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8年抗战，日本曾扶持6个伪政权，这些政权究竟拥有多少伪军？

伪军这俩字，这些年在各种抗战剧里，都快被拍成“熟脸”了：一会儿举着三八大盖冲锋，一会儿又在鬼子后面摇旗呐喊。可真要问一句——抗战时期，全国到底有多少伪军？他们从哪来？听谁指挥？在战场上到底是“送人头”，还是货真价实的对手？很多人反而说不上来了。

更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日本当年在中国搞的伪政权不止一个，光主要的就有六个，其中真正成规模、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核心伪政权，有四个。把这些伪政权的伪军加在一起，大概是多少？120万左右——而且这还是不算伪警察、伪特务机关的情况下。再加上日本在华军队，一共能调动的兵力超过300万，甚至一度比重庆方面名义上的总兵力还多。这就是抗战的残酷底色：我们不仅要对付日军，还要面对遍布各地、熟门熟路的伪军。

要弄清伪军的数量，就绕不开一个问题：这些伪政权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一步步堆出一支上百万人的伪军？纯靠背叛吗？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日本走到这一步，绝不是一夜之间“脑子一热”。19世纪中期，日本和中国一样，被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国门。不同的是，他们很快选择了另一条路。

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率黑船叩关，日本的锁国体制被打破。短短几十年，德川幕府被推翻，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全民征兵、废藩置县、土地税制改革、发展工业、引进西制，甚至派出岩仓使节团到欧美考察……日本在不到半个世纪里，硬是从一个封闭封建国家，变成了新兴军国主义强国。

实力上来了，野心自然也跟着膨胀。对外扩张，是日本那一代统治者几乎写在骨子里的选择。

最早的目标，是离自己最近、又相对薄弱的朝鲜和清国。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打败清朝，迫使李氏朝鲜“独立”，实则把朝鲜变成自己势力范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款、割地（包括台湾）、开放通商口岸。十年后，日俄战争打到东北，在旅顺、大连、奉天等地血战之后，日本又从俄国手里接过东清铁路南段和关东州的特权，在东北扎下了根。

接下来，就是很多人熟悉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柳条湖爆炸案，旋即发起进攻。半年多时间，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大量中国军队被迫撤退或被解除武装。趁着东三省局势混乱，日本人索性扶植“满洲国”，搞出一个挂着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招牌的“伪满洲国”。

从那一刻开始，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思路基本就定型了：自己兵力有限、战线又长，单靠日军镇压不够，于是必须用“华治华”“蒙治蒙”，靠伪政权+伪军，把占领区牢牢捆在一起。后来的伪蒙政权、华北自治委员会、冀东自治政权、维新政府、汪伪政权，都是在这思路下陆续拼出来的。

另一方面，中国内部本身就存在军阀割据、地方势力林立的问题。日本正是利用这些矛盾，各个击破、各个拉拢。有投机的地方军官，有失意的旧官僚，有想“借日自强”的民族主义异端分子，也有自保求活的杂牌武装。战争年代，一旦整体形势不利，这些人就成了日本重点争取的对象。

再加上一点：随着战线从东北一路压到华北、华中、华南，日本军队自身也捉襟见肘。占地太广、兵力不足，逼着他们必须尽可能多地把降军、地方武装改编成伪军，用来“看家护院”，自己则集中兵力打大战役。这也是为什么到抗战中后期，伪军数量越滚越大，动辄成十万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四个主要伪政权，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当年日本扶植溥仪出山时，很多东北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一边是童话里“皇帝回来了”的旧梦，一边是街上横着刺刀的日本兵。1932年3月，“满洲国”在长春（当时称新京）宣布成立，宣统皇帝溥仪被包装成“执政”“皇帝”，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个被关东军牵着线的“木偶皇帝”。

为了让这个伪政权看上去像个“国家”，日本人替它搭了完整的架子：有名义上的政府，有“军队”，还有自己的旗帜、货币。根据战后审判资料与多方统计，伪满军队总兵力在15万左右。这些部队，主要来自三类

一是原东北军残部。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拒绝撤出东北、又缺乏补给的部队，被迫缴械、改编，有的被拉入伪满军序列。

二是地方武装、保安队。地方豪强、警备队，原本就熟悉地盘，被日本人看中，改头换面成“治安部队”。

三是新招兵。伪满政权在农村大搞征兵，不少青年在枪口下被拉入队伍，有的甚至连自己到底效忠谁都搞不清，只知道当兵吃粮。

伪满军的装备，在全部伪军当中算是比较好的。一部分日制武器，一些从东北军那里缴获的旧式装备，还有日军按需供给的机枪、火炮。在很多“讨伐作战”中，日军往往让伪满军充当前锋，对付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支队。

东北的山岭林海里，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故事：某支伪满警备队在夜里突然反戈，一枪打死驻在所的日本顾问，全连端着枪往山里跑，投奔抗联；也有的伪军，被迫带路追击抗日队伍，一路上故意“走错道”“慢半拍”，暗中放水。这些复杂的灰色地带，既说明伪军队伍内部的摇摆，也说明当时东北抗日的艰难——敌人不只是日军，还有熟门熟路的本地武装。

如果说伪满洲国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样板间”，那么伪蒙政权，就是它向内蒙古草原伸出的另一只手。

1936年前后，日本在内蒙古地区动作不断，依托的是部分蒙古王公的“自治”诉求。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出身王公家庭，一直有“恢复蒙古旧地位”的幻想，希望借外力打破当时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日本人见缝插针，一面打民族牌，一面给资源、给武器，慢慢把德王推到伪蒙政权的核心位置。

1936年，日方扶植的“蒙古军政府”成立，此后几经改名、调整，形成了通常所说的“伪蒙德王政权”。其控制范围主要在今天内蒙古中部、偏东一带，与华北日军占领区相连，既是缓冲地带，又是进攻华北的桥头堡。

伪蒙政权旗下的武装，大约有10万上下。编制上由“骑兵师”“治安军”等混合而成，特点是骑兵比例很高，适合在草原地带快速机动。武器多由日军提供，也有一部分来源于早年军阀混战时遗留的枪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全线吃紧。伪蒙军队开始频繁配合日军行动，尤其是在察哈尔、绥远一带，对29军旧部以及地方抗日力量进行围剿。日本方面看重的，是他们对地形熟悉，可以绕路袭击、断补给。对当地百姓来说，这些穿着蒙装、说着汉话或蒙古话的骑兵，往往比日军更让人心生戒备：一方面他们懂乡规民约，知道怎样施压；另一方面，有的出于民族、宗教名义，更容易在村庄里寻找支持者。

与此同时，在河北沿海一带，日本又摆出另一幅面孔。

1935年前后，日本通过华北“自治运动”，在冀东（今唐山、秦皇岛等地）扶植了一个小规模的“伪冀东自治政权”。这个政权下辖22个县，号称“自治”，实则听命于日军特务机关。辖下伪军规模不算大，但作用却不小：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协助日军征粮、抓人、清剿游击队，是日军在华北的一道“地面网”。

冀东地区的伪军，很多来自地方保安团、旧警察。在很多老人口述中，这些人往往既是“乡亲”，又是“敌人”：白天在人前装老实，暗中给日军通风报信；一旦根据地部队打过来，又有人趁夜里送消息、送粮。这样的双重身份，让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显得格外复杂——对手不是电影里那种一眼就能看出的黑白分明，而是穿着同样棉袍、操着同样口音的人。

随着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华北局势很快被改造成一张更大的棋盘。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陆续占领北平、天津、太原、济南等大城市，华北五省大片沦陷。为了让这些地区“看上去有政府”，1940年前后，日本在华北扶植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又被俗称为“伪华北自治政权”）。原来的伪冀东自治政权被撤销，划入这个新架构中。

这个政权的大致控制范围，包括京津地区、河北、河南部分地区、山西日占区以及山东重要城市及交通线沿线。它的伪军规模，接近20万。有别于早期小打小闹的地方“自治”，华北伪军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正规军降部改编而来的。例如山西一些军阀部队，在晋东南、晋中丢城失地后，部分选择与日军“停战”，接受改编，成了“晋伪军”。

这一层背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不同于那种临时拼凑的保安队，这些原正规军出身的士兵，本来就受过系统训练，知道怎样打阵地战、怎样组织防御、怎样实施夜袭。日本人正是看中这一点，把他们部署在对抗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前线。

在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的回忆中，伪军经常被描述为“比鬼子更烦”：日军大部队来了打一场仗就走，而伪军常年驻在附近的据点、炮楼里，对乡村进行封锁、搜查。华北不少根据地的群众，曾经历过这种折磨：白天伪军上门“清乡”“搜山”，晚上抗日队伍进村做动员，村支书、民兵队长夹在中间，稍有不慎就是一场血案。

与此同时，在长江以南，日本又策划了一套不同的伪政权组合。

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本军方在占领区江南一带，先扶植了一个“维新政府”，试图借此争取部分南京、上海旧官僚、地主绅士的合作。这个“伪维新政权”威望不高，控制区有限，大体局限在江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附近。它名下的伪军规模大约十多万，很多属于匆忙拼凑来的地方武装，装备和组织水平都比较参差。

随着战线进一步拉长，日军占领了武汉等中部重镇，深知自己兵力已经到极限。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部内部开始反复讨论：如何用政治手段削弱重庆方面的合法性？怎样以“和平”名义分化中国军政力量？在这样的思路下，“汪精卫路线”被推到了台前。

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宣布成立所谓“国民政府”改组委员会，随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被俗称为“汪伪政权”。相较于此前那些地方性的伪政权，汪伪政权的规模和野心要大得多——它自称继承重庆国民政府的名义，试图争夺全国合法代表权。

汪伪政权的控制区，基本覆盖了淮河以南日本占领区的大部，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原有的伪维新政权，随即撤销并入汪伪架构之中。

为了撑起这个“中央政府”的体面，日本必须给它配一支像样的军队。根据战后资料统计，汪伪政权一度拥有60多万伪军，编为7个集团军。这支队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正规军成分”很高——大约62%的兵力来自正规军投降、改编，只有不到四成是临时扩充的新兵。

这些正规军降部，有的是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失利后，被迫残部就地解散，有的则是在守土失败后欠账太多，试图借“妥协”保住个人地位和家族势力。在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中，“保留部队”“维持地方治安”的诱惑不小，于是一些军政人物转身成为汪伪体系的“军长”“师长”。

从战斗力看，这些部队不能简单地被当成“草台班子”。不少还保留着原先的编制、训练方式，有相当数量的中下级军官仍然沿用旧军系的管理方法；加之日本提供部分武器装备，在局部战场上，他们的威胁远高于影视剧里那种一冲就散的“纸老虎”。

在华中、华东的敌后根据地回忆中，汪伪军经常以日军“辅助部队”身份出现：封锁交通线，堵截游击队；协助日军“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甚至独立发起对根据地的“蚕食”袭扰。有时候，日军躲在据点里面不轻易出动，反倒是伪军在前线和八路、新四军打得短兵相接。

当然，汪伪军并不是一块铁板。随着战局变化，他们内部的裂痕越来越明显。

当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节节败退的消息传来，很多原本就心虚的伪军高层，开始思考退路：将来账还得算，得留点“投名状”。于是，伪军“反正”“起义”的消息，自1943年前后开始逐渐增多。

在华北、华中不少地方，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某个据点里的伪军连长，暗中同八路军、新四军联络，约好时间，先杀掉驻在点负责监视的日本军官或特务，烧毁炮楼、毁掉电台，然后带着全连或部分士兵，连夜撤出据点，向附近根据地投降。也有的伪军选择“里通外合”：表面听从日军调遣，暗中故意行动迟缓，关键时刻“放空枪”“打偏子弹”，让日军进攻受挫。

从某种意义上说，伪军在抗战后期逐渐“墙头草化”，也是日本整体战局崩溃的一面镜子。当日军失去“不可战胜”的光环，作为其附庸的伪军自然失去信心，大量人马开始寻找新出路。从战后大量档案、审判记录看，确实有不少伪军在最后阶段选择了倒戈；但也必须承认，一些部队直到抗战结束，都在占领区扮演着压制者角色。

把这四个主要伪政权的伪军人数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伪满洲国约15万，伪蒙德王政权10余万，伪华北自治体系将近20万，汪伪政权60多万。合计下来，大约在120万左右。这还只是主要伪政权的伪军，并不包括遍布各占领区的伪警察、地方治安队、特务机关人员。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深入，日本在华军队规模也不断扩张。据战后资料统计，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军队总数，累计达数百万之多，抗战高峰期常驻兵力在170万左右。伪军加上日军，日方在华可调动兵力总数，一度超过300万。对比一下就知道压力有多大：重庆方面在名义上的总兵力，也在两三百万之间，但其中相当部分分散在西南、西北后方，真正能抽调到正面战场的数量有限，而且装备、训练都参差不齐。

这也是很多史料反复提及的一点：抗战并不是“孤零零的八年”，也不是简单的“国民政府+共产党+老百姓对抗日军”，而是多条战线、多个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漫长角力。伪军的存在，把这场战争推向了一种更为残酷的形态——不少战斗，是中国人对着中国人的枪，背后站着不同的旗帜。

站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角度，伪军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对象。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武装，在中后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现实：日军缩进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据点里，将大量外围“清剿”和“警备”任务交给伪军。这意味着，敌后抗战，实际上牵制了大量的伪军部队，同时也分割了日军的注意力。

很多根据地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安排的：尽量避开日军主力，把主要精力放在瓦解、消灭伪军上。一方面通过政治工作争取瓦解，一方面通过小规模战斗削弱、打击那些“最顽固的”伪军部队。比如针对某个据点的伪军，他们会先派工作组进村，做家属工作，争取基层士兵；同时组织民兵不断骚扰，让对方常年不得安生，士气低落。一旦发现伪军内部出现“反正意向”，再通过谈判、策应完成整编；如果对方顽固不化，则选择夜袭突击，用最快速度解决战斗。

日本方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武装的战斗力，并不陌生。尤其到抗战后期，他们很清楚：在熟悉地形、得到群众支持的前提下，自己未必能在野战中讨到便宜。于是日军的策略，变成了“龟缩防守”：集中在大城市、交通沿线的据点，依靠城防工事和火力优势防守；同时依靠伪军控制外围乡村，维持最低限度的统治。

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很多抗战故事，只是其中的一角。伪军这一层，如果不认真拎出来讲，很容易被简化成几个脸谱化的“坏人角色”。可真实历史里，他们是120万具体的人，背后是各种动机、选择与挣扎。有人为了私利，甘当帮凶；有人出于自保，误入歧途；有人在关键节点掉头回归；也有人一路走到黑，最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抗战为什么艰苦？不仅因为敌人强大，更因为敌人身边还挟着大量同胞的身影。正是敌后根据地长期牵制了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部队，正是各条战线互相配合，才撑起了这场八年的全面抗战。

关于伪军的故事，还有很多没细讲开的细节：哪支部队怎样突然起义，哪位指挥员如何在两三面势力之间斡旋，某个小山村如何在伪军、日军和抗日队伍之间被撕扯多年。这些，都是构成那段历史质感的真实碎片。日后有机会，还可以一块儿慢慢翻出来，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