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位上海名医会诊不敢下药，82岁老中医1张经方妙手回春

1986年，5位上海名医会诊不敢下药，82岁老中医1张经方妙手回春一剂经方破生死

一

1986年深秋，上海。

华东医院三楼的一间病房外，走廊里站着七八个人，谁也没说话。病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心电监护仪有节律的滴答声，急促，却不稳定，像一只随时会停摆的老钟。

患者姓沈，六十三岁，退休前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副厂长。家属回忆，送进来那天他还只是说胸口闷，到了半夜突然大汗淋漓，面色青灰，四肢冰凉，值班医生立刻上了心电监护，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心源性休克。

按理说，这种情况在上海的大医院里不算罕见。棘手的是，沈厂长的体质极为特殊。

主管医生张大夫已经在走廊里来回踱了十几趟。上午十点，他组织了第一次会诊，请来了心内科、中医科、呼吸科的五位专家。五位名医围着病床站了将近两个小时，把能想到的方案都摆了一遍，最后谁也没有拍板。

“升压药已经用到极限了，再加大剂量，肾脏受不了。”心内科的周主任压低声音说。

“中医这边，参附汤也上了，生脉散也合了，汗还是止不住。”中医科的李大夫接过话，“关键是，他的脉象太怪了。沉细欲绝，可是舌苔又厚腻发黄，两边对不上。”

“对不上就不能盲目温补。”另一位专家补了一句，“万一是真热假寒，一剂附子下去，人就没了。”

“可要说是真热，他的四肢冷到这个程度，指甲都发紫了，怎么解释？”

没有人接话。

这就是症结所在：患者的证候彼此矛盾，寒热错杂，虚实难辨，稍有不慎，便是生死之差。五位名医各有所长，也各有顾虑，谁都不敢在会诊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张大夫把会诊意见整理好，走到走廊尽头，拨了一个电话。

二

电话那头，接电话的是曙光医院的徐护士长。听完情况，她沉默了几秒，说：“我帮您问问张老。但是不敢保证，张老这几天自己也感冒了，正在家里休息。”

张大夫心里一沉。他当然知道“张老”是谁。张伯臾，曙光医院内科顾问，上海中医学院教授，从医六十余年，早年师从江南名医丁甘仁，以擅治内科急重病著称。但张老已经八十五岁了，而且正在病中，请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给一个随时可能猝死的患者会诊，这合适吗？

电话挂断后的二十分钟格外漫长。张大夫靠在墙上，盯着手表，几乎要放弃这个念头了。

铃声响了。

“张大夫，我是张伯臾。”声音苍老，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你简单说，病人什么情况。”

张大夫把病历要点讲了一遍，重点说了脉象和舌苔的矛盾。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我来看一下。”老人说。

“张老，您身体——”

“不要紧的。你让病房准备一下，我四十分钟到。”

三

下午两点十分，张伯臾到了。

他穿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围了一条褪色的羊毛围巾，走路的步子比同龄人稳，但右腿略微有些拖。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学生，手里提着一个旧皮包。

五位会诊专家还没有走，站在病房外，神情复杂。有尊敬的，也有不以为然的——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先生，感冒未愈，这个时候来接手一个烫手山芋，图什么？

张伯臾没有寒暄。他走到病床边，先看病人。

沈厂长半卧位，面色苍白中透着一层晦暗的青，额头和鼻尖有细密的冷汗，嘴唇发绀。呼吸浅而促，胸廓起伏得很吃力。左手背上扎着输液针，右手握拳，指甲盖发紫。

张伯臾把三根手指搭上患者左腕。

病房里安静下来。监护仪的滴答声变得格外清晰。

老人的手指在寸、关、尺三部上依次移过，眉头渐渐拧紧。他换到右腕，重新切了一遍。然后他收回手，转头看患者的舌头。舌质暗淡，边有瘀斑，舌苔黄厚而腻，中部甚至有些焦黑。

“小便怎么样？”张伯臾问。

张大夫愣了一下：“今天上午到现在，几乎没有。”

“大便呢？”

“三天没解了。”

张伯臾点点头，又问：“出汗是全身出，还是上半身？”

值班护士回答：“主要是头和胸，下肢反而是干的。摸上去冰凉。”

张伯臾没有再问。他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学生知道老师的习惯，轻声把会诊意见递过去，老人没有接。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张伯臾睁开眼，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众人说了一句话。

“不是真热假寒。”

房间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但没有人立刻接话。

“舌苔黄厚焦黑，大便三日不通，小便不利，这是阳明腑实、热结于里。热邪内闭，阳气被遏，不能外达四肢，所以四肢厥冷。表面看像寒证，根子却是热。你们看他的脉——沉细之中带着弦数，重按有力，这是实证的脉，不是虚寒。”

他顿了顿，转过身来，目光从五位专家脸上扫过。

“如果按寒证温补，附子干姜一进去，热邪得到助力，立刻内攻心包。人就保不住了。”

没有人反驳。周主任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那……张老的意思是，通下？”李大夫试探着问。

张伯臾摇了摇头：“单纯通下也不行。患者年过六旬，急性心梗，正气已经大伤。汗出不止，阳气外越，这是坏病的底子。如果只攻不补，下则气脱。”

他走回病床边，重新搭了一下脉，然后从学生手里接过处方笺，坐下来，蘸墨落笔。

四

处方写得很慢。

第一味：红参，另煎代茶饮。

“先扶正气，把气固住。”他一边写一边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在场的人解释，“汗出不止，气随汗脱，不用人参，攻下的时候人就撑不住。”

第二味：熟附片，先煎。

周主任的眉毛动了一下。附子是温阳药，在热证中用附子，这是不是矛盾了？但他没有开口。

“附子不是用来温阳的。”张伯臾似乎感觉到了背后的疑惑，头也没回地说，“汗出肢冷，阳气浮越于外，附子是引阳入阴。热邪闭在里，阳气被赶到外面来了，附子把阳气领回去，回到它该在的地方。”

第三味到第六味：全瓜蒌、薤白、红花、降香。

“胸痹心痛，瓜蒌薤白是正治，张仲景的方子。红花、降香活血化瘀，通则不痛。”

第七味：制川军，也就是大黄。

“这是关键。”张伯臾把笔放下，拿起处方看了一遍，“热结在阳明，不下则热无出路。但大黄要制过，不能生用，生用太猛。量也要控制，不能大下，要缓下。”

第八味：煅龙骨、煅牡蛎。

“收汗固脱。”

最后一味：山萸肉。

“敛肝固阴，防虚脱。”

他把处方递给张大夫，说：“一剂，急煎，分两次服。第一次服下后观察两个小时，如果大便通，热退，汗减少，就继续服第二次。如果脉象突然变散，立刻停药。”

张大夫接过处方，看了一眼。方子上没有写方名，药物的排列也不像标准方剂那样规整，但每一味药的位置和剂量都透着一种精确的分寸感。

“张老，这个方子……”他犹豫了一下，“有名字吗？”

“没有名字。”老人说，“方子是死的，人是活的。经方不是拿来套的，是拿来变的。”

他站起身，右腿的拖沓比来时更明显了一些。学生扶住他的胳膊，他摆了摆手，自己走向门口。

走到门边，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病床上的沈厂长。

“今晚子时之前，应该能通便。通了便，就有转机。”

五

下午四点二十分，第一剂药煎好。

药汁浓黑，气味厚重，有参的甘香，也有大黄的苦寒，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温辛之气，那是附子的味道。护士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喂，沈厂长吞咽很费力，但勉强喝了半碗。

接下来是等待。

张大夫守在床边，每隔十分钟测一次血压和心率。五点，血压没有继续下降。五点半，心率从一百四十次降到了一百二十次左右。六点，沈厂长忽然说了一句“肚子里在动”。

这是入院以来，他说过的第一句完整的话。

六点四十七分，护士掀开被子检查，发现尿不湿上有少量粪便，颜色深褐，气味极臭。紧接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开始变化：心率一百一十，血压较前回升了十几个毫米汞柱，四肢的皮温从手腕处开始，缓慢地向指尖方向回暖。

张大夫立刻让人把剩下的半碗药温了，再次喂下。

晚上八点，沈厂长排出较多大便，先硬后溏，色黑味秽。几乎在同一时间，他额头的冷汗止住了，嘴唇的紫绀褪去了一层，说话的声音也清楚了些：“胸口……没那么压了。”

九点十五分，张大夫拨通了张伯臾家的电话。

“张老，大便通了。汗止了。血压稳住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嗯”。

“脉呢？”老人问。

“脉比之前有力了，弦数还在，但不是沉细欲绝了。”

“好。”张伯臾说，“明天我再来看看。今晚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再攻下了，大黄去掉；第二，人参和附子继续用，但附子减量。热退之后，阳气要慢慢养回来，不能急。”

张大夫握着话筒，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谢谢，又觉得太轻了；想说敬佩，又觉得多余。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张老，您早点休息。”

“我休息得很好。”老人说，“能睡觉了。”

六

第二天上午，张伯臾又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让人搀扶，自己走进病房，步子比昨天还稳了一些。沈厂长已经能半坐起来，喝了几口稀粥。看到张伯臾进来，他挣扎着要说话，老人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

切脉，看舌，问二便。然后张伯臾对学生说：“原方去大黄、芒硝，加麦冬、五味子。附子减到六克。人参改成太子参。”

学生记下，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老师，为什么昨天敢用附子加大黄？寒热同用，不怕互相抵消吗？”

张伯臾看了他一眼，慢慢地说：“《伤寒论》里有一句话，‘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你记住了，证是什么？证不是症状的堆砌，是身体在告诉你，它正在往哪个方向走。热结阳明，阳气外越，这是两个方向。你不能只治一个，也不能两个一起硬来。人参固气，附子引阳，大黄泄热，各走各的路，但最后都归到一个地方——让身体自己找回平衡。”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经方之所以叫经方，不是因为它古老，是因为它精确。一味药的位置、剂量、煎法，差一点都不行。但精确不等于死板。张仲景写《伤寒论》，每一方后面都有加减法。你按原方不动，那是懒；你乱改一气，那是妄。要在规矩里找到自由，这才是经方的活法。”

学生没有再问。

张伯臾在病房里又待了十几分钟，看了监护仪的数据，问了夜里的睡眠和饮食。临走时，他对张大夫说了一句话。

“这个病人，西医的升压药可以慢慢减了。中医这边，再调三天，应该能撤掉人参和附子。后面就是养阴活血，慢慢来。”

七

沈厂长在住院的第十一天转出了监护病房。第二十三天出院。

出院那天，家属辗转打听到张伯臾的住址，提着东西上门道谢。老人没有收东西，只问了一句：“老沈现在能走多少路？”

“能走一刻钟了，慢慢走的话。”

“好。”张伯臾点了点头，“告诉他，冬天不要早起，等太阳出来了再出门。胸口怕冷，围巾要戴。别的没有什么。”

家属千恩万谢地走了。学生在一旁整理医案，翻到那一页时，发现老师在处方后面用蝇头小楷写了一行批注。

学生凑近去看，写的是：

“热结阳明，阳浮于外，证似少阴，实非少阴。参附引阳归宅，大黄泄热下行，各行其道，各归其位。此非奇方，乃常法耳。常法用得准，便是奇。”

学生把这一行字看了很久，最后轻轻合上了医案本。

窗外是1986年上海的冬天，弄堂里有人在生煤炉，烟气和晨雾混在一起，灰蒙蒙的。但天边有一线亮光正在慢慢推开云层。

张伯臾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呼吸平稳。他的手边放着一本翻旧了的《伤寒论》，书页间夹着几张处方笺，边角已经卷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