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对毛文龙的高度评价

天启二年（1622年），明朝在皮岛设东江镇，升毛文龙为平辽副总兵。彼时孙承宗尚未督师辽东。天启四年（1624年），孙承宗在奏疏中以“孤剑临豺狼之穴”评价毛文龙，同一份奏疏里他又直言“边人之相蒙，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之”。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袁崇焕在双岛以尚方剑斩毛文龙于帐前。崇祯三年（1630年），孙承宗在《高阳集·诗卷之十》中留下一首《塞翁吟》，尾句“鸭江醅发，鹿岛苹开，谁是元功”，追念毛文龙。

把这些奏疏、公文、词作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读，孙承宗对毛文龙的评价呈现出“肯定其功、忧虑其弊、悲悯其结局”三层叠加的复杂面貌，而非简单的褒或贬。

东江镇建立与孙承宗上任

天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率兵两百攻破后金镇江。此后明朝在皮岛设置东江镇，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副总兵。天启二年（1622年），毛文龙正式进入皮岛，明朝开始向毛文龙颁发饷银，这一年可视作东江镇正式成立。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朝廷加封毛文龙为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

东江镇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价值。皮岛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位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之间，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毛文龙将皮岛作为根据地后，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上任后，他犒赏东江镇的毛文龙，让他四面防卫，并传令沈有容进据广鹿岛。在这一阶段，孙承宗对毛文龙的定位是“海外牵制”——让东江镇在敌后发挥作用，配合辽西走廊的正面防线。

评价毛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

孙承宗评价毛文龙为“英雄”的论断，见于《督师奏疏》卷之九《为海外之捷音可喜，师中之实计当详，恳乞圣明酌发，以重边防事》（转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这份奏疏写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十日毛文龙报捷之后，孙承宗在查验首级、犒赏将士的同时，对毛文龙评价为：

“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收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愞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

要理解这段话，得先看它的上下文。这份奏疏的开头，孙承宗详细记录了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的战果：“臣于正月初十日接得平辽总兵毛文龙具详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除二名已故不外解，见解二名俱系真正达虏。”这是袁崇焕亲验过的战果。孙承宗随即“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砲三爵”，用彩亭送赏，并特意让各赏夷部落观看，“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

正是在这个“人心殊觉感动”的背景下，孙承宗说出了“孤剑临豺狼之穴”这段评语。逐句拆开来看：

“孤剑临豺狼之穴”——毛文龙以孤军深入敌后，在豺狼之穴（后金腹地）开辟东江镇。一个“孤”字，点出了东江镇孤悬海外的现实处境。

“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东江镇孤悬海外，后勤补给极为困难，将士漂荡在风涛之中。

“力能结属国，收离人”——“属国”指朝鲜，“离人”指辽东沦陷区离散的百姓。毛文龙联络朝鲜，招纳辽民，组成军队。

“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一边屯田一边作战，多次挫败后金首领。

“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这句尤为关键。它表明毛文龙“牵其后、捣其巢”的作战思路，是遵从孙承宗本人的提议。换句话说，东江镇的敌后牵制战略，是孙承宗与毛文龙共同商定的，不是毛文龙自作主张。这为后文孙承宗肯定毛文龙“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埋下了伏笔。

“世人巽愞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那些在关内畏缩不前、不敢出关的将领，面对毛文龙的壮举，应该羞愧而死。

“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毛文龙的壮举，足以激发天下英雄的报国义胆；那些畏缩不前的将领，应该羞愧而死。

这段奏疏原文，是孙承宗对毛文龙“英雄”定性最直接的文字证据。它与他在《塞翁吟》词作中以“细柳豪雄”“谁是元功”评价毛文龙，口径一致。

毛文龙面临的困境

但同一份奏疏里，孙承宗紧接着话题转向毛文龙所请饷需，提出了明确的批评。这段话收录于《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一：

“而文龙所请之饷，尚未一有。夫边人之相蒙也，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应之，况予之以虚，何能以实应虚？即如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而亦喜乞饷，则信其非虚而亦难。此等举动，皆足以解天下之体，而无以鼓动英雄任事之心。盖鹘突作事，无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

这段话的关键信息有四层：

第一，“文龙所请之饷，尚未一有”——毛文龙请求的粮饷，至今一文未发。这是孙承宗为毛文龙抱不平的开场。

第二，“边人之相蒙也，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应之”——这是孙承宗对明末辽东方方面的总体判断：朝廷以“实”相求，边臣常以“虚”应付。毛文龙的报功，在这个“相蒙”的大环境里。似乎暗指毛文龙可能也有相蒙、虚应得可能。

第三，“即如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而亦喜乞饷，则信其非虚而亦难”——孙承宗点出朝廷对毛文龙的两难心态：看到报功就怀疑他造假，听到他乞饷又觉得他难以采信。

第四，“盖鹘突作事，无有了期”——孙承宗用“鹘突”（糊涂、马虎）来形容当时处理东江事务的状态。

紧接着，孙承宗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登莱方面对东江的策应不力：

“臣谓登莱防南岸不防北岸，东江作虚应不作实应，似密而疏，以省而费，如腠理有邪，按之不入，终不关痛痒，究竟疏且为漏，费且不赀。”

“似密而疏，以省而费”这八个字，是孙承宗对东江—登莱整个海上牵制体系弊病的精准概括：看起来严密实则疏松，看似节省实则浪费。他指出登莱只防南岸不防北岸，对东江的支援停留在“虚应”层面。这是对体制弊病的批评，但也间接说明：毛文龙“孤剑临豺狼之穴”的处境，既有其自身原因，也有登莱策应不力的体制原因。

同一份奏疏里既有“孤剑临豺狼之穴”的高度肯定，又有“边人之相蒙”的明确批评，还有“似密而疏，以省而费”的体制批判——这正是孙承宗评价毛文龙的基准面：他并不简单褒贬，而是把毛文龙的功与弊、把毛文龙个人的问题与时局的体制性问题，放在同一视野下审视。

东江镇的牵制作用

除了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首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虏贼四名”这一已被袁崇焕亲验的战果外，到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毛文龙还曾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这使努尔哈赤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东江军又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后金的都城沈阳周围都遭受东江军的威胁。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奏：“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这一评价与孙承宗“孤剑临豺狼之穴”的判断相互印证——东江军长期在后金后方给予袭扰和打击，让后金时常坐卧不安。这些都表明东江镇在敌后牵制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兵额与粮饷疑云

孙承宗对毛文龙态度的复杂性，在兵额与粮饷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具体。相关内容见于《崇祯长编》卷三十三“户部覆枢辅孙承宗酌议河东兵饷疏”：

“东江一旅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天启二三年尚少，天启四五六年银米岁各二十余万，惟天启七年银米俱三十余万，为数最多。迨我皇上两次遣官查核，东江兵始有二万八千之定额。臣部题覆按兵给饷，每兵月饷七钱米一斛，每岁共银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余两，本色米一十六万八千石。自崇祯元年十一月起奉钦依，两年所给不越此额。”（《崇祯长编》卷三十三）

把这几组数据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孙承宗的负面评价：

兵额：毛文龙自报十余万，核查定额二万八千，差距悬殊。

粮饷：天启七年（1627年）银米俱三十余万，崇祯元年（1628年）额定后每年银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余两、米十六万八千石。

“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糜”是虚耗，“几不可问”是几乎没法追究。

这些构成孙承宗“边人之相蒙，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应之”判断的事实支撑。他肯定毛文龙的牵制之功，但并不否认东江镇在兵额虚报、粮饷虚糜上的问题。

毛文龙之死与孙承宗的应对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末，袁崇焕自宁远出发，乘船抵达旅顺口双岛湾。六月初五，袁崇焕数毛文龙十二当斩之罪，取尚方剑斩毛文龙于帐前。

此时孙承宗的处境是，天启五年（1625年），因柳河之败遭弹劾，孙承宗求罢归，诏许之。此后他一直在家乡高阳闲居，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己巳之变后才重新被起用。也就是说，袁崇焕斩毛文龙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孙承宗并不在任上，也没有留下当时的官方奏疏表明态度。

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孙承宗上《河东饷疏》（见《崇祯长编》卷三十三），详细汇报东江镇斩帅之后的惨淡局面：

“去年袁崇焕经制其军，定二万八千员名，后又改为一万八千……今敷奏称在岛人民及老弱妇女尚两倍于此，则不下八九万人，而粮饷久已乏绝。即以兵言之，旅顺口、广鹿、长山、石城、獐子、皮、鹿诸岛，有自去年九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月缺米者，有自去年十一月缺米者。惟长山岛一营可支至今年二月耳……即减其兵而犹是民也，宁可坐视其死？……民命至重，乱不可长。”（《崇祯长编》卷三十三引孙承宗《河东饷疏》）

这份奏疏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将东江兵额从二万八千改为一万八千；各岛从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起陆续缺米；皮岛以外的各岛“远在二千里间”，屯种所得“腴者不过千石，瘠者不及数百石”。孙承宗在奏疏中质问：“杀之是杀我数万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数万仇雠也。”

这份奏疏的态度值得细读：孙承宗没有为袁崇焕的“专杀”辩护，也没有全盘否定整顿东江的必要，但他用“粮饷久已乏绝”“民命至重，乱不可长”这样的字眼，明确表达了对东江镇斩帅后局面的深切忧虑。他上疏请求朝廷“立敕登津诸臣，于去年未发之粮速为催儹，于今年应运之数速为派发”，否则“宜照军法究罪”。

孙承宗追念毛文龙《塞翁吟》

毛文龙死后，孙承宗在《高阳集·诗卷之十》中留下了一首《塞翁吟》。全文如下（据《高阳集·诗卷之十》原文）：

云叶才生雨，楼外铁马嘶风。报急水，小河东。飞一箭青骢。

倚天剑破长风浪，小结画影腾空。漫道是，长杨词赋，细柳豪雄。

匆匆。脱跳荡，惊帆辔满，走躞蹀、蟠花带松。

有渝海、堪凭洗恨，看今日、蹀血玄菟，痛饮黄龙。

鸭江醅发，鹿岛苹开，谁是元功。

《高阳集》刻本中“谁是元功”的“是”字原缺（作“谁□元功”），后世整理本据文意补“是”字。逐句解读如下：

“云叶才生雨，楼外铁马嘶风。报急水，小河东。飞一箭青骢。”

开篇写边报传来。“云叶才生雨”是景语，也是起兴——乌云初起，风雨将至，比喻辽东局势的危急。“楼外铁马嘶风”中“铁马”既指金属马饰在风中作响，也暗指战马。“报急水，小河东”指东江镇所在的鸭绿江以东地区传来紧急军报。“飞一箭青骢”写的是八百里加急的军报快马——毛文龙死于双岛之变的消息，就是这样传来的。这几句把时空定在“毛文龙死讯传到”的那个瞬间。

“倚天剑破长风浪，小结画影腾空。”

“倚天剑”出自李白《临江王节士歌》“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是抒发报国壮志的习用意象。这里用来形容毛文龙在海外持剑奋战、破风破浪的英姿。“小结画影腾空”写的是毛文龙军队的旌旗画影、腾空而起的气势。这两句是对毛文龙生前在敌后奋战英姿的正面描绘——孙承宗明确将毛文龙定位为持倚天剑、誓复辽东的英雄。

“漫道是，长杨词赋，细柳豪雄。”

“长杨”指汉武帝的长杨宫，司马相如曾作《长杨赋》；“细柳”指汉文帝时周亚夫屯军细柳，以治军严整著称。这句是拿毛文龙与历史上的名将作比——“细柳豪雄”直接把毛文龙比作周亚夫。周亚夫是西汉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但最终被汉景帝下狱，不食而死。孙承宗把毛文龙比作周亚夫，强调的是“功高遭忌、含冤而死”的悲剧性——这与他在《闻袁自如被逮》中把袁崇焕比作曾铣（嘉靖朝主张收复河套、被严嵩构陷而死的名将）的思路一致。

“匆匆。脱跳荡，惊帆辔满，走躞蹀、蟠花带松。”

“跳荡”是古代军中一种突击兵种，唐代军制中有“跳荡队”；“躞蹀”是小步疾走的样子；“蟠花带松”写的是衣带上的装饰在疾驰中松开。这几句写的是战阵中的动态——毛文龙的军队在敌后跳荡突击、惊帆满舵、疾驰如风的作战状态。这是对东江镇军事行动的具体刻画。

“有渝海、堪凭洗恨，看今日、蹀血玄菟，痛饮黄龙。”

“渝海”指黄海、渤海海域，东江镇孤悬于这一海域的岛屿之上；“玄菟”是汉代郡名，辖境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这里借指后金占领区；“痛饮黄龙”典出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这三句的意思是：在那黄海之上，毛文龙的军队可以洗雪辽东之恨；看今日的玄菟之地，鲜血染红了战场，将士们立志痛饮于黄龙府。这是对毛文龙“海外牵制、志在复辽”战略价值的肯定。

“鸭江醅发，鹿岛苹开，谁是元功。”

“鸭江”即鸭绿江，东江镇的主力活动区域；“醅发”指酒发酵，这里以“鸭江酒发”喻指东江将士的豪气与功绩；“鹿岛”是皮岛的附属岛屿；“苹开”写的是水鸟花草开放的景象，暗指毛文龙开创东江镇、在敌后站稳脚跟的功业。“谁是元功”——这四字是词眼，是一个反问：在辽东海外孤军奋战、开辟敌后根据地的第一功，究竟该归谁？答案不言自明：是毛文龙。

但这个反问的背后，是孙承宗的深沉不平——毛文龙开创东江、牵制后金多年，堪称“元功”，却落得被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于帐前的下场。孙承宗以“谁是元功”四字，既肯定了毛文龙的开拓之功，也以反问的语气，表达了对毛文龙“功高不赏、含冤而死”的鲜明同情。

这首词与天启四年（1624年）孙承宗奏疏中“孤剑临豺狼之穴”的评价一脉相承。从“孤剑”到“谁是元功”，孙承宗对毛文龙的定位始终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肯定其在敌后孤军奋战的“英雄”性质，二是对其“功高不赏”的结局表达不平。

孙承宗评价的三个层次

把天启四年（1624年）孙承宗奏疏原文、崇祯三年（1630年）《河东饷疏》、《塞翁吟》词作合起来看，孙承宗对毛文龙的评价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毛文龙“海外孤军开创东江”战略价值的肯定。天启四年（1624年）的奏疏原文“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与《塞翁吟》中“鸭江醅发，鹿岛苹开，谁是元功”的追认，口径一致。孙承宗承认东江镇在敌后牵制后金的战略作用，这一判断与袁崇焕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的奏言相互印证。

第二个层次，是对毛文龙自身弊端与体制弊病的认知与批评。这集中体现在天启四年（1624年）奏疏中“边人之相蒙，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应之”的概括，以及对“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的直言；同时也包括对登莱“似密而疏，以省而费”的体制批判。《崇祯长编》卷三十三户部覆孙承宗河东兵饷疏中“东江一旅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的定性，与孙承宗天启年间的判断互相印证。兵额从自报十余万核定为二万八千，粮饷从天启七年（1627年）银米俱三十余万到崇祯元年（1628年）按二十四万五千二百余两额度发放——这些量化数据，是孙承宗批评“虚应”“糜饷”的客观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孙承宗的批评不针对毛文龙个人，而是指向“边人之相蒙”的整个体制怪圈。

第三个层次，是对毛文龙“功高不赏、含冤而死”结局的鲜明不平。《塞翁吟》中“谁是元功”的反问，表达的是对毛文龙结局的深刻惋惜。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河东饷疏》中“粮饷久已乏绝”“民命至重，乱不可长”的痛切之语，则是孙承宗在实务层面对袁崇焕斩帅后东江残局的明确表态——他为毛文龙之死悲痛，也为整个复辽大局的崩坏而愤懑。

困局之中的双输

明末辽东的结构性困境，构成了孙承宗复杂评价的底色。东江镇孤悬海外，明廷每年拨饷银数十万两，毛文龙所部实际能战之兵与自报兵额之间的落差，使得“糜饷”的指控始终存在；而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承诺，需要削减辽饷开支来弥补每年一百二十万两的缺额，东江镇成了首选的裁削对象。袁崇焕选择用“专杀”的方式解决毛文龙问题，从整顿纪律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后果是东江镇迅速崩解，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率部降清，后金由此消除了后方牵制。孙承宗在《河东饷疏》中所担忧的“杀之是杀我数万赤子也；用之是益我数万仇雠也”，在斩帅后的数年里逐步应验。

从天启四年（1624年）“孤剑临豺狼之穴”的实务评价，到崇祯三年（1630年）《河东饷疏》中“粮饷久已乏绝”的痛切之语，再到《塞翁吟》中“谁是元功”的诗意追问，孙承宗承认毛文龙的牵制之功，也痛惜其难以节制的弊端；他为毛文龙之死悲痛，也为整个复辽大局的崩塌而愤懑。这种在“孤剑”与“元功”之间、在肯定与惋惜之间、在“岁糜公帑”的批评与“民命至重”的悲悯之间的审慎判断，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