要是让我重新选一次，我还是选这么过。因为在这普普通通的日子里，我尝过被爱的滋味，也尝过爱人的滋味，这就够了。

我走之后，陈建国按我的意思，没办什么仪式，就是家里人在一起吃了顿饭。我妈把我以前住的那间房收拾出来，把我小时候的照片挂在墙上。小满考上了区里的重点高中，陈建国换了个不用跑长途的工作，每天能回家给小满做饭。他做的饭还是不太好吃，但小满每次都吃完了。

我的骨灰被撒进了珠江。陈建国带着小满和我妈去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洒在江面上，亮闪闪的。小满对着江面说了一句，妈妈，我会好好的。陈建国站在旁边，什么都没说，就那么站着。我妈坐在轮椅上，看着江面，哭了一阵，后来不哭了，说，走吧，回家。

日子还在继续过。广州的夏天还是很热，骑楼下还是吹着凉风，巷口那家肠粉店每天早上还是排着队。我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可我总觉得，它其实没有结束。它在小满每天早起背单词的晨光里，在陈建国炒菜时手忙脚乱的动作里，在我妈看着墙上照片时那一声轻轻的叹息里。

我这一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要是你问我后不后悔，我会说，不后悔。因为在这短短三十六年里，我当了三十六年的女儿，十四年的妻子，十二年的妈妈。每一个身份，我都认认真真地做了。虽然做得不够好，可我尽力了。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普通的广州女人的故事。没什么惊天动地，可也是热气腾腾地活过一场。

如果有来生，我还是愿意做广州人，还是愿意在骑楼下长大，还是愿意嫁给陈建国，还是愿意生下小满。只是在来生里，我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一点，能看着小满长大，能跟陈建国一起变老，能多陪我妈几年。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里，在这个天还没亮的凌晨，跟这一切说再见了。

再见了，广州。再见了，我的骑楼，我的珠江，我的肠粉店，我的老巷子。再见了，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建国，我的小满。

我这辈子，过得很满足。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