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朝鲜战场传来消息：士兵报告演员侯宝林牺牲了，身旁的侯宝林当场愣住了

1951年的春天，鸭绿江对岸炮声不断，硝烟几乎成了天空的底色。

向新溪方向行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里，一阵慌乱的脚步响起，一名警卫连的战士一路小跑，喘着粗气去找带队的顾荣甫：“顾指导员，有个相声演员牺牲了！”

顾荣甫一愣，下意识追问：“谁牺牲了？”

“侯宝林！”

话音刚落，他自己也惊了，因为顾荣甫身边，就走着一个戴军帽、穿军装、背着挎包的人——正是说相声的侯宝林。

顾荣甫伸手一指：“胡说，这不就在这儿吗，人好好的！”

战士愣在原地，脸一下涨红，又赶紧补充：“那……应该是个相声演员，大家都叫他小蘑菇！”

这下谁都明白了。

顾荣甫沉默了几秒，长长吐出一口气，低声说：“可惜啊……可惜。”

在队伍旁边，侯宝林怔了半天，才追问一句：“你确定，是我们相声行里的？”

战士拼命回忆，终于憋出一个名字：“说书的，说相声的，常……常宝堃！”

就这样，在一支行军部队的路上传开：那个在天津茶馆说相声、在电台里逗了无数人笑、艺名“小蘑菇”的青年相声演员，倒在了朝鲜战场上，年仅二十九岁。

而这边，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天津，一个同样关起门来的办公室里，另一个人刚刚听到这个消息。

那个人，是他的四弟——常宝华。

这天，常宝华照常在天津的剧团里排活。几天前，他刚给同事说起：大哥在朝鲜演出快回来了，等他回来，一家人要在天津好好吃一顿团圆饭。那年头，能有一顿全家齐整、菜里有点肉星子的饭，不容易，他心里盘算了好几遍。

没想到排练排到一半，领导突然叫他：“宝华，你跟我去一趟抗美援朝分会。”

他一进门，就觉察不对。屋里已经坐着市长黄敬，还有文化、宣传口的几个领导，气氛凝重得出奇。同事都站在墙边，不说话，只默默看向他。

那一瞬间，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出事了，而且是跟大哥有关的事。

文化局局长钱杏邨站起身，语气格外郑重：“我宣布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常宝堃同志，在朝鲜战场上，殉国了。”

“殉国”两个字落地的时候，屋里安静得只剩下呼吸声。

常宝华愣了几秒，眼眶立刻红了，连话都说不利索。前脚刚送大哥去北京集合，临走前大哥还半真半假地拍着他肩膀：“我得去朝鲜给美帝点颜色看看，你在家里稳住大后方。”

那天的画面几乎还在眼前，人也说走就走了。

许多年后，常宝华在一档访谈节目上回忆那一刻，还忍不住哽咽：“我文化不高，但‘殉国’这两个字，我懂，那是打仗的英雄才配得上的。一个说相声的，竟然也能用这两个字，我那时心里就一个念头——为了这俩字，我大哥死得值。”

谁能想到，这个被人们叫了十几年的“小蘑菇”，从张家口街边的小艺人，一路说着段子、挨着打、挨着抓，最后会把命留在异国的山沟里？

要说清这件事，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从那个在大街上端着小笸箩、逗笑路人的小孩，慢慢说起。

常宝堃这一生，说到底就几个关键词：穷、倔、敢说、敢去。

他出生在1932年前后（有资料记载为1922年，民间说法略有出入），家在河北张家口一带，童年过得一点都不“艺术”，就是一个字——穷。

他父亲常连安，是个老江湖，唱过京戏，耍过把式，也会说一点相声，典型的民间艺人，哪有观众就往哪儿跑，给钱就演，没钱就当练活。

那时候的说书人、卖艺的，说好听叫“艺人”，说难听一点，在社会最底层，喝的是天上水，吃的是过路钱。常连安也不例外，荷包里一没钱，就得带着家当上街。

常宝堃刚会走路、会说话，父亲就把他领上街：“来来来，给大叔大婶学一段。”孩子嘴利，记性又好，父亲随口编几句逗乐的话，小家伙转头就能给观众讲出来，还会添两句自己想的“现挂”。

比如，每次演出完总有人假装不往小笸箩里丢钱，逗他玩。有一回，一个大叔站在那里看完表演就要走，小家伙抢上去，奶声奶气地说：“这位叔叔不是不想给钱，他是……”

他故意顿了一下，把观众胃口吊住，又踮着脚，装模作样往那位“叔叔”耳朵那儿一听：“哦——原来是被我婶婶管得严呀！”

周围一片哄堂大笑，连那位被“点名”的大叔也乐得合不拢嘴，掏腰包的手更快了。没一会儿，小笸箩里就叮当作响。

这孩子长得也喜兴，大嘴、小眼、圆脸，一说话眼睛一弯，好像随时都在笑。张家口周围的老主顾都记住了他，逢人便说：“这小子像蘑菇似的，又圆又招人喜欢，是个宝贝。”久而久之，“小蘑菇”这个绰号就叫开了。

父亲看在眼里，心里有数：这孩子是块好料。

那时候，相声讲究“科班出身”“拜师学艺”，没有个像样的师父，就算有点天赋，也难出头。常连安咬咬牙，决定把儿子送去拜一个正经的名家，别再跟着自己在街边混。

经人介绍，父子俩辗转来到天津，那时候的天津，是北方曲艺的重镇，相声名家云集。几经周折，小蘑菇拜在当时德高望重、名声响亮的相声大师张寿臣门下，正式入了行。

这一拜，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后来常家三代乃至四代人的命运。

拜在名师门下，规矩就多了，活也苦。白天跟着师父跑茶馆、跑戏园子，晚上还得背活儿、练嗓子、琢磨包袱怎么抖、眼神怎么走、节奏怎么掌握。别人十五六岁还在胡同里撒欢玩，他已经在台下咬牙练基本功。

他悟性高，嘴勤脑快，再加上舍得下功夫，“练活儿”很快见效。没过几年，他就不再是给师父打下手的小孩子，而是真正在台上担得起场子的“角儿”。

那时候的茶馆，观众难伺候——工人、车夫、商人、学生，各路人等都有，谁的钱都不好挣。你要是说得不好笑，下面有人当场拍桌子骂娘；说得不走心，第二天就没你的号了。

但小蘑菇站上去，常常一个开场，他那股子天生的喜感加上机灵劲儿，观众就跟着笑开了。很快，他成了茶馆里的台柱子之一。

更关键的是，他遇到了一个绝配的搭档——赵佩茹。

一个十五六岁的逗哏，一个二十出头的捧哏，俩人一搭上，像是天生一对。一个管丢包袱，一个负责往上托，节奏一紧一慢，笑料接着笑料，观众爱听这种“对子”。

那时候的天津电台刚起步，相声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电台请谁？当然是台底下“叫好声最大”的那几位。小蘑菇的名字，就这么通过广播，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录唱片、在广告里配音、跑各地演出……一个从街头走出来的孩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红角儿”。

日子慢慢好起来，常家搬到北京西单安了家，父亲总算不用再拖着箱子满街跑。常宝堃也在天津组织了“兄弟剧团”，专门演相声、评书、快板等曲艺节目。那会儿他还不到二十岁。

但常连安跟师父张寿臣给他的“规矩”，一直没变——艺可以红，人不能飘。演艺这行，在旧社会里是下九流，真正能立得住脚的，是那些说话有分寸、做事有骨气的人。

父亲常对他叮嘱：“咱是说相声的，可不是只图一乐的。得接地气，得知道老百姓心里在想什么，你说出来，那才叫本事。而且，别光拿小人物开涮，真要说，就得敢骂该骂的人。”

这话，在那种动荡年代，是要冒风险的。

1943年前后，日本占领区搞“献铜献铁”，打着“爱国”的旗号，实则是掠夺民间铜器、铁器给侵略战争服务。汉奸奉命上门搜刮，一家家的铜锅、铜盆被抬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常宝堃看在眼里，心里堵得慌，索性把这股怒气写进相声里。

有一回，他和搭档演到《耍猴》这个传统段子，他临时改词，把“献铜”夹在包袱里：

“咱俩耍猴，有个条件，我得拿你脑袋当锣敲。”

“那你的锣呢？”

“献铜了，全叫你们给弄走了！”

台下一听，全明白什么意思了。平日里憋着气不敢说，这一下被他点破，笑声里夹着一股子痛快。掌声、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

可台底下不是只有百姓。日伪警察、汉奸爪牙也有人在，脸上挂不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抓去了。家里东拼西凑、托人说情、拿出所有积蓄，才把人保出来。

出狱没多久，他又编了一个讽刺敌占区物价飞涨、百姓吃不上饭的段子《牙粉袋》。台上说得耍贫嘴，实则句句扎在现实痛点上。

这回更干脆，还没等到第二天，他刚从台上下来，人就被带走了。牢里挨打、受辱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人劝他：“你就说几段不疼不痒的，别再惹事了，命要紧。”

他偏不：“我说相声，不就得说老百姓的心里话吗？要不我站这儿干嘛？”

日本投降没几年，换了一拨统治者。国民党在北方搜刮苛捐杂税，抓壮丁、摊派、腐败盛行。老百姓好不容易盼到侵略者滚蛋，又落到另一种苦海里。

常宝堃照样没闲着，编了《打桥票》，讽刺他们借“修桥”“建路”之名大肆敛财。同时拒绝给他们做反共宣传。

结果可想而知，照抓不误、照打不误。他老婆那几年最怕的，就是半夜敲门声，那意味着又有人来抓人。然而他出狱后，只要一站上台，又照旧往死里“挤牙膏”——往台词里挤真话。

所以你要说他是“文艺工作者”，不如说他骨子里就是个较真儿的人。

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风向真的变了。

以前上台要看人脸色，如今地方政府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们进工会、进工厂、进部队说相声，给工人、给解放军战士演出。身份从“下九流”变成“文艺工作者”，待遇、尊重都不一样。

那几年，他拼命创作反映新生活的段子，歌颂翻身农民、工人和解放军。《猜灯谜》被他一遍又一遍翻新，把新社会里出现的新事物、新风气都往里塞，观众听着既新鲜又解气。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这条命能从战乱中保下来，能有今天的地位，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当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他几乎没怎么犹豫。

1951年初春，天气还带着寒意，他从天津赶到北京西单，回了一趟父亲家。

平时能说会道的小蘑菇，这天一进门，却有点支支吾吾。茶都喝了半杯，还没说到正题。常连安看着他，心里早有猜测。

“你是不是想去朝鲜？”老人家干脆替他把话说了出来。

常宝堃愣了一下，随即咧嘴一笑：“您怎么知道？”

“我还不了解你？侯宝林他们都报名去慰问演出了，你能坐得住？”父亲叹了一口气，“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不拦你。只是到了那边，可不是茶馆说段子那么简单了。”

后来常连安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是不舍得让儿子去的，唯一的儿子，事业刚红火，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但他更明白，儿子那股子倔劲——既然认定了是自己该做的事，与其在家里拧着，不如放他去。

“去吧。”他最后说，“记住，你走的是文艺工作者的路，但阵地和战士一样，你得对得起这身军装。”

1951年3月，中国文联、中宣部、总政联合组建了第一批赴朝慰问团，总计575人，团长是廖承志。队伍里云集了各路文艺界精英：戏曲、话剧、电影、曲艺、杂技……常宝堃作为曲艺服务大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从天津辗转到北京集合，与大家一起坐火车北上。

他们先到丹东，在鸭绿江边整训。远远能看到江对岸时不时升起的硝烟，炮声穿过水面传过来，有时候连地面震动都能感到。美军飞机偶尔飞临上空侦察，防空警报随时响起。

慰问团发了军装、棉被、干粮，还专门组织了简单的防空、隐蔽演练。很多演员是第一次穿军装，一个个照着镜子又新鲜又庄重。

常宝堃穿上军装，在营地里转来转去，眼睛总是忍不住往前线方向看。一天，他忍不住凑到带队的军官旁边，小声说：“我们都有军装、有军帽，要不要给配一支枪啊？要是美机来，我也能打上几梭子，说出去才像是上过战场。”

军官被他逗乐了，拍了拍他的肩：“你是说相声的，可不是打枪的。这样，你拿这个。”说着递给他一支发令枪，“一会儿行军集结、转移的时候，你打这个发信号，也算你‘打过仗’了。”

常宝堃接过发令枪，笑得像个孩子：“行行行，总不能回去跟人说我只是隔着鸭绿江听了听炮声吧？”

4月8日，慰问团正式跨过鸭绿江。有人在临桥处停了几秒，回头望了望中国这边的山川，又转过身快步跟上队伍，心里都明白：再往前走，可就是战场。

曲艺服务大队被分成几支小队，分别随同不同的部队行动。常宝堃带着第四中队，一路往前线靠，最后到了靠近三八线的地区。那里几乎就是战火的正面——阵地战、拉锯战一场接一场，炮声从早到晚没停过。

刚到朝鲜时，很多演员对战场的“想象”，还停留在报纸和新闻里。等真走进那片山沟，看到被炸烂的道路、烧毁的房屋、躺在担架上带着血的战士，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这次是真的走进了战争。

演出条件，粗糙得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大部分时候，他们没有像样的舞台，只能在山坡、林子、坑道口搭个临时台子，前面坐着、站着、蹲着的一片，全是刚从阵地上下来的战士。有的人胳膊缠着绷带，有的脸上还有未洗干净的血迹。

一天晚上，他们在树林里演出，刚说到一半，突然天空中几道刺眼的白光亮起——敌机扔下了照明弹，把整个山坡照得跟白天一样。

部队首长立刻喊：“所有人，进防空洞！”

演员们一窝蜂往洞里钻。常宝堃也跟着跑进去，结果一抬头发现，洞里全是演员，战士们却没进来。

他疑惑地问：“同志们呢？”

首长看了看外面，语气很平静：“这是敌人的惯用伎俩，扔几颗照明弹，侦察一下阵地。真要轰炸，会有动静。战士们习惯了，不会乱动。”

这话，对从和平环境来的演员们震撼不小。常宝堃愣了两秒，突然推门就往外走，还跟首长说：“那战士不怕，我们艺人也不能光躲在洞里吧？接着演！”

大家一听，也都跟着出了洞。原本紧绷的神经，被他这句话说得松了一点。

站回临时搭的“舞台”上，他抬头看了一眼空中的照明弹，顺嘴就“现挂”了一句：“咱得谢谢老美啊，大晚上的怕大家看不清楚，上边给咱按了几个临时电灯。”

台下一片笑声。这笑声，不是茶馆里那种轻松的笑，而是带着一种“原来还能这么看”的释然。那几分钟，战士们暂时忘了炮声，真的在笑。

越往前线走，危险越近。敌机扫射、炮弹落在附近，已经成了他们必须适应的“背景噪音”。

有一次，营地附近遭到轰炸，大家按规定往防空洞里跑。常宝堃眼看着舞台旁边堆着的道具箱、乐器箱没人管，心里急了，边跑边往回冲。

赵佩茹一把拽住他：“你疯啦？命要紧！”

他一边往那堆箱子那边挪，一边回头喊：“这些要是炸了，我们拿什么演？来都来了，总不能光躲洞子吧！”

他是真的把那一箱箱道具，当成战士们的精神口粮。那是他能递出去的“武器”，不能轻易丢。

在朝鲜的两个多月里，他和战士们穿一样的棉军装，吃一样的大锅饭，行军时背行李、走山路、趟冰河。晚上睡在山沟里，被炮声惊醒，开始他会紧张得睡不着，到后来，就算炮声在山那头炸开，他也只是翻个身，把被子往上拢一拢，接着睡。

慢慢地，他不再把自己当成“来慰问的演员”，而是真正把自己看成一名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按照计划，第一批慰问团在朝鲜演出两个月后，就要返回国内。1951年4月23日，就是他们启程回国前的最后一天。

那天中午，天气还算晴朗。大家收拾好行李，把能带回去的乐器、服装、道具仔细打包。有的人已经开始憧憬回国后的生活：回家见家人、吃一顿热乎的、好好睡一觉。

午饭后，常宝堃端着搪瓷杯，去赵佩茹住的房间，俩人挤在简陋的土坯屋里，边喝茶边琢磨回国后的新段子。

也许，他们甚至已经为下一次在天津茶馆的演出准备好了开场白。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传来一阵熟悉又刺耳的轰鸣声——美军飞机来了。

突袭来的很突然。警报声还没完全拉响，第一轮炸弹已经砸向附近的村庄。住的那片低矮民房本来就摇摇欲坠，炸弹一近，墙体开始开裂，灰土一片片往下掉。

“快出去！”有人大喊。

常宝堃和赵佩茹端起桌上的东西，一起冲出屋子。刚跨出门槛，耳边是飞机低空扫射的机枪声，“哒哒哒”的声音不停地从头顶划过，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地面、墙壁、树上。

那种时候，谁都只想着一个字：躲。

他们一边跑一边寻找掩体，准备往旁边的防空洞冲。也就是在这几秒钟之内，一颗子弹从空中划开一道看不见的线，偏偏那么准，打在了常宝堃的额头上。

赵佩茹听到身边“噗”一声，本能地回头一看，就见搭档的身体猛地一晃，整个人向后倒去。

“蘑菇——！”

他几乎是扑过去的，想伸手把人接住。下一秒，自己的胳膊一阵钻心的疼，一颗子弹擦过，鲜血瞬间浸透了衣袖。两个年轻人，一起倒在了尘土里。

赵佩茹强忍着剧痛，一边用手背给常宝堃抹额头上的血，一边哆嗦着喊：“蘑菇！你睁开眼看看我！你说句话，骂我两句也行啊！”

可是他喊的那个人，已经听不到了。

这种在战场上的牺牲，不像电影里那样有长篇台词，没有告别，没有预兆。前两分钟还好好坐着聊天，下一刻就永远停在了29岁。

组织考虑到他的名气和影响，消息没有第一时间公开，而是先安排遗体护送回国，通知天津市政府和文化系统做好善后。

等到5月15日，天津召开了正式的公祭仪式。

那一天，天津城前所未有地安静。按当时的统计，有八十多万市民自发赶来为他送行——那时候天津总人口也不过两百多万，相当于每三个天津人里，就有一个站在街头。

公祭完三天后，出殡那天的队伍，几乎把半个城市都串了起来。

灵车缓慢向殡仪馆方向驶去，前面是打着白幡、穿着孝衣的亲属，后面是迈着齐整步伐的队伍。沿途所有的店铺，几乎都关了门。商家在路边摆出一张张桌子，茶水免费供应，给送葬队伍里的老人、孩子歇脚。

人群中，有工人，有学生，有小贩，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有人手里举着写着“人民艺术家”的挽联，有人把家里珍藏的白花拿出来，站在人群边缘，不停擦眼泪。

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一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走一边说：“我听他相声听了多少年啊，现在小蘑菇没了，我还听谁？我把话匣子都砸了！”

“话匣子”，就是那时候价格极贵的收音机。对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倾家之物。她说砸就砸了，因为在她心里，收音机里最重要、最值得等待的那个声音，已经永远不会再出现。

走在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孩，额头绑着白布，手里紧紧攥着白幡，脚步有些踉跄。他叫常贵田，只有9岁，是常宝堃的长子。

他身上穿着的那身孝衣，对相声同行来说并不陌生——那正是传统节目《福寿全》里用到的道具。以前哪位圈里穷老艺人去世，家里连丧事都办不起，常宝堃就会把这身孝衣套上，在台上演节目，跪在地上给观众磕头，把募捐来的钱一分不动，都送到那户人家。

他怎么也想不到，这身孝衣，最后这么早穿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

队伍走得很慢，前面的小孩几次快要累得站不住了。一个高个子的警察看不过眼，干脆把他抱起来，一路抱着走完全程。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位警察姓郭，是负责维持秩序的干警，真正坚持抱着他走到底。

出殡以后不久，政府正式授予常宝堃“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并追认为烈士。他成为中国相声界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被正式授予烈士称号的演员。

对一个说了一辈子相声的人来说，这四个字，分量太重了。

处理完大哥的后事，常宝华做出了一个别人看起来有点“冲”的决定——去朝鲜，当兵。

有人劝他：“家里刚失去一个顶梁柱，你再上战场，要真再出个意外，父母怎么承受？”他只是憋着一股劲说：“哥哥死了，弟弟上。我得去，让他们看看，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咱是一茬一茬接着上。”

不只是他，全国各地，还有大批文艺工作者争先恐后报名去前线慰问演出。梅兰芳、常香玉、周信芳……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曾在1952年、1953年的慰问团名单上。有人在坑道口给伤员唱戏，有人在冰天雪地的山坡上拉胡琴。据后来不完全统计，陆续奔赴朝鲜前线演出的文艺工作者，总人数超过六千。

从朝鲜回来之后，常宝华真的穿上了军装，走进了部队文工团，也算实现了自己“去当兵”的执念。再后来，他带着侄子常贵田，一起站上军营里的小舞台，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叔侄俩既是亲人，又是战友。

常宝堃没有给家里留什么财富。那时候的艺人，就算红，也谈不上“富”。他留下的，是一套严苛的行规和一股骨子里的劲——学艺先学做人，段子要说到老百姓心里去，人要站在老百姓这边。

这套东西，被他父亲传给他，又被他传给弟弟和孩子。常家成了中国相声史上少见的“世家”：从常连安到常宝堃、常宝华，再到常贵田、常小宝，后来又有常亮、常远、杨凯，一个个名字接龙似的排下来。

你今天打开电视、点开视频，看到的常远，演喜剧、拍电影，很少有人会想到，他的爷爷，就是当年葬在天津烈士陵园里的那个“小蘑菇”。

时间过去七十多年了。天津烈士陵园里，长眠着许多志愿军烈士和革命先烈的墓碑，其中有一座并不显眼的墓碑，碑前常能看到有人悄悄放下一朵花。有的是老相声迷，有的是专程从外地来的观众，有的是后来从事文艺工作的人。

那座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常宝堃——烈士名录里唯一一个相声演员。

有人说，他这一辈子，一半在台上，一半在战场；活着的时候，在阵地上给战士们说相声，逗他们笑；走了以后，还和那些牺牲的战士埋在一起。

也许，对他来说，能一直待在战士身边，这就是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