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和埃及是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领域展开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埃及在上古时期已经形成了举世公认的发达文明，建立了独特的文明体系，在手工业、建筑、文学艺术、天文、数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一时期，古埃及与两河流域共同构成地中海区域主要的文明中心，对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周边文明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古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至公元7世纪阿拉伯军队进入埃及前后。部分学者将埃及归入文明发生断裂的文明类型，其依据在于：当地的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象形文字、多神信仰为核心的法老文明，逐步转型为通行阿拉伯语、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阿拉伯文明。
但埃及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文明断裂的历史观，提出法老文明是埃及近现代文明的先驱。这一观点获得了群体遗传学研究的支撑。相关研究显示，尽管现代埃及居民融合了阿拉伯、希腊、罗马、突厥等外来人群的血统，但现代埃及人群仍保留法老时代尼罗河谷居民的主体遗传基底（约80%—90%），当代埃及社会也留存部分源自古埃及的民俗遗存。由此，持该立场的学者提出，埃及文明在外在形态发生重大变迁的同时，保持着实质层面的延续性。
埃及文明的丰富遗产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开展发掘的重要地区。同时，随着独立运动的发展，埃及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古迹的发掘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本土考古人才的培养，确立了国家在考古和文物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大量文物和丰富的经验为埃及通过各种手段发展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文明位于东亚，与埃及文明呈现出不同特质。中华文明具备突出的连续性，体现在族群、文字、语言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等层面。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此外，自汉代起，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逐步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建筑、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学、医学、印刷术与哲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与金石学的发展，同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存在密切关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文物管理、考古发掘与研究体系，持续开展人才培养与大规模田野发掘，逐步形成适配中国古代复杂多样文化面貌、具有中国考古学特色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持续发展，确立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合作路径。
总而言之，分处亚洲与非洲、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埃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各自积淀形成独特传统与优势。过去两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面向西方国家；如今，随着两国遗产保护事业持续发展，双边开展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有望成为文化领域“南南合作”的新样板，为全球南方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系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黄民兴教授在“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上的主旨发言。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标题：《中埃遗产保护合作，有望成为文化领域“南南合作”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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