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是凌晨两点半，急诊科的走廊里只有日光灯发出微弱的电流声。我刚刚处理完一个黄体破裂的急诊，端起已经冷透的茶杯还没来得及喝一口，诊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紧接着，“咔哒”一声脆响，门被人在里面反锁了。
我心里当时猛地一沉，因为在医院干了十几年，夜班遇到反锁门的，要么是医闹，要么是精神受了刺激的患者。我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视线越过电脑屏幕，警惕地盯着门口。
进来的是两个年轻女孩。两人都戴着黑色的棒球帽，口罩拉得很高，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初秋的天气，她们却穿着宽大的冲锋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个子稍微高一点的女孩站在门边，手还死死捏着门把手，像是在站岗。另一个稍微矮一点的女孩则低着头，双手绞着衣角，身体在不受控制地发抖。
“你们这是干什么？医院有规定，诊室不能反锁。”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威严，同时手已经悄悄摸到了桌下的报警按钮。
高个子女孩赶紧转过身，快步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双手合十，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哀求：“医生，求求您，别开门。我们不想让外面的人听到，我们害怕。”
我借着灯光打量着她们。尽管遮掩得很严实，但那双露在口罩外面的眼睛，清澈、惊恐，还带着浓浓的学生气。冲锋衣的袖口露出一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带子，包上还挂着一个毛茸茸的星黛露挂件。
我的警惕心稍微放下了些，把手从报警按钮上移开，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别紧张，坐下说。我这里是急诊，大半夜的外面也没什么人，你们谁看病？”
矮个子女孩像是被抽干了力气，跌坐在椅子上。高个子女孩顺势站在她身后，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像是一把保护伞。
“是她看。”高个子女孩深吸了一口气，替同伴开了口，“医生，她……她怀孕了。我们想问问，现在还能不能吃药打掉？”
我叹了口气，打开电脑的接诊系统，问：“挂号了吗？身份证或者就诊卡给我看一下。”
矮个子女孩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身份证递给我。我看了一眼，19岁，大二的年纪。
“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自己用试纸测过还是在别的医院查过？”我一边录入信息一边按部就班地问。
女孩摇摇头，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砸在一次性蓝色的口罩上，晕开一片深色的水渍。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背后的高个子女孩急了，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B超单递给我：“医生，我们昨天下午在学校附近的小诊所做的B超。那里的医生说时间太长了，吃药不行，得做手术。我们害怕那地方不干净，就半夜偷偷跑来大医院了。”
我接过B超单，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孕囊已经很大了，胎芽胎心都有了，算下来差不多有十周了。
“确实不能药流了。”我把单子放下，看着眼前这个缩成一团的女孩，语气尽量放缓，“超过七周就不能吃药了，你这个已经快七十天了，只能做人工流产手术。小诊所的医生没说错，这种周数如果强行药流，极容易大出血，搞不好命都要搭进去。”
听到“人工流产手术”几个字，椅子上的女孩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全是绝望：“医生，做手术是不是很疼？会不会……会不会以后都生不了孩子了？”
“只要是正规医院，规范操作，一般不会影响以后的生育。但是无痛人流需要打麻药，会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你这个月份有点大了，对子宫内膜的损伤肯定比早期的要大一些。”我实话实说，这是作为医生的责任。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她们俩，问出了那个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问，却常常得不到好答案的问题：“你男朋友呢？这种事情，怎么就你们两个小姑娘半夜跑过来？”
女孩的头瞬间又低了下去，眼泪流得更凶了。
高个子女孩冷笑了一声，语气里满是压抑的愤怒：“别提那个渣男了！知道她怀孕后，刚开始还哄着说会负责，等知道做手术要花钱，还要签字，人就直接联系不上了。发微信不回，打电话关机。就是个缩头乌龟！”
我看着低头啜泣的女孩，心里五味杂陈。在这个诊室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男人们在享受欢愉时信誓旦旦，在面对后果时却往往脚底抹油。最后承担所有身体和心理创伤的，永远是这些涉世未深、傻乎乎的女孩子。
“家属知道吗？你才19岁，做这种手术，最好有大人陪同。”我试探性地问。
女孩拼命摇头，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一把抓住桌沿：“不行！医生，千万不能告诉我爸妈。我爸会打死我的，我在我们村里就没法做人了。求求您，我就当是自己生了一场病，我自己签字行不行？我满18岁了，我可以自己负责！”
她眼里的恐惧太真实了。那种对世俗偏见、对父母失望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手术本身的害怕。
按照规定，成年人确实可以自己签署手术同意书。我点点头：“你可以自己签。但是，无痛人流加上术前的一系列检查，大概需要两三千块钱。你们带够钱了吗？”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把诊室里的空气冻结了。
矮个子女孩愣住了，她慢慢松开抓着桌沿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旧手机，点开微信零钱看了看，又点开支付宝，声音细若蚊蝇：“我……我只有六百多。本来我想着，买点药吃，几百块钱就够了……”
她转过头，看着身后的闺蜜，眼神里满是愧疚和无助：“楠楠，对不起，我连累你了。要不……要不我不做了，我明天回老家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