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参随弊端显著，为何始终难以裁革，还长期存在于制度之中？

要理解明朝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衰亡，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角色，必须拎出来单聊——参随。

表面上，他们只是随同上官外出办事的一群人：军务随从、公务助手、出差陪同。但沿着明代两百多年历史线索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这个看似边缘的小角色，几乎始终潜伏在最关键的政治与军事场景里：开疆拓土有他们，矿税盘剥有他们，宦官作乱有他们，地方激变也往往绕不开他们。

这篇文章，既不是给参随洗白，也不是简单把他们打成“千古罪人”，而是想顺着史料，把这个制度的来龙去脉，从它诞生、膨胀到失控，再到清朝如何“吸取教训”的全过程，尽量还原得清楚一些——也看看，那个时代的制度病根，今天读起来究竟有多少似曾相识。

先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词说起。

参随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南宋，意思很朴素：参与、随从。到了元末明初，战火连绵，军队大规模征战，原来杂乱的“随从”慢慢被固定称为“参随”，而且专门用于军事领域。简单说，就是：随军出去、协助处理军务的人。

这层“军事性”和“临时性”，决定了参随一开始的基本属性——它不是编制内的正式官员，而更像是“跟着上司打仗、办差”的临时助手，既不稳定，又带着一点灰色地带的意味。

到了永乐以后，这个制度的故事，就开始复杂了。

永乐到正德这段时间，是明朝对外扩张、内部整饬的大时代。永乐北征蒙古、五次亲征；又派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修《永乐大典》，国事繁重，原有“三司”（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地方管理能力明显吃紧。按理说，该增设新机构多分担事务，但朱棣本人又对洪武朝的祖制高度尊崇——不愿轻易改制。

怎么办？就只好在“不增官”的前提下，大量派“钦差”出去：有文官钦差、有内官钦差，也有军职大员奉命行事。所谓钦差，简单讲，就是皇帝临时派出的特使，手里拿着带龙纹的敕命，代表皇权到地方处理特定事情——查案、征税、征兵、平乱、考核等等，“口含天宪”，权力极大。

问题来了：这些钦差自己没有固定衙门，也没有编制内的佐助人员，外出办事，实务谁做？细杂谁跑？公文谁起草？军务谁跟踪？生活起居谁料理？都得有人。

于是，在明廷默许甚至鼓励之下，镇守大员、钦差内官、钦差文官纷纷效仿征战将帅，主动奏请“参随”随行，理由也很顺理成章——协助公务。

从史料看，自永乐到正德，大部分重大军政行动，背后都可以看到参随的影子：

有的是随军出征，参与军功统计、后勤安排；
有的是随同钦差到地方督办大事，帮忙查账、审案、写奏疏；
还有一些，则干脆被当成上官身边的“亲信班底”，对内传话，对外震慑地方。

本质上，参随身上贴着几层标签：一是“上官的眼线和手”，二是“皇权的尾巴”，三是“临时性的公务助手”。这种既不完全公开透明、又带点权力余温的角色，一旦人数膨胀、身份复杂，其带来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

永乐到正德期间，参随的冗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发酵的。

一方面，随着战争与外出钦差频率增加，各级上官奏带参随的机会也水涨船高，有案可查的奏请往往都是这样写：因公务所需，某某需带几名参随协助。另一方面，选拔参随的渠道越来越多元：有权门贵戚子弟，有上官亲故，有应官员请托的“关系户”，甚至还有底层武人和民间游侠混在其中。

参随本应是临时随从，却开始变成一条隐蔽的“升官捷径”：

权贵子弟不走正常科举、军功路线，直接奏为参随，随同上官征战、出差；
战后或办案归来，参随顺势冒功——“随军有功”、“佐理有劳”；
再加上上官的美言，转眼就被授予世袭武职，进入官僚体系。

史料中关于“冒滥军功”的记载相当多，大量并不真正在前线立功的人，却以参随身份分食军功名额，导致武官人数急剧膨胀，原本还算严肃的武选制度被一点点掏空。这种“军功票据”被权贵与参随共享的情况，多次在册籍与弹劾文书中被指出。

军事上的后果很直接：武官队伍严重水货化，真正会打仗的比例下降；战场上屡屡失利，却仍有人靠关系与虚功往上爬，军中风气一再败坏，从土木堡到后来的辽东战事，制度积弊慢慢叠加，参随只是其中一环，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除了军事，财政上也能看到参随的影子。

永乐之后，明廷大型工程、远征频繁进行，各类费用水涨船高，而参随作为随从群体，本身就要吃要住要行路费用，外加“赏给”、“犒劳”，直接消耗国库。不少奏折里，地方官抱怨前来处事的官员及其参随“索要供张”，名义上是“行李所需”，实际上是吞吃地方财物。

可以说，永乐至正德，参随从最初的军事随从，已经变成了一个半制度化的权力附着群体，在协助皇权向地方伸手的同时，也逐步演变为地方难以招架的“额外负担”。

到了嘉靖前期，明廷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嘉靖初年，张璁、夏言等人发动一系列所谓“新政”，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裁冗革滥”——从冗官到冗费，从冗差到冗员，几乎都在整顿范围之内。参随这种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的角色，自然难逃被整肃的命运。

史料中可以看到几条明显的政策变化：

军中不得再奏带参随；
钦差出行，被限制随员人数与名目；
参随的上官、来源被重新规范，一些权门子弟式的“关系参随”遭到抑制。

这一段时间，参随在军中几乎被“清场”，名目大大减少，外出钦差所带随员也受到严格控制。很多原本依赖参随网络牟利、升职的权贵不得不退居幕后。

但这种整顿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只是暂时压住了参随的声量。等到万历中期以后，新的变量出现，参随旧病又被完全激活。

万历中后期，矿税大兴，是这一段明史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所谓矿税，本意是为了补充越来越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矿产、盐业、榷税，原本就是国家重要税源。但在万历朝，皇帝长期不亲政，内阁与外廷矛盾激化，内官趁机上位。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督理矿税，手持皇帝敕命，名义上是“为国聚财”，实则大量敛财，严重扰民。

参随在这一环上，几乎是和宦官绑在一起的。

矿税钦差内官外出，每每奏请带参随——协助勘察、收税、记账、押运，甚至直接出面替内官施压地方。这些参随很多并不是原本军中出身，而是社会底层人群、游民、亡命者，以及大批受权贵、商贾指使的人。

他们跟着内官走遍矿区与商业重地，横征暴敛、勒索地方商户与百姓，又通过各种渠道，把得到的好处往上分送，形成一个“矿税利益链”。对于底层参随而言，这几乎是他们“暴富”的最好机会：

有的通过与富户勾连，加码索取；
有的靠帮内官做脏活，获得银钱赏赐；
有的甚至利用参随身份纳赀买官，过几道手续后摇身一变成为有品级的武官或杂职官。

这一阶段的参随，已经明显跟前期以权门子弟、功名冒滥为主的模式不同——越来越多底层民众主动投充参随，他们的首要目的不再是军功升迁，而是实打实的财富。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明中期以后出现了几个叠加因素：

一是官冗问题正式暴露，官员群体数量大增，各类“闲散官”在城乡游走，形成一个庞大而不稳定的相对特权群体；
二是人口分化与流动加剧，城镇中有大量半失业的读书人、武人、手工业者，他们既不愿完全降为普通农民，又缺乏稳定上升渠道；
三是请托之风大盛，官场结党营私已经成为常态，参随被这一网络吸纳，变成一种“可控又可利用的边缘身份”。

参随冗滥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几乎展现得很清楚：它提供了一条社会流动和牟利的渠道——既适合权贵子弟走捷径，也适合底层游民搏一把，更适合内官、钦差用来扩展个人权力边界。

到了天启年间，宦官再次势力坐大，参随又重新活跃起来。

天启皇帝本人政治能力薄弱，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朝政。大量内官奉命外出督办军务、工程、税收，参随自然成群结队跟在他们身边。档案中对这些人所谓“欺压有司”、“恣行暴敛”、“僭越礼仪”的控诉，多到几乎可以写成一本独立的册子。

但制度的反扑终究还是来临。

崇祯一朝，阉党被清算，魏忠贤一系倒台之后，宦官势力被重挫，参随也随之一度消声匿迹。虽然后来在各类紧急外派中仍可见零星踪影，但总数量和活跃频率远不如前期。直到明朝最终灭亡，参随始终未再恢复曾经那种全面渗透的状态。

如果把整个明代参随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大致可以归纳为：

元末明初到永乐前后：参随主要是军事随从，临时性强，冗滥问题还不突出；
永乐至正德：参随与钦差制度深度结合，权门子弟、亲故大量投身参随，冒功升职成为主旋律；
嘉靖至崇祯：前期整顿，中期以后底层民众集体投充参随，以敛财为主；宦官时代参随与内官形成“政商暴力链”；崇祯后期逐渐衰落。

这条线索，把参随从“军务助理”到“权力附庸”再到“社会流动工具”的三次角色转变，完整串了起来。

很多人会问：既然弊端这么明显，为什么参随这么长时间都难以真正裁革？

史料给出了两个关键原因。

第一，自英宗以后，内官外出，也几乎必有参随陪同。参随不再只是文武官的随从，而直接挂在宦官体系下面，间接获得皇权保护。

要裁抑参随，表面上是在整顿随员，实质上则触动了文官、武官、内廷三方的利益格局：文官希望限权内官，武官希望保留自己的随从便利，内官则把参随当成自己向外延伸权力与触角的必需工具。三方博弈之下，参随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很难单方面彻底砍掉。

第二，钦差制度本身并不完善。

明代的钦差，权重极大，却没有制度化的公署和固定佐助团队。皇帝一纸敕命，就能让某个人临时拥有跨域调查、征税、调兵等高权力，但这个制度的“支撑结构”却非常薄弱。钦差自身没有稳定、规范的随员编制，只能靠临时奏请参随来补足功能——写文书、跑差事、做调查、联络地方。

在这种不完善的制度下，参随几乎是不得不用的“临时组织”。越是重大事务、复杂交涉，钦差越需要信得过的随员，那就必然给参随留下位置。要彻底废除参随，除非连钦差制度一起重构，而这在一个极度尊崇祖制、对大制度调整高度谨慎的王朝里，几乎没有现实可能。

而在大制度不动的前提下，参随又不断被社会需求与权力结构推着往前走——成为逐利者的必争之地。

这点在万历中后期以后看得尤其清楚：请托风气盛行，权贵子弟、亲故排队奏为参随，想借上官出差的机会冒功升职；底层民众则把投充参随当成提高社会地位、获取财富、甚至实现阶层跃迁的捷径。很多无赖人等，靠着参随身份在地方“吃拿卡要”，再纳赀为官，跳进官僚阶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参随的冗滥，是被官冗问题、城乡分化、逐利风气共同推动出来的制度性结果：社会中大量闲散官与游民，需要一个可以承载他们欲望与不安的出口，参随刚好提供了一个既具权力影子又不需正式考试的“灰色岗位”。

这个岗位一旦与钦差制度、矿税制度、宦官体系联结起来，其破坏力自然不断放大——军事、经济、政治三方面的恶果，也就相应密集地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参随并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明代孤例”。

钦差或“特使”制度，从春秋战国的“使者”、汉唐的“使臣”，到元明正式出现“钦差”，一直延续到清代“钦差大臣”，形式多有变化，但本质上，都属于皇权在特定事务上的外派代表。而历朝的经验几乎都证明一个事实：一旦赋予这些人巨大权力，却缺乏规范的随员制度和有效监督，其身边的随从群体很容易演变成压迫地方百姓、扰乱基层秩序的帮凶。

元代也有类似的人，被称为“亲随伴当”，行走各地，协助上官。只是元代钦差尚不算普遍，规模相对有限，影响也有限。到明代，钦差制度运用频率大大提高，再叠加参随这种半制度化随从的存在，范围铺开，行为恶劣，危害自然成倍放大。

明亡之后，清廷其实是明确“追鉴往事”的。

清代在广泛派遣钦差大臣的同时，专门对其随员制定了一套规范措施，核心是两点：

其一，限定随员出身。钦差出行，原则上只可以带自己本衙门的司员；如果本衙门确实无人熟悉刑名，才允许奏带刑部司员。特别强调一点：现任大员子弟一律不准随行——这就是在针对明代权门子弟通过参随“走捷径”的旧病。

其二，限定随员人数。惯例规定钦差随员只准带一、二人，随员家人也有固定额数，不许大臣随意扩充名额，给自己拉队伍。

此外，为防止重演明代宦官外出乱政的局面，清廷也刻意压制内官权力。顺治十年（1653）的谕令明确规定：寺人（宦官）最高不过四品，凡属内员，非奉差遣不得擅自出皇城。这显然是吸取了明代内官“出京带参随、为所欲为”的教训。

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钦差随从人员的不良影响。但制度的惰性和利益的冲动，从来不会因为一道命令就彻底消失。到嘉庆以后，随着监督力度下降，各地又出现钦差随员及其家人普遍超额的现象，“小钦差”这种民间对随员的调侃称呼重新流传。朝廷明令禁止这种称谓，但从史料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说明制度控制力已经弱化。

从明代参随到清代钦差随员的故事，拉长视角看，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

在皇权体制下，只要权力被集中在某些临时外派的人身上，而他们的随从群体又可以通过出身关系、个人投靠、利益捆绑自由出入权力边界，这种“外派皇权＋随从附着”的组合，就极容易与社会底层逐利力量勾结起来，形成一个以权力为背书的地方压迫网络。

明代参随只是这类问题的一个典型表现，并不是唯一案例，更不是历史的偶然。

对后来者而言，这段历史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参随这个名词”，而是看清一个更深层的逻辑：

当某一类角色兼具“临时性、不透明性和一定程度的权力影子”，又恰好成为多方利益汇集的通道——它就很容易从原本的辅助功能，演变成扭曲制度、公器私用的工具。

明代参随，从军务随从变成冗滥权力附庸，从辅助上官变成欺压百姓，从保障钦差执行力变成蚕食国家财政与军功体系，其过程并不是一夜之间的堕落，而是长期的制度失衡与利益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今天回头看，这类问题并不遥远。任何时代，只要制度设计中存在类似“灰色随从区”，只要权力可以被大量外包给缺乏监管的“助手群体”，只要有渠道让底层逐利者通过投靠权力边缘实现阶层跃迁，风险就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套时代话语。

以古鉴今，真正要警惕的，是不要再重复那种：把问题归咎于某几个具体角色，而忽视背后整个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历史上，被骂得最狠的常常只是那群具体的参随、小钦差、矿税差官；而真正需要被追问的，是允许他们长期存在、不断膨胀、被各方依赖的那个制度底层逻辑。

明代参随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这么长，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提醒：当我们看到某些似乎“只是助手、只是随从”的角色开始被赋予过多实际权力时，就应该本能地问一句——他们的边界在哪里？有人监督吗？制度准备好了吗？否则，历史从来不会嫌“旧剧重演”太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