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论互鉴的语境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评《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

《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 曾 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在当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理论的大背景下，不少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积极参与其中，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上海大学曾军教授也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参与其中。他经过多年对中国和西方文论的潜心研究和思考，于近期出版了一本题为《当代中国文论互鉴论》的专著。这部专著从全球文明互鉴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嬗变，提出了不少具有理论洞见的观点，为我们在一个中西文论互鉴的语境中构建中国的自主文学理论话语提供了中国文论学者的智慧和贡献。

该书视野开阔，纵横古今中西，在众多前人和西人走过的道路上另辟蹊径，提出了在一个跨文化语境中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一家之言，给国内外同行以诸多启示。首先，作者承认，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每一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但是“对于我们个体学者来说，做百科全书式的、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或定于一尊的知识体系其实只是一种奢望。而且用这个标准要求我们去参与自主的体系建构，其实也不可能。这个自主的知识体系一定是一种阶段性的成果、过程中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所建构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大写的单数的知识体系，而是小写的复数的知识体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完成性与未完成性、当下性与历史性的辩证统一。”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选取了处于跨文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文论作为切入点，所采取的方法则是他本人所熟谙的“对话主义”方法。

如果说，对话仅仅作为方法和视角的话，那么作者接下来所要实现的“转化”才是其必然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中西对话的背景，作者使得“化”作为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凸显出来。也即在曾军看来，“‘化’是学术术语中一种常见的后缀，一般用来将名词或形容词动词化，赋予其‘使动’和‘转化’的意谓。如‘美化’／‘丑化’，就是‘使……变得美／丑’的意思；‘殖民化’就是指强国采取各种手段使相对落后的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从而对外延伸其主权。将‘化’引入中西文论互鉴的讨论，可以用来描述中西文论之间相互交流、彼此影响，或主动输出，或被动接受的动态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后缀的‘化’作为中西文论互鉴方法论反思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来看待。”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始终用“化”来接受外来理论思潮的影响并将其“本土化”或“中国化”。只有将外来的理论思潮与本土的东西糅合在一起才能将其转“化”成一种新的东西，或者说才能达到理论上的创新。在这方面，出生印度的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成功进入国际学界主流就为我们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效法的范例。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西方文论研究的学者，曾军的研究与一般中文出身的学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对西方文论有着由衷的喜好，并不遗余力地将其引入中国，然后基于中国的语境进行新的建构。他的博士论文曾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研究对象，但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多年后仍没有忘记对话主义在当下的全球文明互鉴背景中的功能。他并不否认西方文论之于中国当代文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西方文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他者’。它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理论话语体系，从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观点结论等，改变了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方式甚至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文艺、文化现象与问题的发现、理解和阐释，重塑中国问题、中国形象。”但是，他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并非被动的，而是更带有一种主动的创造性建构。通过对一些西方文论大家的成名道路的考察，他发现，真正的理论大家从来都是不排斥外来影响的，他在书中提供并探讨的几位西方理论大家与中国理论和理论家的互动和互鉴，就说明了中西文论交流和对话的双向路径。

确实，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声音也愈益强烈，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面对这样一种情形，曾军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20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会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思想、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感兴趣？他的回答是，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这里既有西方文论为了寻求自身理论的普适性而做的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的努力和尝试，也有着为了解决和克服自身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而取道中国，寻求‘他山之石’的意图，还有着经过与中国文艺的接触而受到深深的感染，从而获得了文艺创作和理论创新的灵感，等等。”他并没有只是提出问题，而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通过考察一些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西方文论大家对中国的看法和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去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说，在从中西文论互鉴方面讨论西方文论之于中国的意义和价值方面，国内其他学者也发表了大量的著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本书的一大创新性就在于，作者基于大量的实证材料和史实，向国内学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批在西方学界占据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也曾受到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和启迪。他列举的案例就是法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尤其是对克里斯蒂娃这位仍健在并活跃于学界的法国理论家，作者着墨更多，并通过仔细的实证研究和分析，认为“或许可以这样来认识克里斯蒂娃的学术转向：虽然克里斯蒂娃最终没能成为汉学家，但她却成功地将汉语及中国文化引入了西方，传到了世界。”此外，通过这一个案，作者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克里斯蒂娃作为一位出身于东欧、学术成长于西欧，又熟悉中国文化的女性学者，具有能够充分整合、多方游走，在多重文化中主动寻求相遇、交流，在异质性的碰撞中寻求文化共识的能力。”应该说，这是一位中国学者首次提出这样的观点，同时也是一位中国人文学者在文明互鉴研究中首次深入细致地探讨西方主流思想家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借鉴。

图源：视觉中国

当然，本书在梳理了中西文论双向对话的路径和方法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作者还就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作者选取的案例就是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作者深知，在建构中国阐释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新梳理中国古代阐释传统中的考据学、训诂学与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要在西方阐释学理论中攫取对构建中国自己的阐释学最有帮助的精华部分。由此在作者看来，“如果说中国古代阐释传统最典型地体现在经学阐释中，那么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则是发源于诗歌，围绕诗学传统产生了诗话、词话、例话、点评等文论和批评，对其展开批判性反思也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建构过程中，则应采取一种对话主义的方法，“具体而言，这一重构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动态的经典阐释方法体系。它在坚持对绝对经典和相对经典作品的作者原意理解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也应该吸收当代阐释理论的优秀成果，尤其是那些强调阐释主体主观性和作品多义性的理论流派的思想方法”。毋庸讳言，作者已经认识到，一种阐释理论如果仅适用于揭示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文本，如西方的阐释学，那它就不能算作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它只有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中结合所要阐释的对象的具体特征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最终建构一种开放的并具有普适意义的阐释理论。这种阐释理论不仅用于具体的作家作品和理论思想的阐释，而且通过这种能动性的阐释，还可以对文学和人文学术经典的构成和重构起到积极的作用。

诚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的尝试，并非只是针对国内学界的，而更是针对国际学界。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为什么不遗余力地要将最新的西方文论思潮及其代表性人物译介到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外来力量的推动。同样，在西方理论衰落之后，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学者也需要从域外的思想和理论中获取灵感，从而使处于衰落状态的理论在西方再现辉煌。我想，本书的一些章节若用英文改写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也许会给国际同行一种启迪。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中西文论的互鉴和平等对话就基本实现了。虽然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但本书的出版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