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籍记录离奇真实事件，至今无确切解释

清明刚过，岭上的风还带着湿冷。

案山关的石拱门半掩在杂草里，门楣上青苔厚得发黑，门洞两侧的残墙断断续续，像一排松动的牙齿。

亭子还在，坐西北朝东南，宽不过六米，长不过七米，亭基的青石被千百年的脚步磨得光滑，墙体白砖间杂着裂痕。

一条青石板路从关下蜿蜒而来，石板缝里钻出细瘦的蕨草，路两侧是密密匝匝的灌木和高过人头的茅草。

翻过这道岭，北面是萍乡地界，南面是宜春，两边都是山，山与山之间只有这一条路。

那条路，走过挑夫，走过赶考的学子，走过逃难的流民。

也走过一个妇人，她走到了路的尽头，却没有再走下去。

那是五代年间的事，具体是哪一年，无人能说清。

只知道袁州萍乡有座高岭，岭北住着一户张姓人家，娶了岭南周家的女儿为妻。

张家的男人勤恳种田，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也不算太坏。

周氏嫁过来几年，生了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中。

按照当地的规矩，出嫁的女儿每年要回娘家住些日子，叫做“归宁”。

这一年的归宁季到了，周氏收拾了简单的行囊，抱着孩子，踏上了翻越山岭回娘家的路。

张家的男人不放心妻子独自走那段山路，便让弟弟一路护送。

弟弟年纪不大，是个老实后生。

他陪着嫂嫂翻过岭头，走到山岭中间时，周氏说累了，想坐下来歇歇。

弟弟便抱着孩子先走，想着把孩子送到周家再回来接嫂嫂也不迟。

他一路走到了周家，放下孩子，喝了口水，等了许久却不见嫂嫂进门。

他折返回去，沿着山路寻找，一路找到先前歇息的地方，没有人。

张家的男人闻讯赶来。

兄弟二人沿着山岭来回找了几遍，又跑到周家去问，依然不见周氏踪影。

最后，他们再次登上山岭，在一处丛林深处发现了周氏。

人已经死了。

头被人割走了。

尸体歪倒在灌木丛中，身上穿的衣服和鞋子也不见了，换了一身不属于她的旧衣裳。

张家男人当场瘫倒在地。

周家的人赶来后，周氏的父亲看了一眼尸体，又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小叔子，目光里全是怒火。

周家将张家弟弟扭送到了官府。

《疑狱集》记载了此案的原始经过，该案被归入“释冤”一类，由五代和凝、和㠓父子编入书中。

周家的控告理由是：弟弟对嫂嫂起了淫念，嫂嫂不从，他便杀了嫂嫂灭口。

控告的措辞是“疑弟欲淫之，不从，杀之以灭口”。

萍乡衙门接了案子。

主审的官员几乎没有犹豫便采信了周家的指控。

理由看起来也说得通——弟弟是唯一与周氏单独相处过的人，他抱着孩子先走，绕过了周氏遇害的地点，没有人证。

他说自己先到了周家，但谁能证明他在路上没有折返？

周氏的尸体被发现时衣衫换过，若非有人图谋不轨，何必换衣？

史书上没有记载堂上用了哪些刑具，只留下七个字的冰冷结论：“弟遂诬服。”

弟弟在严刑之下认了罪。

但案子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周氏的头颅不见了。

杀人要有凶器，要有尸体，还要有人头。

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官员必须找到凶器和人头来“申解”，也就是作为案件结案的关键物证呈报上级。

萍乡衙门勒令一个叫“都官”的人去寻找人头和凶器。

“都官”这个职务，在五代和宋初的司法体系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刑部下设都官司，掌“簿录配役官私奴婢”之事，但在地方司法实践中，都官往往承担勘验现场、收集物证的职责。

在萍乡这样的小县，都官实际上就是一个负责验尸取证的低级吏员。

这个都官在山岭的丛林里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周氏的头颅，也没有找到凶器。

衙门催得紧，都官急得团团转。

最终，他做了一个在古今司法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决定——

他挖开了别人的坟墓，从一具女尸身上取下了头颅，又随便找了一把刀，一并交了上去。

一个活人的冤案，就这样被一个死人的头颅“坐实”了。

张家弟弟被判处死刑。

《疑狱集》原文记：“都官解头与刃，将弟处苑。”

寥寥数语，一条人命。

如果没有后面的转机，这桩案件将永远沉入历史的泥沼，成为无数冤案中不起眼的一例。

但命运——或者说历史的偶然——在一年之后猛然翻出了底牌。

张家的邻居外出办事，路过建康，在城中一家旅邸投宿。

旅邸里人来人往，三教九流混杂。

邻居无意间扫了一眼大堂里的客人，目光停住了。

他看到了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的面容、身形、举止，和周氏一模一样。

邻居惊骇地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

他揉了揉眼睛，走近几步，那张脸不会有错——那是他认识多年的张家媳妇。

周氏也认出了他，同样惊愕不已。

两人相视良久，邻居终于开口，将张家的变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周氏听完，泣不成声，一字一句地讲出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那个早晨她坐在岭上歇息时，从山路上来了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

这人肩上挑着一副竹笼，笼子里盖着东西。

他走到周氏身边，四下张望，确认无人，突然拔出刀，逼住周氏，让她脱下衣服和鞋子。

大胡子从竹笼中拽出了另一名妇人，一个已经被他杀死的妇人。

他扒下周氏的衣服鞋袜，穿在了死者身上，又举起刀，一刀砍下了死者的头颅，将人头塞进竹笼。

然后把无头尸身推入丛林深处，将周氏强行塞进竹笼里，扛起来便走。

一路上，大胡子挑着竹笼翻山越岭，走了半个多月，最终到了建康，将周氏藏在了旅邸里。

周氏被他控制着，无法脱身，也无法传递消息。

直到邻居偶然出现。

大胡子此时恰好外出。

邻居当即与另一位同行的乡亲一起，将周氏保护起来。

等大胡子回到旅邸，两人合力将他扭住，送往官府。

大胡子在官府的审问下没有过多抵赖。

据《疑狱集》记载，他“即承伏无词”——完整地交代了作案经过。

案情报到了刑部。

刑部奏请取旨，最终判决：大胡子处死，抄没其家产赔偿张家弟弟；被冤判的张家弟弟得到平反，州、县相关吏员各处以黥刑，邑宰、郡司理、检覆官全部降职罢免；两名邻居因揭发真凶有功，给予奖赏。

周氏回到丈夫家中。

而那个盗墓取头的都官，同样被处以死刑。

案件至此全部了结。

但这桩案件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无法填补的空白。

先看它的出处。

《疑狱集》现存版本中，此案见于卷六，标注为明代张景所撰。

张景是在和凝、和㠓父子原书基础上增补的。

他的身份是嘉靖年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著有《补疑狱集》六卷。

此案的原始文本到底出自何书？

是否确有官方案牍作为依据？

还是张景根据某份笔记、某份判牍整理而成？

无从考证。

《疑狱集》全书共收录一百八十二则案例，所记皆“平反冤滥，抉摘奸慝”之事。

编书的目的不在记录历史，而在为司法官员提供参考——“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

书中的按语称“讷曰”者，不著其姓，说明部分案件经过了后人的评述加工。

这桩无头案的细节，也因此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

大胡子为何要杀另一名妇人？

那名被杀的妇人是谁？

他为何要千里迢迢带走周氏？

如果只是为了劫持妇女，他为何不直接杀死周氏而要用一个“替身”来制造假象？

答案在史料中完全空白。

大胡子“即承伏无词”四字，掩盖了太多关键信息。

这个故事的流传，更多依赖的是后世案例集的转抄。

南宋郑克编纂《折狱龟鉴》时，收录了《疑狱集》中的大量案例并逐条加以评述，但“袁州无头案”在现存版本中未见独立条目。

明代李天麟编《祥刑要览》收录此案，文字与张景版本基本一致。

清代金凤清增辑《疑狱集》时，又收入更多案例。

每一次转抄，文字都可能发生细微变化。

更令人困惑的是朝代问题。

案件原文没有标明具体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朝。

袁州萍乡在五代属南唐或后周？

在北宋属广南西路？

在南宋属江南西路？

张家弟弟被处死刑时，“都官”这个职务在宋代前期还只是寄禄官，无实际职掌，但在地方具体案件中，都官参与勘验工作并非不可能。

而“申刑部取旨”一语，在宋代司法程序中有明确对应，但五代乱世中刑部职能能否正常运转，亦是未知。

案件的每一个环节都看似合理，合在一起却构成了一个近乎不可思议的故事：一具无头女尸，一场严刑逼供的冤案，一个盗墓取证都官，一场离奇的旅邸重逢。

它像极了法律史上那些被反复传抄的“典型冤案”，因流传的需要而被赋予了清晰的因果链和道德教训。

但它也极可能是真的。

因为真实的历史从来不需要比虚构更合理。

翻回到案山关那条古道上，青石板间蕨草年年再生。

高寒亭的残墙上，白砖缝里嵌着不知哪个年代的钱币，那是路人祈愿留下的痕迹。

走过此亭的行人，有的去了远方，有的再没回来。

岭下那片丛林如今已是一片荒坡，坡上长满杂草和低矮的油茶。

春天开白花，秋天结红果。

风从岭北吹来，掠过亭子，擦过石拱门残存的棱角，向南面的山谷滑去。

一个妇人曾在岭上歇过脚。

一个后生曾抱着孩子从这里匆匆走过。

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曾挑着一副竹笼翻过这道岭。

竹笼里装过衣服、鞋袜、人头，和一个活着的女人。

那些痕迹都被风吹走了。

只有石板缝里的蕨草还在，一茬一茬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