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几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和利润的竞争了。
决定胜负的是在芯片受限制之后是否能弥补上产能,在能源价格大幅变动的时候是否能保证稳定的供应。
在关键原材料出现断供之后是否能组织起替代方案,在技术路线尚未成型之时是否有企业愿意持续投入十年之久。
企业之间比较的是经营效率,各国之间竞争的是能不能将资本、技术、人才、订单以及完整的产业链组织起来。
盈利好的业务自然扩展,回报不高的业务自然退出。
这样的逻辑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却不能保证国家一直拥有那些短期内没有盈利、长期内又必须保持的能力。
如果一条重要的产业链消失了,重建它所需要的远远不只是资金,还有技术的积累、熟练工人、配套企业以及时间。
世界各国已经用行动来修正了“产业交给市场”的想法。
美国用公共资金来实施芯片产业计划,从而支持本国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以及研发设施的发展,
欧盟《净零工业法案》中规定,在2030年前使本土净零技术的制造能力接近甚至达到当年部署需求的40%,
而清洁工业政策又会继续利用公共资金、政府采购和国家援助规则去扶持欧洲制造。
美国和欧洲没有因此变成国有经济,二者都认同一点:只有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形成关键的芯片、能源、重要原材料以及高端制造业是不可能可靠的。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生产能力,要由国家主动投资、制造需求、承担前期的风险,不惜支付高于短期市场价的成本。
所谓的大国竞争,其实质上已经从“哪个国家有更多的优秀企业”升级到“哪个国家有更完备的国家产业体系”。
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即国家不需要每次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都从头开始。
国有资产已经分布到能源、电网、通信、装备、交通、建筑、原材料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
可以围绕重要目标来组织投资、技术突破、工程实施和上下游合作。
这样的能力不是一下发个命令就可以产生的。大的工程项目要有长期磨合的供应体系、关键技术要有容许失败的研发周期、基础设施要跨地区配置资源、
而应急任务又要求企业要在利润核算完毕以前就启动行动。国企所剩下的就是一套可以随时动用的组织网络。
全部私有化容易失去的就是这张网络。
国家当然可以利用补贴、税收、采购以及监管来调动民营企业,但是间接调动和直接掌握一支执行力量并不完全一样。在正常情况下,合同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出现供应链封锁、重大灾害或者产业断层的时候,议价、审批以及重新组织产能本身就会浪费掉宝贵的时间。
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让国企包揽所有事情,是由民营企业把市场搞活,国有企业保持国家的重要能力,通过产业链条进行合作。
国企所担负的民生责任,就是国家产业能力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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