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爷在澳洲开荒菜园，邻居投诉了五次，瓜果熟了竟然全来敲门

陈德厚把最后一根黄瓜摘下来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似的鼓着。南半球二月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皮晒脱一层，他脖子上搭着条已经看不出本色的毛巾，每摘一根就往脚边的蓝色塑料桶里码一根。桶是女儿家淘汰下来的洗衣液桶，剪了上半截，边缘用砂纸磨过，不剌手。

菜园子在院子最南边，紧挨着木栅栏。说是院子，其实也就是开发商留给住户的一块草皮，陈德厚来之前，那草长得比膝盖还高，里面藏着蜗牛、潮虫和不知名的澳洲小蜥蜴。女婿马克第一次带他看房时，指着这片草皮说：“爸，这块您随便弄，种点花花草草都行。”马克的中文带着福建口音的底子，又把“花花草草”说成“发发草草”，陈德厚当时没接话，心里却已经盘算好了——这地界朝北，日照足，不种菜可惜了。

从翻地开始，邻居就注意到了。

第一个来的是隔壁的意大利老太太，叫罗莎，八十多岁了，腰弯成一只虾米，每天上午十点准时推着助行器在两家共用的车道上走八个来回。陈德厚翻地那天，罗莎停下步子，隔着矮墙喊：“嗨！你在干什么？”陈德厚听不懂英文，只能咧着嘴笑，举起铁锹比划了一个挖的动作。罗莎摇摇头，用意大利语嘟囔了一句什么，走了。

第二天，罗莎带着她的儿子来了。儿子五十多岁，秃顶，肚子挺得老高，用标准的澳洲口音冲院子里喊：“Excuse me！我母亲说你在破坏草坪？这是Strata Title（分契产权），前院不能随便动！”

陈德厚正在给新翻的土掺鸡粪肥，那股味道顺着风飘过去，罗莎的儿子皱了皱鼻子，往后退了一步。陈德厚的女儿陈晓燕正好下班回来，车还没熄火就听见了这句，赶紧下来打圆场。

“斯蒂文，我爸就是想种点菜，不会影响结构的。”

“种菜？”斯蒂文眉毛挑起来，“这是住宅区，不是农场。而且他用的什么肥料？这味道会影响整条街的房价。”

陈晓燕把父亲拉进屋里，关上门才说：“爸，要不咱别种了？这边确实有规定……”

陈德厚坐在餐桌旁，两只手搁在膝盖上，那双手指节粗大，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他望着窗外自己刚翻好的两垄地，土块敲得细碎，垄沟笔直。“我在老家种了四十年地，”他说，“你妈走的那年，要不是还有那几亩菜园子，我撑不过来。”

陈晓燕不说话了。母亲是前年走的，胃癌，从发现到走不到三个月。那段时间她回国奔丧，看见父亲一个人蹲在菜园里薅草，薅着薅着眼泪就滴在土里，他也不擦，就那么让泪和泥混在一起。后来她办妥了澳洲的永居，把父亲接过来，以为是尽孝，可父亲来了半年，瘦了八斤。

“那咱们少种点，靠里面种，别用味道大的肥。”陈晓燕退了一步。

陈德厚没再吭声，算是默认。

第二次投诉是一个月后。菜苗刚出真叶，嫩生生的，陈德厚每天早晚浇水，还用竹竿搭了防虫网。这次来的是另一户邻居，一个三十多岁的澳洲女人，叫凯特，住在斜对面。她投诉的理由是用水。她说她看见陈德厚每天拿着水管浇水，澳洲限水令规定早上十点后不能浇花园。

“他不是浇花园，是浇菜。”陈晓燕解释。

“菜也是植物。”凯特抱着胳膊，她的两个孩子扒在身后看热闹，小的那个指着陈德厚喊：“Chinese man！Chinese man！”大的那个在笑。

陈德厚听懂了“Chinese man”，这个词他在超市、在车站、在公园听过太多次，每次都像一根细刺扎进皮肤里，不流血，但痒得难受。他转身进屋，把水管收了起来。那天傍晚，他用塑料桶一桶一桶从屋里卫生间接水，提到院子里浇。陈晓燕下班看见父亲一趟一趟地走，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弯，她站在门口，眼眶发酸。

第三次投诉是关于竹竿。陈德厚搭豆角架用了十几根竹竿，是他在邦宁寺（Bunnings）花几块钱买的一捆，比邻居家的晾衣杆矮了半截。但住在后面的那户人家说竹竿的影子投到他家泳池里了，影响他下午游泳的心情。

这次陈晓燕没让步，她查了市政厅的附例，竹竿高度完全合规。“爸，别管他。”她说。

可陈德厚还是把竹竿锯短了一截。他把锯下来的竹节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那是他从国内带来的茶叶盒，上面印着“西湖龙井”四个字。盒子里还装着几颗从老家菜园带的种子——上海青、鸡毛菜、二荆条辣椒。海关没查出来，他把种子缝在棉袄内兜里带进来的。

第四次投诉最严重。那天陈德厚在菜园里沤肥，用的是厨余垃圾加EM菌，装在带盖的塑料桶里。但澳洲二月热浪来袭，气温飙到四十二度，桶里的东西发酵太快，盖子被顶开了一条缝，味道顺着风飘到了隔壁街。有人打电话给市政厅，说闻到了“不明化学气味”。

市政厅来了人，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穿着制服，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她检查了菜园，拍了照，告诉陈晓燕：“厨余堆肥在住宅区需要距离物业边界至少一米，您的父亲把桶放在了离栅栏只有二十厘米的地方。这次是警告，下次要罚款。”

陈晓燕把那桶肥搬到后院角落，陈德厚坐在门槛上，看着自己菜园里已经爬藤的黄瓜、开花的番茄、结了幼果的辣椒，忽然说：“燕子，爸想回去了。”

陈晓燕蹲下来，握住父亲的手。那双手在抖，抖得很轻，像是菜园里被风吹动的豆角叶。“爸，再等等，”她说，“瓜快熟了。”

陈德厚没再提回去的事。但他开始把菜园四周用旧床单围起来，像一道软墙，把外面的视线、话语、规则都隔开。他在墙内继续浇水、施肥、捉虫，每天清晨五点起床，赶在太阳升起之前把活干完。邻居们渐渐看不见他在做什么，只看见那道旧床单墙在风里鼓起来，又凹下去。

黄瓜是第一个熟的。陈德厚摘了第一根，没舍得吃，用保鲜袋包好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又摘了两根，第三天摘了五根。他给女儿女婿留了一半，剩下一半码在厨房台面上，翠绿翠绿的，带着刺。

那天傍晚，有人敲门。陈晓燕打开门，外面站着凯特，就是那个投诉用水的澳洲女人。她怀里抱着一个玻璃罐，里面是自己做的果酱。

“我听说你父亲种的菜熟了，”凯特说，脸上有点不自然，“我用李子做的果酱，想换几根黄瓜。”

陈晓燕愣在那里。陈德厚从厨房走出来，看见凯特和他手里的果酱，又看见凯特身后探出两个小脑袋——那两个曾经喊他“Chinese man”的孩子。他转身回厨房，装了满满一袋黄瓜，又加了两把辣椒，递过去。

凯特接过袋子，说了句“谢谢”，声音很轻。她走的时候，小的那个孩子回头冲陈德厚挥了挥手。

第二天，罗莎来了。老太太推着助行器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银质的小勺子。她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文，对着陈德厚说了一串意大利语，然后把勺子塞进他手里。陈德厚不懂她在说什么，但他看懂了她指着菜园的手势，那意思是：我想尝尝。

他摘了一个番茄，用手擦了擦递给她。罗莎咬了一口，汁水从嘴角流下来，她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

然后是斯蒂文。他来得最晚，手里提着一瓶红酒。他站在门口，清了清嗓子：“我母亲让我来的。她说你种的番茄是她来澳洲之后吃到的最好的番茄。”他顿了顿，“我能买一点吗？我付钱。”

陈德厚摇摇头，让陈晓燕翻译：“不卖，可以送。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明年你们也得种。我教你们。”

斯蒂文愣了几秒，忽然笑了。他伸出手，陈德厚看了看那只手，又看了看自己满是泥土的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握上去。

那天晚上，陈晓燕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听见院子里有说话声。她探头去看，陈德厚正在菜园边跟斯蒂文比划着什么，罗莎坐在折叠椅上，凯特的两个孩子在追萤火虫。月亮升起来，照在那道旧床单围墙上，风吹过来，床单的一角被掀开了，露出里面的菜园——黄瓜架、番茄丛、辣椒秧，在月光下安安静静地站着，像一群不会说话的朋友。

陈晓燕想起母亲走的那天，父亲蹲在老家菜园里说的那句话：“人走了，地还在。”她当时不懂，现在有点懂了。土地不会投诉你，但你种下什么，它就长出什么。你种下隔阂，就长出墙；你种下分享，就长出果。

她转身回屋，拿起手机，在朋友圈里写下一行字：“我爸在澳洲开的荒，今天终于结果了。”配图是那张月光下的菜园，还有台面上排成一排的黄瓜，翠绿翠绿的，像一排小小的、带刺的月亮。

过了很久，陈德厚从院子里进来，看见女儿在玩手机，问：“写什么呢？”

“没什么。”陈晓燕放下手机，“爸，明年我跟你一起种。”

陈德厚点点头，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把那根第一次摘的黄瓜拿出来。黄瓜在冰箱里放了几天，有点蔫了，但刺还在。他把它切成三块，一块给女儿，一块留给还没回来的马克，一块自己慢慢嚼。

黄瓜很脆，很甜，是他熟悉的味道。那是老家菜园的味道，也是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传下来的味道。这味道穿过太平洋，穿过赤道，穿过了所有投诉和误解，终于落在一张澳洲的餐桌上。

窗外，罗莎的助行器在月光下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影子跨过矮墙，伸进陈德厚的菜园里，像一座细细的桥。

马克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他在建筑事务所加班，最近在赶一个商场的设计图。进门看见台面上留着一块黄瓜，用保鲜膜包着，旁边压了张纸条，是陈晓燕的字：爸种的，尝尝。

他拿起黄瓜咬了一口，站在厨房里嚼了半天。澳洲的黄瓜他吃过很多，超市里卖的粗壮笔直，皮厚得像塑料，咬下去咔嚓一声，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寡淡得像在吃水。可这根不一样，皮薄肉厚，咬开之后满嘴都是清甜的汁水，后味里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涩，是土地的味道，是太阳的味道，是某个老人蹲在地里一株一株伺弄出来的味道。

马克走到客厅，陈晓燕正窝在沙发上看手机。他挨着她坐下来，把剩下的半截黄瓜递到她嘴边。陈晓燕咬了一小口，眉头挑了一下。

“我爸种的东西确实好吃。”她说。

“比超市的好。”马克看着手里的黄瓜把儿，忽然说，“你知道我爸以前也种菜吗？在福建老家，种在屋顶上，用泡沫箱子。后来拆迁了，没屋顶了，他就天天去公园看别人下棋。”

陈晓燕没接话。马克的父亲去世三年了，走得突然，心梗，在公园看棋的时候往旁边一歪，人就没了。马克每次提起父亲都是三言两语，但陈晓燕知道，那道疤还在，只是不常揭开。

“你爸明天有空吗？”马克问。

“怎么了？”

“我想让他帮我做个东西。事务所楼下有个小院子，空着，我想搭个架子，种点藤蔓植物，遮遮西晒。但我不会弄，想问问你爸。”

陈晓燕看着他，马克的表情很平静，但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那是他紧张时的小动作。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用这种方式靠近陈德厚，靠近那个沉默寡言、整天蹲在菜地里的中国老人。岳父来了大半年，他们之间的对话加起来可能不到一百句，语言是一道坎，沉默是另一道。马克想翻过去。

“你自己跟他说。”陈晓燕说。

第二天是周六。陈德厚照例五点就起了，在院子里薅草。晨光里，他的背影像一棵扎根很深的老树，缓慢但稳当地移动着。马克七点多出来，端了两杯茶，走到菜园边，递了一杯过去。

陈德厚接过茶，看了他一眼。马克蹲下来，指着菜园里爬得最高的那根豆角藤，说：“这个，长得快。”

“嗯，豆角，爬藤。”陈德厚说，伸出两根手指，比了一个往上爬的动作。

马克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事务所楼下的小院子，水泥墙上贴着一排瓷砖，地上堆着几袋营养土，角落里有几根锈迹斑斑的铁管。

“爸，”马克叫了一声，发音不太标准，听起来像“巴”，但陈德厚听懂了，“我想弄这个，您能帮我吗？”

陈德厚把手机拿近，眯着眼看了半天。照片里那个小院子他记得，上个月陈晓燕带他去过，事务所在一栋老写字楼的底商，院子朝西，下午晒得厉害，水泥地反着白光，人站在那儿像站在蒸笼里。

“种什么？”陈德厚问。

马克没听懂。陈德厚指了指手机屏幕，又做了个挖土的动作。马克明白了，说：“都行，您决定。”

陈德厚想了想，伸出三根手指：“丝瓜，牵牛，茑萝。”

马克没听懂最后一个词，但看陈德厚笃定的表情，点了点头。

那天上午，陈德厚从自己的菜园里挖了十几棵丝瓜苗，又翻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是他从国内带来的花种子。盒盖上贴着标签，字迹已经模糊了，但依稀能认出“茑萝”两个字。他小心翼翼地倒出几粒黑色的种子，用纸巾包好，塞进上衣口袋。

他们开马克的车去事务所。陈德厚坐在副驾驶上，怀里抱着那十几棵丝瓜苗，像抱着什么易碎品。马克从后视镜里看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坐在父亲摩托车后座上的情景，父亲也是这样抱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从花鸟市场买来的金桔苗。那时候父亲说：“种下去，明年就能吃金桔了。”可第二年父亲就病了，金桔树没人浇水，枯死在阳台上。

车在事务所楼下停好，马克带着陈德厚穿过走廊，推开院子那扇铁门。下午两点，正是西晒最厉害的时候，水泥地白花花的，墙上的瓷砖烫手。陈德厚站在门口，四下看了看，然后走到墙角，蹲下来，用手掌按了按地面。

“烫。”他说，站起来，摇了摇头。

马克问：“怎么了？”

“根会死。”陈德厚说，然后指着院子东侧那面墙，“那边，早上有太阳，下午没有。种那边。”

马克想了想，东侧确实有一小片阴影，是隔壁楼投下来的。他点点头，和陈德厚一起把几袋营养土搬到东墙下，拆开袋子，倒进一个废弃的塑料槽里。陈德厚用手把土块捏碎，掺进去一些从家里带来的腐叶土，又浇了一遍透水。

“明天再种。”他说，“土要先喝饱水。”

马克说好。两个人蹲在那里，手上都是泥。过了一会儿，马克忽然说：“我爸以前也在阳台上种东西。”

陈德厚停下手里的活，看着他。

“种金桔，还有茉莉。”马克的声音很轻，“他走之后，我就再没养过植物。”

陈德厚听懂了大概，他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然后伸出手，在马克的肩膀上按了一下。那只手上还沾着泥，在马克的白色T恤上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土印。马克低头看了看那个手印，忽然笑了。

那天傍晚回到家，陈晓燕正坐在餐桌前对着一堆文件发愁。她在一家华人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最近是报税季，每天加班到半夜。看见父亲和马克一起进门，两个人的裤腿上都是泥，马克的T恤上还有一个小手印，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们爷俩干什么去了？”

“种地。”马克说，走过去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留下一个带着泥土味的吻。

陈晓燕皱眉：“你身上什么味？”

“你爸的土。”马克笑着进了浴室。

陈德厚把剩下的丝瓜苗放在院子里，浇了水，然后坐在门槛上，看着菜园。那道旧床单围墙在晚风里微微鼓动着，像某种活物。他忽然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香椿树，是他父亲种的，他小时候每年春天都爬上树摘嫩芽，母亲在树下喊小心点。后来他当了父亲，带着陈晓燕回老家，也让她爬那棵树。再后来树太老了，有一年台风，劈了一半，剩下的半截还活着，每年春天照常发芽。他出国前最后去看了一眼，树还在，只是他够不着了。

电话响了，是国内的号。他掏出手机，屏幕上显示“弟弟”。接起来，那头是他二弟的声音，带着老家的口音，说：“哥，你那边几点了？天冷还是热？”

“热。”陈德厚说，“大夏天。”

“哦，那好。我这边刚开春，地里刚下种。你那边地咋样？”

陈德厚沉默了几秒。他看着菜园里爬满架的黄瓜藤、正在转红的番茄、开着小黄花的辣椒，说：“种着呢。”

“种啥了？”

“黄瓜、番茄、辣椒、豆角，还有几棵丝瓜。”

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哥，你行啊。在澳洲也能种上。”

“土不一样，要调理。”

“那肯定。对了，你上次问的那个事，我去村委会问了，咱爹那几亩地的承包权，可以转给你名下，只要你每年回来签个字就行。”

陈德厚握着手机，看着院子里的菜地，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几亩地在老家村东头，靠河，土肥，种什么长什么。他年轻时候在那里种过麦子、玉米、花生，也种过菜。后来进城了，地给弟弟种，弟弟种不动了，又想租出去。他一直没松口，说不清为什么，只是觉得那地不能丢。

“哥？”

“再说吧。”陈德厚说，“你看着办。”

挂了电话，他坐在门槛上没动。天渐渐暗下来，蚊子开始嗡嗡地飞。陈晓燕从屋里出来，拿着一盘蚊香，放在他脚边，挨着他坐下来。

“谁的电话？”

“你二叔。”

“说什么了？”

陈德厚没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他想把老家的地租出去。”

陈晓燕看着他。父亲的侧脸在暮色里显得很硬，颧骨高，下颌线像刀削的。她知道那几亩地对他意味着什么，那是爷爷奶奶留下的，是父亲和母亲一起种过的，是她童年夏天回去时在田埂上疯跑的地方。母亲走后，那片地成了父亲唯一的牵挂，每年清明他都要回去，不光是上坟，还要去地里站一会儿。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站着，看麦子或者玉米在风里摇。

“租就租吧，”陈晓燕说，“你在这边也种得挺好。”

陈德厚摇摇头：“不一样。那是咱家的地。你爷爷埋在那儿，你妈也埋在那儿。”

陈晓燕不说话了。母亲葬在老家村后的山坡上，和爷爷奶奶挨着。她每年清明都回去，站在坟前烧纸，火苗舔着纸钱的时候，她总觉得母亲在身后看着她。父亲更是，每次上完坟都不急着走，蹲在坟前一根一根拔草，拔完了就坐着，有时候坐一两个小时。

“等我死了，”陈德厚忽然说，“也把我送回去。”

“爸！”陈晓燕的声音一下子紧了。

“我说真的。”陈德厚看着菜园，黄瓜叶在晚风里翻动，露出背面的银灰色，“你妈一个人在那儿，太冷清。”

陈晓燕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轻轻抖着。陈德厚伸出手，在女儿背上拍了拍，就像下午拍马克那样，带着泥土的手掌按在她的肩胛骨上。

“行了，”他说，“菜该浇水了。”

他站起来，拿起水管，走到菜园边。水从管口流出来，落在黄瓜根部，渗进土里。他站了很久，直到那片土完全湿润了，才关上水，把管子卷好，挂在墙上的挂钩上。

那天夜里，陈晓燕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马克已经睡了，呼吸均匀，一只手搭在她腰上。她轻轻把那只手挪开，起身走到窗前。院子里的菜园在月光下像一张深色的剪影，看不清细节，但那些挺拔的茎秆、层层叠叠的叶片，都还在。她想起小时候，父亲在老家菜园里种的那排向日葵，每年夏天都长得比院墙还高，她放学回来远远就能看见，金灿灿的花盘像一张张笑脸。有一年台风，向日葵全倒了，她站在地头哭，父亲蹲下来，把倒伏的茎扶起来，用竹竿绑好。他说：“没事，根还在，明天太阳出来它就接着长。”

第二天是周日。陈晓燕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不加班。她给父亲做了早饭，红薯稀饭配咸鸭蛋，鸭蛋是从华人超市买的，切开之后蛋黄流着红油。陈德厚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看窗外，凯特正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在门口玩滑板车。

“爸，要不咱们今天去趟海边？”陈晓燕说，“马克说这边有个海滩可以钓鱼。”

陈德厚想了想，点点头。

马克开车，沿着海岸线往南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一个叫莫宁顿半岛的地方。车停在山坡上，往下走是一片长长的沙滩，海水是深蓝色的，浪不大，几个鬼佬在钓鱼，鱼竿插在沙子里，人坐在马扎上喝啤酒。

马克从后备箱里拿出两把折叠椅，又拿出新买的鱼竿。陈德厚找了个背风的位置，把鱼线甩出去，然后坐下来，看着海。陈晓燕坐在他旁边，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没怎么看，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父亲。

“爸，你以后想干什么？”她忽然问。

陈德厚盯着海面，过了很久才说：“想种地。”

“现在不是种着吗？”

“那不算。”陈德厚摇摇头，“就一亩三分地，种点自己吃的。我说的是大田，种粮食，种蔬菜，卖到市场上去。”

陈晓燕看着他，忽然意识到父亲来澳洲大半年了，她从来没问过他真正想干什么。她只是觉得把他接过来、让他住下来、吃好喝好，就是孝顺。可父亲不是需要被照顾的老人，他才六十出头，身体硬朗，还能种地、能干活。她把他从土地里拔出来，移栽到一块陌生的土壤里，却忘了问他愿不愿意。

“那你想不想在澳洲种地？”她问，“大田那种。”

陈德厚转过头来看她，目光里有意外，也有一丝她看不清楚的东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人家让吗？”

“有农场，可以租。墨尔本周边有很多华人农场，我去打听过。”

陈德厚没说话，但他把鱼竿往回收了收，坐直了身子。

那天下午，他们钓上来三条鱼，两条是马克钓的，一条是陈德厚钓的。那条鱼不大，银灰色，陈德厚不认识品种，但马克说叫鲷鱼，清蒸好吃。回到家，陈德厚把鱼收拾了，姜丝、葱段、料酒，上锅蒸了八分钟，浇上热油，端上桌。马克吃了一口，闭着眼摇头，说比福建老家的鱼还鲜。

晚上，陈晓燕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搜到一家叫“阳光农场”的地方，在墨尔本西边，专门租给华人种菜，按亩收年费，水电网齐全。她记下地址和电话，又看了看照片，照片里是一大片黑土，垄沟笔直，远处有几座温室大棚，再远处是几头羊在吃草。

她把网页截了图，发给陈德厚。过了一会儿，陈德厚从自己房间出来，手里拿着手机，指着截图问她：“这个，多少钱？”

“一年三千澳元，一亩地。”

陈德厚在心里换算成人民币，一万多。他皱了皱眉。

“贵。”

“我出。”陈晓燕说。

陈德厚看着她：“你挣多少钱？还要还房贷。”

“爸，”陈晓燕合上电脑，认真地看着他，“你种菜的时候开心，这就值了。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陈德厚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手机。他低头看了看屏幕上的那片黑土地，又抬头看了看窗外自己那个小菜园。黄瓜架上的叶子在灯光里泛着暗绿的光，几根新结的黄瓜纽垂下来，带着细密的小刺。他忽然想起母亲，他的母亲，陈晓燕的奶奶，一个裹小脚的老太太，在老家院子里种了一辈子菜。她说过一句话，陈德厚一直记着：“人勤地不懒。”她大字不识一个，却把四个孩子都供出了农村。她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地里什么都没有，但她在灶台边留了一篮晒干的豆角，用旧报纸包着，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给老三种。

老三是陈德厚。

“行。”陈德厚说，“我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陈晓燕请了半天假，开车带陈德厚去了阳光农场。农场主是一个中年男人，姓吴，福建人，来澳洲二十年了，一口浓重的闽南腔普通话。他带着他们在农场里转了一圈，看了土、看了水、看了已经有人在种的几块地。有一块地的豆角长得特别好，藤蔓爬满了架子，结的豆角又长又直。种地的是一个老太太，上海人，七十岁了，穿着花布衫，戴着草帽，正蹲在地里摘豆角。

陈德厚走过去，蹲下来，用手指抠了抠土。土是黑褐色的，松软，带着蚯蚓爬过的痕迹。他捏了一小撮放在鼻子下面闻，然后对陈晓燕说：“好土。”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刚来的？”

“嗯，来看看。”

“想种什么？”

“还没想好。”

老太太摘了一根豆角递给他：“尝尝，不用洗。”

陈德厚掰开豆角，里面是嫩绿色的豆粒，咬了一口，脆生生的，带着一点甜。他点点头。

“你要是来种，咱们就是邻居了。”老太太说，指了指旁边那块空地，“那块空着，去年那个人回国了，地荒着，怪可惜的。”

陈德厚看着那块空地。大约一亩，长方形，地势平坦，东边有一排杨树挡着风，西边是一条水渠，渠里的水清亮亮的，能看到底下的石头。他站在那里，没说话，但陈晓燕看见他的肩膀松下来了，整个人像卸下了什么看不见的重量。

回去的路上，陈德厚一直看着窗外。车经过一片牧场，几头牛在慢悠悠地吃草，再远处是连绵的丘陵，丘陵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桉树，树冠巨大，在风里摇晃。

“租。”陈德厚忽然说。

陈晓燕差点踩了刹车：“什么？”

“那块地，租。”

陈晓燕看了他一眼，笑了。她从后视镜里看到父亲也笑了，嘴角微微翘着，眼睛眯起来，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他菜园里被太阳晒暖的土垄。

当天晚上，陈晓燕给吴老板打了电话，敲定了那块地。陈德厚坐在旁边，听着女儿用流利的英文夹杂着闽南腔的普通话跟对方讨价还价，最后谈妥一年两千八，先付一半。挂了电话，陈晓燕冲他比了个OK的手势。

陈德厚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翻冰箱。他找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从老家带来的种子——上海青、鸡毛菜、二荆条、香菜、茴香，还有一小包南瓜籽，是他从老家菜园那个最大的南瓜里留的。他把种子一袋一袋摆在餐桌上，数了数，有十几种。陈晓燕走过来，看着那些种子，有些已经有点发霉了，但父亲还是像宝贝一样收着。

“这些还能种吗？”她问。

“能。”陈德厚说，“种子比人皮实。”

三天后，陈德厚正式去阳光农场种地。马克特意调了班，开车送他去。后备箱里装着新买的锄头、耙子、水桶、肥料，还有陈德厚自己做的几个育苗盘——用鸡蛋盒剪的，每个格子里填上土，撒了种子，浇了水，等着发芽。

到了农场，吴老板带着他们认了地，又指了指水渠边的一个水龙头，说水随便用，电也随便用。陈德厚把东西卸下来，站在地头，脱了外套，露出里面那件穿了十几年的蓝布褂子，袖子一挽，开始翻地。

马克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也拿起锄头，跟着一起翻。他翻得笨拙，锄头总是歪，土块翻得不匀。陈德厚看了他一眼，走过去，抓住他的手，纠正了握锄的姿势，又在自己手上比划了一下力度。

“腰使劲，不是胳膊。”陈德厚说。

马克试了试，果然省力多了。他冲陈德厚点点头，咧着嘴笑。

他们翻了一上午，翻了不到半亩。陈德厚说不用全翻，先种一半，剩下的慢慢来。他在地头划了一条线，把地分成两半，一半种叶菜，一半种瓜果。叶菜这边撒了上海青和鸡毛菜的种子，覆上一层薄土，浇透水。瓜果那边挖了坑，每个坑里放三粒南瓜籽，覆土，浇水。

马克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了朋友圈，配文：和岳父种地，第一天。

下面很快有人评论，是他福建老家的堂弟：“你岳父是行家啊，那垄沟打得比咱爸当年还直。”

马克把评论念给陈德厚听，陈德厚没说什么，但嘴角又翘起来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陈德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躺在沙发上不想动。陈晓燕给他热了一碗汤，端过来，坐在他旁边。他接过汤喝了一口，忽然说：“燕子，你妈要是还在，肯定高兴。”

陈晓燕鼻子一酸，忍住了。

“她以前老说我种地没出息，”陈德厚看着天花板，慢慢地说，“说人家都进城挣钱，就我守着那几亩地。可她就爱吃我种的菜，说我种的番茄有番茄味。”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口汤。

“她走那天，我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一包种子，用红纸包着，是她的字，写着‘明年种’。我打开一看，是几粒小番茄的种子。她住院之前买的，还没来得及种。”

陈晓燕低下头，眼泪落在手背上。她记得母亲住院那段日子，父亲白天在医院陪床，晚上回老家菜园里浇水。他每天往返两个多小时，只为那片菜地不荒。母亲走的时候，番茄刚好红了，父亲摘了一篮子，放在灵前，说：“你爱吃的，今年特别甜。”

“那包种子，我带来了。”陈德厚说，“明年种下去。”

他把碗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月光下，那个小菜园安安静静的，黄瓜藤上又开了几朵新花。他蹲下来，看了看那几朵花，然后站起来，回屋睡觉。

他睡得很沉，没有做梦。

日子一天天过去。菜园里的黄瓜收了十几茬，番茄红透了，辣椒从绿变紫再变红，豆角摘了又长，长了又摘。陈德厚每天五点起床，先去小菜园浇水，然后坐公交车去农场，在地里干到中午，回来吃饭，午休，下午再去农场，干到天黑。他晒黑了，胳膊上的皮肤粗糙得像树皮，但精神好了，走路带风，说话声音也大了。

陈晓燕发现父亲开始有朋友了。农场里那个上海老太太叫周玲，两人经常一起干活，你帮我浇地，我帮你搭架。周玲的孙子在墨尔本上大学，周末来看奶奶，带一盒点心，也分给陈德厚一半。吴老板有时候请他们吃饭，在农场边的棚子里，几个种地的人围着一张圆桌，吃自己种的菜，喝点啤酒，用各种方言聊着各自的人生。

有一次陈晓燕去农场看父亲，看见他正跟周玲蹲在地里摘豆角，两个人有说有笑。她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父亲变年轻了，那种年轻不是外貌上的，而是一种从里面透出来的东西，像一颗干瘪的种子泡了水，慢慢鼓起来，露出里面嫩绿的芽。

那天晚上回家，陈晓燕跟马克说：“我爸好像在这儿找到根了。”

马克说：“他本来就有根。你把他拔出来，他还能重新长。这是他的本事。”

陈晓燕看着他，马克最近也变了，他每周都跟陈德厚去农场，晒黑了，胳膊上有了肌肉线条，晚饭能吃两碗米饭。他开始学中文，每天跟陈德厚学五个词，用手机录下来，反复听。有一天他忽然用中文说了一句完整的句子：“爸，今天的豆角老了，明天摘。”

陈德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

四月底，墨尔本入秋了。农场里的南瓜熟了，大的有十几斤重，金黄色的皮，硬邦邦的，敲上去砰砰响。陈德厚摘了第一个南瓜，抱回家，放在餐桌上。陈晓燕下班看见，说这么大怎么吃。陈德厚说，送人。

他把南瓜切成块，一家一家送。给罗莎送了一块，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了一串意大利语，他听不懂，但看见她眼睛里有光。给凯特送了一块，凯特回赠了一瓶她自己做的李子酒。给斯蒂文送了一块，斯蒂文第二天送来了一个工具箱，说上次看见陈德厚修篱笆，工具不够用。

最后一块，陈德厚留给了自己。他蒸了一锅南瓜，端到院子里，坐在门槛上吃。南瓜很甜，很糯，是他记忆里的味道。他一边吃一边看菜园，那道旧床单围墙已经拆掉了，因为邻居们不再投诉了。凯特的两个孩子有时候跑过来看菜，陈德厚会摘两根黄瓜给他们，一人一根。罗莎每天上午十点还是推着助行器走八个来回，走到陈德厚家门口会停下来，用意大利语说一句什么，陈德厚就摘一个番茄给她。

斯蒂文上周来敲门，说想在自家前院也种点菜，问陈德厚能不能教他。陈德厚说行，但要先翻地。斯蒂文第二天就买了锄头，在自家前院挖了起来。罗莎坐在椅子上看儿子挖地，笑得合不拢嘴。

那天晚上，陈德厚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从杨树后面升起来。他想起老家的月亮，也是这样的，又大又圆，挂在树梢上，照着他的菜地。他忽然想，明年清明回去上坟的时候，要告诉母亲，他在澳洲也种上地了，土很好，水也足，菜长得壮。还要告诉她，燕子找了个好女婿，马克跟他学种地，学得认真。还要告诉她，他在这边有朋友了，上海的、福建的、意大利的、澳洲的，都吃他种的菜。

他站起来，走到菜园边，蹲下来，摸了摸那几棵茑萝。茑萝已经爬藤了，细细的藤蔓缠绕在竹竿上，开出了几朵小红花，五角星形的，像一颗颗小小的红五星。这是他从国内带来的种子，第一年种，居然活了。

他想起那个铁皮盒子，里面还有几粒茑萝种子。明年多种点，种在农场的地头，让它们爬满篱笆，开一片红五星。

他站起来，回屋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农场的上海青该收了，周玲说要腌咸菜，问他借点盐。他答应了，盐在厨房柜子里，明天记得带上。

躺在床上，他听着窗外蟋蟀的叫声，想起母亲在他小时候哼的歌谣，歌词记不全了，但调子还在，咿咿呀呀的，像水渠里的水，慢慢流。他闭上眼，觉得自己躺在老家的土炕上，炕是热的，母亲在灶台边做饭，父亲在院子里劈柴。他翻了个身，沉沉睡去。

梦里，他站在一片地里，地很大，一眼望不到边。他种下的菜都熟了，黄瓜、番茄、辣椒、豆角、南瓜、丝瓜、茑萝，一片一片的，在风里摇。他站在地中间，手里拿着一把种子，往土里撒。种子落下去，很快就发了芽，嫩绿的，一排一排的，像他小时候在作业本上画的田垄。

远处有人喊他，声音很熟，他回头，看见母亲站在地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冲他笑。他也笑了，朝她走过去。

脚步很轻，像踩在云上。

第二天早上，陈晓燕醒来的时候，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她推开窗，看见陈德厚正在菜园里摘茑萝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把成熟的种荚摘下来，放在那个西湖龙井的铁盒子里。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晒黑的皮肤镀上一层金边。

她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去厨房，煮了一锅红薯稀饭，切了两个咸鸭蛋。马克从卧室出来，闻见香味，走过来从后面抱住她。

“你爸呢？”

“在院子里。”

马克探头看了一眼，然后说：“我一会儿跟他去农场。今天要把南瓜地翻了，种白菜。”

陈晓燕点点头，把稀饭盛出来。碗很烫，她端着走到门口，喊了一声：“爸，吃饭了。”

陈德厚抬起头，把铁盒盖好，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他走过来，接过碗，坐在门槛上，呼呼地喝着稀饭。阳光照在门槛上，照在他的蓝布褂子上，照在他脚边那只旧拖鞋上。

罗莎的助行器从门口经过，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她停下来，朝院子里挥了挥手。陈德厚也挥了挥手。

陈晓燕靠在门框上，看着这一幕，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对她说的话。母亲握着她的手，声音很轻，像风吹过菜叶：“你爸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但他种什么活什么。你跟着他，饿不着。”

她当时不懂，现在懂了。父亲种的不只是菜，他把日子种下去，把念想种下去，把根种下去。土地不骗人，你给它什么，它就还你什么。他在哪里，根就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院子里，茑萝的红五星在晨光里微微颤动，黄瓜藤上又开了一朵新花。陈德厚喝完最后一口稀饭，站起来，把碗递给女儿，说：“我走了。”

他走出院门，阳光铺了一地，亮堂堂的。

陈德厚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周玲已经在那儿了。她拎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盒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还热乎着。看见陈德厚过来，她把袋子往他怀里一塞：“拿着，昨天我孙子来，包多了。”

陈德厚接过来，也没推辞。他跟周玲认识两个多月了，知道这老太太的脾气，给你东西你就拿着，推来推去反而招她骂。他把饺子放进自己的帆布包里，从里面掏出两个番茄，是昨晚在自家菜园摘的，红透了，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的沙瓤。

“给你的。”他说。

周玲接过去，掂了掂分量，满意地塞进布袋。公交车来了，两个人上车，坐在最后一排。周玲靠着窗，陈德厚坐在过道边，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周玲讲她孙子在学校谈了个女朋友，是马来西亚华人，她不太满意，嫌那姑娘太瘦，怕不好生养。陈德厚听着，没接话，他心里想的是今天要把白菜种下去，农场的吴老板说下周要降温，得赶在降温前把苗育好。

到了农场，周玲往东走，她的地在东头，陈德厚的地在西头。两个人分头走，约好中午一起吃饭。陈德厚走到自己地头，先蹲下来看了看昨天翻好的土。土色深褐，松软湿润，是他喜欢的质感。他从帆布包里掏出育苗盘，里面是昨晚在家里育的白菜苗，已经冒出两片子叶，嫩绿嫩绿的，像刚出生的婴儿攥着的小拳头。

他蹲在地里，用小铲子一棵一棵地移栽。每栽一棵，就用手指把周围的土按实，再浇一点水。他做事慢，但不歇，一上午也就栽了百来棵。太阳升起来，晒在后背上，暖烘烘的。他脱了外套，只穿那件蓝布褂子，袖子挽到手肘，露出晒得黝黑的胳膊。

中午周玲过来了，两个人坐在地头的杨树荫下吃饭。周玲带的饺子，陈德厚带了馒头和咸菜，还有一壶凉白开。周玲吃了半个馒头，忽然说：“老陈，我儿子下个月要接我去悉尼。”

陈德厚正在嚼咸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嚼。

“他买了房子，有院子，让我去种。”周玲说，声音里听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

“那你去吗？”

“不去。”周玲把筷子往饭盒上一搁，“我在这儿种了三年地，跟这块土有感情了。他那个院子，都是草皮，底下全是建筑垃圾，种什么死什么。我去了干啥？天天坐在屋里看电视？”

陈德厚没说话，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

“我跟他吵了一架，”周玲说，“他说我固执，说我一个人在墨尔本他不放心。我说你有啥不放心的？我种地种了七十岁，身体比你还硬朗。”

她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拿起筷子又放下，最后叹了口气：“其实我知道他是好意。可我就是不想去。在儿子家我是客人，在农场我是主人。你说这能一样吗？”

陈德厚把水壶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拧上盖子，放在两人中间。

“你说得对。”陈德厚说，“在儿子家是客人。”

周玲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我女儿对我好，”陈德厚慢慢地说，“女婿也好。但我在他们家，总觉得脚底下不是自己的地。后来种了菜，才觉得踩实了。”

周玲点点头，没再说话。两个老人坐在杨树底下，看着远处的羊群慢慢移动，天很蓝，云很高，风把杨树叶吹得哗哗响。

那天晚上回到家，陈晓燕发现父亲话少了很多。晚饭桌上，陈德厚扒拉着米饭，忽然问：“周玲的儿子要接她去悉尼，她不去。”

陈晓燕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她想了想，问：“周阿姨想去吗？”

“不想。”

“那就不去呗。”

陈德厚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扒饭。陈晓燕觉得他好像还有话，但没再问。

吃完饭，陈德厚去院子里浇菜。陈晓燕收拾碗筷，马克走过来帮忙，低声说：“你爸今天怎么了？”

“周阿姨的儿子要接她去悉尼，她不去，两个人吵架了。”

马克把碗放进水槽，想了想，说：“你爸是不是在想，以后他老了怎么办？”

陈晓燕愣住了。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父亲才六十出头，身体好，能种地，她一直觉得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可周玲的事提醒了她——父亲也会老，会有干不动的一天。到那时候，他怎么办？留在澳洲，还是回老家？如果留下来，他愿意跟她住，还是想自己住？这些问题她一个都没问过。

她走到院子里，站在菜园边。陈德厚正在给番茄绑枝，用麻绳把垂下来的枝条固定在竹竿上。月光照着他的手，那双手在藤蔓之间穿来穿去，灵活得像在绣花。

“爸。”

“嗯。”

“周阿姨的事，你怎么想？”

陈德厚手上的动作没停，过了一会儿才说：“她儿子跟我聊过。”

陈晓燕意外：“什么时候？”

“上个月，他来农场看他妈，顺便跟我聊了一会儿。”陈德厚把一根枝条绑好，往后退了一步，端详了一下，“他说他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墨尔本他不放心。我说你妈身体好，能种地，比很多年轻人都强。他说他知道，但他就是担心。我说你担心是一回事，她愿不愿意是另一回事。”

陈晓燕听着，心里慢慢明白了。

“那你呢？”她问，“你以后怎么办？”

陈德厚终于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看着她。月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眉心的那道竖纹照得很深。

“我在这儿种地，”他说，“能种一天就种一天。种不动了再说。”

“种不动了呢？”

陈德厚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妈还在老家等着我。”

陈晓燕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她想起母亲坟前那棵柏树，父亲种的那棵，现在应该有两人高了。每年清明回去，父亲都要给那棵树浇水，修枝。他说柏树长得慢，但活得久，能守着你妈。

“那我呢？”陈晓燕脱口而出，声音有点抖，“你就不管我了？”

陈德厚看着她，忽然笑了。那笑容在月光底下很淡，但很真。

“你又不是菜，非要我守着才能活。”他说，“你有你的日子。马克对你好，工作也顺，我放心。”

陈晓燕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忽然明白，父亲早就想好了。他来这里种地，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也不只是为了吃一口新鲜菜。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她——我能把自己安顿好，你不用担心我。

她低下头，看着菜园里那些被月光照得发白的菜叶。茑萝的藤蔓已经爬到了竹竿顶，几朵小红花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行。”她说，“那你就种吧。种到种不动为止。”

陈德厚点点头，转过身继续绑枝。陈晓燕站了一会儿，回屋了。

那天夜里，陈晓燕躺在床上，跟马克说了父亲的话。马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是个明白人。”

“太明白了。”陈晓燕说，“有时候我希望他能糊涂一点，多依赖我一点。”

马克握住她的手：“他依赖你。只是他的方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陈晓燕翻了个身，把脸埋进马克怀里。她想起小时候有一次发烧，父亲背着她走了三里地去镇上的诊所。那是冬天，路上结着冰，父亲一步一滑，但没把她摔着。到了诊所，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父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半天没站起来，腿都软了。她那时候小，不懂事，只觉得父亲的背很宽，趴在上面很暖。现在她长大了，父亲的背也驼了，可她总觉得他还是那个能背着她走三里地的父亲。

日子继续过。五月初，墨尔本正式入冬，白天短了，气温降到十几度。农场里的菜长得慢了，陈德厚搭了几个塑料棚，把怕冷的菜罩起来。周玲最终还是没去悉尼，她儿子拗不过她，只好每两个月来看她一次。陈德厚见过那个儿子一回，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说话斯文，在悉尼做IT。他站在地头看母亲蹲着摘菜，站了很久，然后脱下西装外套，卷起衬衫袖子，蹲下来帮着摘。

陈德厚远远看着，没过去。他知道那个儿子在学，学怎么接受母亲的选择。

六月的某天，陈德厚接到二弟的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很急，说老家的地出事了。村里要搞土地流转，把零散的地集中起来租给一个农业公司，一亩地一年给一千二。二弟说，咱爹留下的那几亩地也在规划里，村委会让尽快决定，不签的话就统一种了。

陈德厚握着手机，站在农场的水渠边。渠里的水很静，能看到底下的石头和游动的小鱼。

“你签了吗？”他问。

“我签了。”二弟说，“哥，我一个人种不过来，荒着也是荒着。他们给的价还行，我就签了。”

陈德厚没说话。他看着水渠里自己的倒影，一个黑瘦的老头，戴着草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

“哥，你那几亩地我也帮你问了，你可以签，也可以留着。要是留着，就得自己回去种，或者找人代种。咱村里现在没人种地了，都出去了。”

陈德厚挂了电话，在水渠边坐了很久。他想那块地。想春天的麦苗，想夏天的玉米，想秋天的花生，想冬天的雪覆盖在田埂上，一片白，干干净净。他想父亲扶着犁，一头老牛在前面慢悠悠地走，犁铧翻开的土黑油油的，散发着潮润的香气。他想母亲在地头点种，弯着腰，一个坑一个坑地点，手指头上全是泥。

他想起那年他决定进城打工，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抽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父亲把一叠钱塞进他口袋，说：“去吧，地我给你看着。”父亲说话算话，一直看到自己走不动了，看到闭眼那天。

现在那块地还在，但他回不去了。他在澳洲种着菜，种得挺好，可那不是他的地。他的地在老家，在村东头，靠河，土肥，种什么长什么。

晚上回家，陈晓燕看见父亲脸色不对，问他怎么了。陈德厚把二弟的话说了。陈晓燕听完，想了想，问：“那你想怎么办？”

“不知道。”

“要不回去看看？”陈晓燕说，“我陪你回去。”

陈德厚看着她，目光里有犹豫，也有感激。他摇了摇头：“你上班忙，别折腾了。我自己回去。”

“你自己回去我不放心。”

“有啥不放心的？我飞了几十年了。”

陈晓燕还想说什么，马克在旁边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她看了马克一眼，把话咽回去了。

三天后，陈德厚买了回国的机票。临走那天早上，他去农场转了一圈，给周玲交代了哪块地该浇水，哪块地该施肥，白菜再过半个月就能收，收的时候别伤根。周玲说知道了知道了，你赶紧走吧，别误了飞机。

他回到家，陈晓燕已经帮他把行李收拾好了。一个旧行李箱，还是他第一次来澳洲时带的，拉链有点卡，用一根绳子绑着。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还有那个西湖龙井的铁盒，里面是茑萝的种子。

“爸，这个带着干什么？”陈晓燕问。

“回去种在你妈坟前。”陈德厚说，“她喜欢花。”

陈晓燕别过脸去，假装整理东西。

马克开车送他去机场。路上三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到了出发口，陈德厚下车，从后备箱里拿出行李箱。马克走过来，忽然用中文说了一句：“爸，早点回来。”

陈德厚看着他，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陈晓燕。女儿眼圈红红的，但忍着没哭。

“回去吧。”陈德厚说，“我处理完就回来。”

“嗯。”

他转身往航站楼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陈晓燕站在马克身边，冲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了进去。

飞机飞了十个小时，他在经济舱里睡了一路。梦里全是老家的地，一垄一垄的，望不到头。他在地里走，脚下的土松软温热，两边的麦子齐腰深，穗子沉甸甸的，在风里沙沙响。他走啊走啊，走到地头，看见母亲站在一棵香椿树下，手里拿着一把刚摘的嫩芽。

“老三，”母亲说，“地给你留着了。”

他醒过来的时候，飞机正在降落。舷窗外是熟悉的田野，方方正正的，像一块一块的棋盘。河流弯弯曲曲地穿过田野，在阳光下闪着光。

他回来了。

出了机场，二弟来接他。兄弟俩几年没见了，二弟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两个人握了握手，没说什么。上了车，二弟开着车往村里走。路变了，以前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路两边的白杨树还在，叶子绿得发亮。

车经过村东头的时候，陈德厚让二弟停一下。他下了车，站在路边。那块地就在眼前，但他认不出来了。地里长着整齐的树苗，是某种果树，矮矮的，一排一排的，树下铺着黑色的滴灌带。

“去年种上的。”二弟站在他旁边说，“农业公司种的，说是新品种苹果，三年挂果。”

陈德厚没说话。他蹲下来，从地里捏起一小撮土，放在鼻子底下闻。土还是那个味，但地已经不是那块地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往村里走。经过母亲和妻子的坟时，他停了一会儿。坟头的草刚被人割过，很整齐，碑前摆着几束塑料花，颜色鲜艳得刺眼。他在坟前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盒，倒出几粒茑萝种子，撒在坟边的土里。

“种点花。”他说，声音很轻，“明年就开了。”

二弟站在后面，没说话。

那天下午，陈德厚去了村委会，在土地流转合同上签了字。村主任是他小学同学，握着他的手说：“老陈，你放心，地租出去比荒着强。你那份租金，每年打你卡上。”

陈德厚点点头，没多说。

晚上，他在二弟家吃饭。弟媳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有他爱吃的红烧肉和清炒藕片。他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说：“明天给我买张票，我回去。”

“回澳洲？”二弟问。

“嗯。”

“不多住几天？”

“那边地里还有菜。”陈德厚说，“白菜该收了。”

二弟看着他，忽然笑了：“哥，你在那边种出瘾了。”

陈德厚也笑了，端起酒杯跟二弟碰了一下。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着院子里的柿子树。柿子红了，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陈德厚想起小时候，他和二弟爬上树摘柿子，母亲在树下喊小心点。那时候地还在，树还在，人也在。

第二天下午，他坐上了回墨尔本的飞机。飞机升空的时候，他往下看，村庄越来越小，田地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块一块的色块，消失在云层下面。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十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墨尔本机场。他走出航站楼，看见陈晓燕和马克站在出口，手里举着一块纸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字：欢迎。

陈晓燕跑过来抱住他，抱得很紧。他拍了拍女儿的背，说：“行了，回家。”

回到家是傍晚。陈德厚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去后院看菜园。白菜长得很好，包心了，圆滚滚的，一棵一棵蹲在地里，像一排小胖墩。茑萝的藤蔓已经枯了，但种荚还在，他摘了几个，收进铁盒里。番茄还有最后一茬青果，挂在枝头，等着最后的阳光把它们催红。

他蹲在地里，一棵一棵摸着白菜，检查有没有虫。陈晓燕站在门口看着他，忽然觉得父亲变了。他还是那么黑那么瘦，但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实了，不再有那种悬着的感觉。

“爸，”她走过去，“老家的事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

“地租出去了？”

“租了。”

陈晓燕蹲在他旁边，看着白菜。沉默了一会儿，她问：“你难过吗？”

陈德厚想了想，说：“地是爹留下的，我把它租出去，心里过不去。可我回去看了，地还在，只是种的东西变了。只要地还在，就不是坏事。”

他顿了顿，又说：“我在地里种了几棵茑萝，等你妈坟前的花开了，二弟会拍照给我看。”

陈晓燕点点头，没再问。她站起来，去厨房做饭。那天晚上她做了四个菜，有父亲爱吃的红烧肉，还有一盘清炒白菜，用的是农场刚收的菜。陈德厚吃了两碗饭，吃完坐在沙发上，很快就睡着了。电视开着，播着新闻，他打起了呼噜。

陈晓燕给他盖上毯子，关了电视。马克走过来，轻声问：“他没事吧？”

“没事。”陈晓燕看着父亲睡着的样子，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做梦，“他就是累了。”

第二天一早，陈德厚照旧五点起床，坐公交车去了农场。周玲看见他回来，高兴得直拍手，说白菜再不收就要烂在地里了。陈德厚二话不说，拿起刀就开始收。周玲在旁边帮着装筐，两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说话，说的都是这半个月农场里发生的事。谁家的番茄病了，谁家的豆角被鸟啄了，吴老板进了新肥料，试过的都说好。

太阳升起来，照在两个人身上。周玲的白发在光里发亮，陈德厚的蓝布褂子被风吹得鼓起来。他们蹲在地里，一棵一棵地收白菜，动作利索，配合默契。

中午休息的时候，周玲从布袋里掏出一个保温杯，给陈德厚倒了一杯茶。陈德厚接过来喝了，说：“你儿子又打电话了？”

“打了。”周玲说，“我说我在这儿挺好，让他别操心了。”

陈德厚点点头。他看着眼前的白菜地，收了半亩，还有半亩没动。白菜在地里排成整齐的队列，叶子绿得发黑，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

“明年种什么？”周玲问。

陈德厚想了想，说：“种点萝卜，还有胡萝卜。”

“再种点花。”周玲说，“农场太素了，种点花好看。”

“行。”陈德厚说，“我老家拿了茑萝种子，种在田埂上。”

周玲不知道茑萝是什么，但她说好。两个人坐在杨树底下，吃着馒头咸菜，喝着茶，看着远处的羊群和天空的云。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

陈德厚嚼着馒头，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掏出手机，翻到二弟昨晚发来的照片。照片上是母亲的坟，坟边那几粒茑萝种子已经发芽了，细细的茎顶着两片嫩叶，在黄土里特别显眼。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递给周玲看。

“这是啥？”

“茑萝。”陈德厚说，“开小红花，五角星形的。”

周玲看了半天，说：“好看。”

陈德厚收回手机，放进口袋。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拿起刀，往白菜地走去。阳光照在他身上，影子拉得长长的，落在地里，落在那排没来得及收的白菜上。

他弯下腰，一刀下去，白菜应声而断。他把它抱在怀里，沉甸甸的，结实，新鲜，带着泥土的气息。他把白菜放进筐里，直起身来，看见远处吴老板的棚子顶上，不知谁种了一棵丝瓜，藤蔓爬满了棚顶，开着几朵黄花，在风里轻轻摇着。

他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继续收白菜。

那天傍晚回到家，陈德厚把一棵白菜放在厨房台面上。陈晓燕下班回来，看见白菜上还带着泥，叶子被虫咬了几个洞。她拿起来闻了闻，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是她小时候在老家菜园里闻过的味道。

她把白菜洗干净，切成块，锅里烧上油，爆了几个干辣椒，下白菜翻炒，快出锅时淋了一勺醋。盛出来放在桌上，热气腾腾的。

陈德厚坐下来，夹了一筷子，嚼了嚼。白菜很甜，很脆，是他自己种的，是他从一粒种子开始，一点一点伺弄出来的。

“好吃。”他说。

陈晓燕也夹了一筷子，点了点头。马克尝了一口，竖起大拇指，用中文说：“甜。”

三个人围坐在桌前，吃着白菜，吃着米饭，吃着家常的菜。窗外天黑了，路灯亮起来，照着院子里那个小菜园。菜园里的茑萝已经枯了，但种荚还挂在藤上，等着明年春天，再种下去。

那天晚上吃过饭，陈德厚坐在院子里乘凉，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是周玲的号码，接起来那头却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声。他喂了两声，周玲才开口，声音发颤：“老陈，我儿子要把我接走。”

陈德厚握着手机，没吭声。

“他这回不是商量，是直接买了票，后天的。他说我在这儿没人照顾，上次感冒了三天没人知道，他不放心。”周玲的语速很快，像是怕停下来就说不下去了，“我说农场有人，有吴老板，有你，他说人家又不是你家人，凭啥照顾你。我说我身体好着呢，他说妈你七十了，别逞强了。”

陈德厚听着，把手机从左手换到右手。他听见电话那头有玻璃碰撞的声响，大概是周玲在倒水。

“你咋想的？”他问。

“我不知道。”周玲说，“我不想走，可他说得也对。我这把年纪，万一哪天在地里倒了，连个打电话的人都没有。”

陈德厚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我来农场，你再说。”

挂了电话，他坐在门槛上没动。陈晓燕从屋里出来，挨着他坐下，问谁打的。陈德厚说了，陈晓燕听完，想了半天，说：“周阿姨的儿子也没错。”

“我知道。”陈德厚说，“可周玲没错，她儿子也没错，那谁错了？”

陈晓燕没回答。她看着院子里的小菜园，茑萝的枯藤在夜风里轻轻晃着，发出簌簌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她说：“爸，你以后不会也这样吧？”

陈德厚转头看着她，月光下女儿的脸很认真，眼睛里有不安。

“我还没老到那个份上。”他说。

“可你总有一天……”

“到那天再说。”陈德厚打断她，“现在我能种地，就种地。你妈说得对，人活着就要干活，干不动了才算完。”

陈晓燕看着他，忽然笑了。她想起母亲那句原话：“你爸这人，只要还能拿得动锄头，就不会闲着。等他拿不动了，也就该走了。”那时候她觉得母亲说话太狠，现在想想，那是最懂父亲的人。

第二天上午，陈德厚去了农场。周玲的地里，白菜收完了，只剩下一地菜根和烂叶子。周玲站在地头，手里攥着一把土，慢慢地搓着，土从指缝里漏下去，被风吹散。她看见陈德厚过来，把手里的土拍了拍，说：“我这一走，地就荒了。”

陈德厚站在她旁边，看着那块地。半亩大的地方，周玲种了三年，种过白菜、萝卜、豆角、茄子，每一寸土都被她翻过无数遍，捏碎过无数遍。地头那棵杨树还是她刚来那年种的，现在有胳膊粗了，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

“你儿子啥时候到？”他问。

“明天下午的飞机，晚上到墨尔本。”

陈德厚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根没人要的菜根，在手里转着。周玲也蹲下来，两个人并排蹲在地头，像两棵老树，根扎在土里，身子被风吹得有点歪。

“我跟你说个事。”陈德厚开口了。

周玲看着他。

“你走了以后，这块地我帮你种着。”

周玲愣住了。

“种什么你说了算，收的菜我给你寄过去。悉尼寄菜不方便，就晒干了寄，豆角干、萝卜干、白菜干，你以前不是说你会晒吗？你教我。”

周玲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地租我先给你垫着，等你回来再给我。你要是永远不回来，这地就当我替你种的，种到我也种不动那天。”

周玲低下头，手里的土攥紧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哑哑的：“老陈，你图啥？”

“不图啥。”陈德厚站起来，膝盖咔地响了一声，“地荒了可惜。”

那天下午，两个人把周玲地里的菜根收拾干净，把地翻了一遍，施了肥，浇了水。周玲手把手教陈德厚怎么晒豆角干，怎么腌萝卜，怎么把白菜晒成干菜。她讲得仔细，陈德厚听得认真，两个人在地里忙到天黑，把能收的都收了，能种的都种了。

第二天，周玲的儿子来了。是个斯文人，戴着金丝眼镜，穿着polo衫，站在地头显得格格不入。他看见母亲蹲在地里给陈德厚交代什么，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嘴里不停地说。他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叫了声妈。

周玲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看着儿子。她比儿子矮了一个头，仰着脸，说：“你来了。”

“妈，车在外面。”

“知道了。”周玲转身，把手里那根树枝递给陈德厚，“照着这个垄沟种，间距一尺，别太密。”

陈德厚接过树枝，点了点头。

周玲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是农场储物间的，塞进陈德厚手里：“里面还有几袋种子，你看着用。”

“嗯。”

周玲又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的老花镜和一本小本子，上面记着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什么时候该施什么肥。她把本子递给陈德厚：“你看得懂。”

陈德厚接过来，翻了翻。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像小学生写的。他合上本子，揣进口袋。

周玲看着那块地，看了很久。然后她转过身，朝儿子走去。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声：“老陈，等茑萝开了，拍张照片给我看。”

“好。”

她走了。陈德厚站在地头，看着她坐上儿子的车。车开动了，扬起一阵尘土，渐渐消失在农场尽头的拐弯处。他站在那里，一直看到车没影了，才转身回到地里。

他拿起锄头，开始翻周玲那块地。一锄一锄，不急不慢。土翻过来，露出底下湿润的新土，颜色比上面深，蚯蚓慌慌张张地往土里钻。他弯腰把蚯蚓捡起来，放在手心看了两眼，又轻轻放回土里。

那天晚上回到家，陈德厚把周玲的本子放在床头，洗了脚，早早躺下了。陈晓燕进来给他送热水，看见他睁着眼看天花板。

“周阿姨走了？”

“走了。”

“你没事吧？”

“没事。”陈德厚翻了个身，面朝墙，“明天我去买点萝卜种子，把她那块地种上。”

陈晓燕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轻轻退了出去。关上门的时候，她听见父亲在屋里翻了个身，然后是深深的叹息，很轻，像风从窗缝里挤进来。

接下来的日子，陈德厚比以前更忙了。他自己的地要管，周玲的地也要管。每天早起坐公交去农场，先把自己的活干了，再去周玲的地里忙活。他按周玲本子上记的，种了萝卜、胡萝卜、香菜，又在田埂上撒了茑萝种子。他把周玲留的几袋种子都翻出来看了，标签上写着日期，最近的是去年秋天，还能用。

萝卜出苗那天，他蹲在地里看了很久。两片子叶圆圆的，嫩绿色，密密麻麻地挤在垄沟里，像一片小森林。他想起周玲说过，萝卜苗要间苗，太密了长不大。他蹲着一棵一棵地间，间下来的苗没舍得扔，装进塑料袋带回家，让陈晓燕做汤。

陈晓燕把萝卜苗洗干净，切了点姜丝，烧了一锅汤。汤是清亮的，浮着几片嫩绿的叶子，喝起来有一点辛辣，又有一点清甜。陈德厚喝了两碗，说：“你周阿姨要是喝到这个，肯定说好。”

陈晓燕看着他，忽然说：“爸，你有没有想过，周阿姨可能不回来了？”

陈德厚端着碗，没说话。

“她儿子既然接她走，就是想让她在悉尼养老。她年纪大了，回来一趟不容易。”

“我知道。”陈德厚把碗放下，“所以我替她把地种着。她回不回来是她的事，我种不种是我的事。”

陈晓燕不再问了。她发现父亲最近话又少了，但和刚来澳洲那会儿不一样。那时候的沉默是空荡荡的，像一间没人住的屋子。现在的沉默是有东西填着的，填的是地里的萝卜、田埂上的茑萝、周玲留下的那本本子，还有老家那几亩租出去的地。

八月底，墨尔本的春天来了。农场的草绿了，杨树发了新芽，陈德厚种下的萝卜已经长到小臂粗，拔出来一看，白生生的，又脆又甜。他收了一筐，给吴老板送了几个，给农场新来的两家送了几个，剩下一半腌了萝卜干，挂在储物间的屋檐下晾着。

茑萝也发芽了。他种在周玲地头的田埂上，细细的藤蔓攀着竹竿往上爬，叶子像羽毛，嫩绿嫩绿的。他每天早上到农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茑萝长高了多少，有没有被虫咬。有一回他发现叶子背面爬满了蚜虫，急得不行，跑去问吴老板要了辣椒水，一棵一棵喷过去，喷了三天才把蚜虫治住。

九月中旬，茑萝开花了。第一朵花开的那天早上，陈德厚蹲在地头看了半天。五角星形的小红花，拇指盖大小，花瓣薄得透光，在晨风里轻轻颤着。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又拍了一张，选了最好的一张发给周玲。

过了两个小时，周玲回了语音，声音有点吵，背景里有车喇叭和音乐声：“老陈！开了？真开了？我看看！”然后是一条文字：好看！我在这边阳台上种了两盆，没你这个红。

陈德厚把语音听了两遍，然后打字回：地里的萝卜收了，腌了萝卜干，给你寄点？

周玲回：寄！我地址发你。

那天傍晚，陈德厚把晒好的萝卜干装进塑料袋，封好口，又用纸箱装起来，准备第二天去邮局。陈晓燕下班回来看见，问寄给谁。陈德厚说了，陈晓燕说：“爸，你还会寄国际包裹？”

“不会，你教我。”

陈晓燕教他填单子、贴标签，他学得认真，像种地一样，每个步骤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他真去邮局寄了，邮费花了四十多澳元，够买十斤萝卜干。他没心疼，回来跟陈晓燕说：“寄了。”

陈晓燕看着他，忽然觉得父亲变了。他以前是个只跟土地打交道的人，现在学会了寄包裹、发语音、拍照片。这些事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对她父亲来说，是翻过了一座山。

十月，农场里的人都忙起来了。春天是种菜的黄金季节，陈德厚的地里种满了，周玲的地里也种满了。他一个人管两亩地，每天从早忙到晚，中午在地头啃馒头，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省了。陈晓燕怕他累着，周末带马克去农场帮忙。马克现在翻地翻得像模像样，垄沟打得直，土块敲得碎，吴老板看见了都说好。

有一天，陈德厚在周玲地里摘豆角，忽然觉得胸口闷，喘不上气。他靠着杨树坐下来，歇了一会儿，等那阵闷劲儿过去。他没告诉陈晓燕，也没去医院。晚上回家，他悄悄翻出从国内带的速效救心丸，含了几粒。第二天照常去农场。

这样的事后来又发生过两次，一次在公交站等车，一次在家里院子里浇菜。每次都是几分钟就过去了，他没吭声，自己扛着。但他开始把手机放在贴身口袋里，把陈晓燕的号码设成快捷拨号。他还把地里的活重新安排了一下，把最累的翻地安排在早上，中午以后只做轻松的，比如浇水、摘菜、绑枝。

十一月的某天，陈晓燕接到农场吴老板的电话，说她父亲在地里晕倒了。她扔下手里的活，开车一路超速赶到农场。陈德厚已经醒了，靠在杨树底下，周玲的继任者——一个刚来农场租地的天津大姐——正给他喂水。吴老板说，他在地里摘豆角，忽然就往后一倒，把大家都吓坏了，还好只是晕了几秒钟。

陈晓燕蹲在父亲面前，抓着他的手，声音在抖：“爸，咱去医院。”

陈德厚摇摇头：“没事，就是有点低血糖，早上没吃饭。”

“你骗谁呢？”陈晓燕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你天天早上不吃饭就去农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怕耽误时间，怕菜长不好，可你命重要还是菜重要？”

陈德厚看着她哭，没说话。他抬起手，想拍拍女儿的背，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那天下午，陈晓燕把父亲拉到医院，做了一整套检查。结果出来，心脏有点问题，不严重，但需要吃药，不能再过度劳累。医生是个华人，用中文跟陈德厚说：“大爷，您这个年纪，种地可以，但不能拼命。少种点，够吃就行，别把自己当小伙子使。”

陈德厚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陈晓燕开着车，一句话不说。陈德厚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车经过一片牧场，几头牛在吃草，天很蓝，云很高。他忽然说：“燕子，我把周玲的地退了。”

陈晓燕看了他一眼。

“我自己那块地也缩一半，够吃就行。”

陈晓燕没说话，但她的手握方向盘握得没那么紧了。

“不过茑萝我还种着，”陈德厚说，“种在田埂上，不费力气。”

陈晓燕终于开口了：“爸，你不用跟我交代这些。你想种就种，但别再瞒着我。”

“行。”陈德厚说。

从那天起，陈德厚真的减了。他把周玲的地转给了天津大姐，只保留了自己那半亩。地里的菜也换了品种，种了些省事的——韭菜、空心菜、红薯叶，不用天天伺候。但他还是每天去农场，不为了干活，就为了坐在地头，看着那片地，跟吴老板聊聊天，跟天津大姐学两句天津话。

茑萝还在开，红五星爬满了田埂边的竹篱笆。他每天摘几朵，放在装种子的铁盒旁边，晚上带回家，插在餐桌的小玻璃瓶里。陈晓燕说好看，他就天天摘。

圣诞节那天，陈晓燕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吃饭。凯特带着两个孩子来了，罗莎被斯蒂文推着轮椅送过来，马克的同事也来了两个。陈德厚从农场摘了一筐菜，有白菜、萝卜、韭菜、茑萝花。陈晓燕做了满满一桌，有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萝卜排骨汤。马克烤了火鸡，但大家吃得最多的还是那盘炒青菜。

凯特吃了一口青菜，忽然放下叉子，认真地说：“陈先生，你种的菜是我在澳洲吃过的最好的菜。比超市的好一万倍。”

斯蒂文在旁边翻译了，陈德厚听了，笑了笑，说：“土好。”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陈德厚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陈晓燕出来收碗，看见他坐着，就挨着他坐下来。院子里的小菜园还在，但种的不多了，几棵韭菜，几棵番茄，还有一丛茑萝爬在墙边，开着最后几朵花。

“爸，你来了快两年了。”陈晓燕说。

“嗯。”

“习惯了吗？”

陈德厚想了想，说：“习惯了。”

“还想回老家吗？”

“想。”他说，“你妈在那儿。”

陈晓燕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一会儿，她说：“等明年清明，我陪你回去。给妈种点茑萝，给爷爷奶奶也种点。”

“好。”

两个人坐着，没再说话。月亮移到了头顶，照着小菜园，照着那丛茑萝，照着门槛上两只拖鞋。屋里马克在洗碗，水声哗哗地响，偶尔传来他哼歌的声音，是那首《茉莉花》，调子跑得离谱。

陈德厚听着，忽然笑了。

“他唱歌真难听。”他说。

陈晓燕也笑了：“但他学得认真。”

“嗯。”陈德厚点点头，“跟你种地一样，认真。”

他站起来，走到菜园边，蹲下来，把茑萝成熟的种荚摘下来，收进铁盒里。月光照着他的手，那双手比刚来时老了很多，青筋更突出了，皮肤更皱了，但动作还是稳的，摘下种荚来不伤藤。

他收好种子，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明年春天，再种。”他说。

陈晓燕站在门槛上，看着父亲。他站在月光里，背有点驼，但站得很直。她想起两年前他刚来时的样子，那时候他像一棵被拔了根的树，蔫蔫的，叶子耷拉着。现在他在这儿扎了根，虽然根不深，但够他站住。

她走过去，挽住父亲的胳膊。

“爸，进屋吧。外面凉。”

陈德厚嗯了一声，跟她进了屋。门关上了，但院子里的茑萝还在月光里开着，红五星一朵一朵的，像一群小小的灯笼，照着这个异乡的院子，照着一个中国老人在澳洲种下的根。

第二年清明，陈德厚回了老家。陈晓燕陪他回去的，马克也跟着。三个人站在母亲坟前，陈德厚蹲下来，把铁盒里的茑萝种子一粒一粒撒在坟边的土里。土是湿的，刚下过雨，种子落在上面，很快就粘住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看着墓碑上母亲的名字。碑是新刻的，字描了金，在阳光底下亮亮的。

“妈，我回来了。”他说，“燕子也回来了。她在澳洲找了个女婿，人好，就是唱歌难听。”

陈晓燕在旁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陈德厚没哭。他看着坟边那片土，想着明年春天，茑萝会从那里长出来，细细的藤蔓爬满坟头，开着五角星形的小红花。

他转过身，看着村东头那片地。地里的苹果树已经长得一人多高了，整整齐齐的，在风里摇着叶子。地还是那块地，但种的东西变了。他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对陈晓燕说：“走吧。”

“去哪儿？”

“去你二叔家吃饭。饿了。”

陈晓燕挽着他的胳膊，马克跟在后面，三个人沿着田埂往村里走。田埂上长满了野草，开着不知名的小白花。陈德厚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稳稳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是熟悉的味道。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回头对陈晓燕说：“等回去，我把农场那块地再扩一点。”

“你不是说缩了吗？”

“再扩一点，种点茑萝，种点菜。不多，就一点。”

陈晓燕看着他，笑了：“行，你说了算。”

陈德厚点点头，转过身继续走。阳光照在他背上，把那件蓝布褂子晒得暖烘烘的。他走啊走啊，走到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远处的山坡上，母亲和妻子的坟静静地卧着，坟边的土里，他刚撒下的种子正在悄悄发芽。

他转回头，继续往前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