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两宋时期的基本历史历史线索

第六讲：两宋时期的基本历史历史线索

一、宋代历史再认识——附谈“唐宋变革论”

（一）从空间角度来看宋代

从北宋疆域图中可以看出，北宋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叠压现象。（具体看图）0从空间上中国基本分为三大块：

1.东部季风区：

是从海洋上来的季风所能达到的界限，所能到达的地方，结合地图来看，其大致区域是：从大兴安岭下来，到蒙古高原的阴山山脉，然后一直向西到达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这一区域基本上是农耕区。

2.西北干旱区：基本上是游牧的地方，是逐水草而居的地带。

3.青藏高原区。
这几个区域，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划分的。但是从图上的红线和绿线重合来看，宋代疆域的西北部与自然地理分界线是高度重合的。而北部的红线是今河北保定白沟地区，在宋代时是拒马河，它是后周周世宗北伐收回来的关南十县地的北边边界。

总体来说，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它们力量相对来均衡的情况下，农耕民族要想把统治的触角伸到草原地区、大漠地区去是很困难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国势非常强盛的情况下，山川地理的自然条件不能构成为一个绝对的阻碍，但是在各方力量比较均衡的时候这些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山川地理的自然限制还是会起作用的。从空间上看，宋代的内政一直处于外部压力之下，虽然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内政可能也是在外交的压力之下的一种选择。有人把宋辽夏金时期称为第二个南北朝时期，也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三足鼎立的时期。

虞云国在《试论10～13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中提到：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 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 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影响上。

（二）从时间角度来看宋代：唐宋变革论

1.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

虽然我们经常唐宋连着说，但宋并不是直接继承唐代的。1922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在《概括唐宋时代观》的文章中提出：“唐和宋在文化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 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这样一种说法被学者们概括为唐宋变革论，有的称为内藤假说。

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在二战后进行了进一步比较细密的阐发，他在《东洋的近世》中提出：“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的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

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都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京都大学是日本研究汉学的重镇，所以被称为京都学派。而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些学者不赞成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他们也认为唐宋之间有社会变革的现象出现，但这个变革的性质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正因为双方的观点相左，使得对于宋史的研究，对唐宋转折时期的关心，成为日本重要的话题。

2.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认识

（1）严复

20世纪初严复在至熊纯如的信中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即严复认为，如果要研究民国时社会风俗习惯是怎样来的，赵宋一代最应该关注，并认为当时中国的习俗状态是宋人造就的，民国时期的中国是深深烙有宋代印痕的。

（2）钱穆

钱穆先生在《宋以下中国文化的趋势》中指出：“宋元明清四代约一千年，可以说是中国的近代史。”即是说宋代和它前面的朝代之间有一种关键性的变化。钱物在《理学与艺术》中也指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 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3）陈寅恪

陈寅恪特别集中在文化方面来看宋代，他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4）邓广铭

邓广铭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中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 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上述学者对宋代的评价是侧重于文化，而其是华夏文化。

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评价会有不同的评价角度，有社会、文化、经济、军事等多种评价。

在说到一个国家时要考虑其国势（national power），国势是一种国家的权力、国家的力量，是相对于其他政权比较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力量，对于宋代的评价应该综合来看。宋代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突出的问题。

3.延续、关联和变迁、转型

从长时段的探索来看，有学者从延续、关联的角度来探讨宋史，比如钱钟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 ， 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 “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有从变迁、转型的角度来探讨宋史，比如西方史学界的学者著有《中国的转型：750-1550》。此外还有一些书涉及唐宋之间的变革，比如《中国转向内在》、《斯文 : 唐宋思想的转型》等。在这种长时段的观察中，如果把唐宋连在一起，宋代是一个总结时期；如果把宋和以后的朝代连在一起，宋代是一个新的长时段的开端。

4.国外学者眼里的宋代
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积贫积弱。

对此有很多学者都提出过不一样的见解。在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

英国学者Mark Elvin, 在《中国历史之范式》中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是有一个革命的时期，它发生在12世纪以前，即宋代时期。

法国著名汉学大师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描写了南宋初期延续至蒙元入侵过后的南宋民众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为了解南宋时期的民俗史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范本。

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共有二十多章，在其中有一章名字叫：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 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5.宋代认识模式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在我们眼里积贫积弱的宋代在国外重要的学者眼里确完全不一样呢？

邓小南老师认为：中国之所以对宋代有“积贫积弱”的看法，是和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情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的人文学者也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民族情结，普遍有一种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渴望，从这个愿望、这种情结出发，人们喜欢的、敬仰的是在史上的那种繁荣盛世、是四方来朝的时期，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下汉唐盛世首先是中国学者所喜欢或仰慕的时期。而西方学者他们没有这样一种民族情结，他们从一种外在的立场来看，他们关心的是哪一个时期的成就对于当时的文明以至于对于当时世界的文明起到了一种牵动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认为宋就是辉煌的，重要的时期。

由此可见，研究角度的不同、内心感悟的不同对开宋代的定位会有具显的不同。

应该说，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 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6.唐宋变革趋势

如果说唐宋之间确实是有变迁和变革，那么这个变迁是从什么方向往什么方向变呢？可以概括为是向着平民化、世俗化和人文化的趋势变迁。“化”强调的是一种过程，不一定是过程的终结，我们不能说宋代已经完全是平民社会了，但是它是在往这个方向变化的过程之中。

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唐宋文化的嬗变，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题目之一。唐文化与宋文化，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可以说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后者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
陈来在《宋明理学》中指出：“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潮流的演变来 看，中唐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即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运动（即古文运动）的开展与新儒家的兴起。宗教的、文学的、思想的新运动的出现，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新发展。三者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并形成了主导宋以后文化的主要形态，也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神表现。”

二、两宋时期的基本历史线索

所谓线索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蕴含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的东西。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要想对脉络有一种理解和认识，有赖于我们的探求，在探求中就会持有一种立场、一种眼光、一个角度。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对同一段历史，他们观察的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把握到的脉络和线索也可能是不尽相同的，有赖于观察者的主观能动性。

1.宋代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

《宋史》是纪传体的一本书，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编年体史书。《文献通考》是一部典制体的史书，是讲典章制度的。典制体是一种综述的记载。《宋会要辑稿》是清代许嵩在很多纷乱的稿子里收集起来，总结分类的，不是完全的宋会要的本身的面目。与《唐会要》不同，《唐会要》是确定好了的一部书。会要体严格来说也是典制体的一部分，但是有学者称之为会要体。会要体相对于典制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把当时人的议论、章奏、报告等很多零散的材料分门别类排列在一起，虽然有分类但不是总结概括的结果，是比较原始的材料。《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都是当代学者加工整理出来的研究资料。

1. 史家评论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明史专家，但是他有很多著述不限于某一朝某一代，在他的一些综括性的著述里边，比如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中国历史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即宋代与其前和其后的朝代比较起来具有明显的不同。

黄仁宇在书中说道：“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 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又偏是哲学家为多。”

“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的现象：作为职业军人出身的创业君主，赵匡胤注重技术问题，务实而不矫揉造作。300年间，国家政治比较开明，并且不因袭前朝作风，企图在中国历史上打开一条新的出路。”

总结来看，在黄仁宇看来宋代有两大特点，其一，一个职业军人出身的开国者，在军事上的作为远不及其他朝代。其二务实是宋代的一大特点，很多事情可以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到它的发展脉络，但是偏偏在务实的宋代出现了很多注重精微的哲理探求的哲学家（宋代理学家）。

1. 两宋简表与立国形势

说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首先要把握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

（1）时间：两宋从960年—1279年，北宋前后相继的有九位皇帝，南宋带上临安失陷后坚持在一些地方抗争的时期也有九位皇帝。实际上到1276年，南宋的统治已经灭亡了。如果把崖山海战作为南宋终结的节点，就是1279年。

（2）空间：北宋的疆域和汉唐根本没有办法比。北宋完成的统一不是严格意义上统一，

但是宋太祖、宋太宗时确实进行过统一战争，而且当时统一的战争和统一的策略也是有效的，北宋的疆域基本上就是五代十国时的疆域。西北地区不在宋的控制之下，西北地区不是赵匡胤把它弄丢的，而是中唐以后这个地区已经不在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了。

（一）北宋：士大夫政治，守成与变革

1.“祖宗之法”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
（1）“陈桥兵变”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指出：建隆元年（显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

这段材料概括了“陈桥兵变”的背景。在殿前司里面有一些层级，都虞候之上是都指挥使，再往上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用了前后有六年时间升迁上去，为他奠定了在军队里的基础，发展了一批他自己的力量，这时主少国疑，人心浮动，为赵匡胤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

（2）杯酒释兵权

五代时中央军事力量和地方军事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央禁军成为国家的心腹之患 ，禁军统帅经常通过兵变夺取政权，所以到宋时才有了杯酒释兵权这一历史事件。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一天，宋太祖把禁军将领约在一起，讲道“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这一段材料即是历史上关于杯酒释兵权的一段描述。

但是徐规、方建新指出，经李焘考订后的"杯酒释兵权"故事，依旧存在很多硬伤，所谓的“杯酒释兵权”根本不存在。理由是杯酒释兵权发生的时候，号称宴请的几个禁军将领，有的人根本就不在开封，这些只是后来人的宣染而已。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记载：“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复除授云。（原注：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从上面两段材料可知，杯酒释兵权这个事件一定不是偶然的，哪怕没有如此集中的这些人在一个场合之下饮洒，或者“杯酒”不是在这一天，但后面一定是有操作的。史料记载这一天宋太祖很高明，主要的几个禁军将领，像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皆罢军职，离开了中央禁军。
当然这一段史料的真实性可能是失真的，不是真实事件的勾勒，但是如果从一个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从通体来看，它又有它的真实性，即如果没有背后的操作，不可能在同一天若干个禁军将领在同一天辞职，这意味着中央要在波澜不惊中收回禁军将领的权力。以前的朝代要收将领的兵权是很残忍血腥的，而宋代是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解决这一问题的。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奠定了宋代开国以来的基调。

（3）藩镇“肢体之患”

司马光《涑水纪闻》中记载了太祖雪夜访赵普的故事：“宋太祖：“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 久之计，其道何如？” 赵普：“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 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制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宋太祖：“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宋初就是通过赵普提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渐收夺藩镇的权力，把原来藩镇对财政资金的控制、兵权的控制、行政权的控制都归到国家手里，通过这些方式，解决了中央和地方军事上的问题。

（4）宋太祖统一策略

在太祖雪夜访赵普时还定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在随后和南方发生了很多的军事冲突，南唐也面临着被宋统一的局面，南唐派能言善辨的徐铉去北宋当使者，以游说北宋， 徐铉对太祖说：“南唐对你就像如子事父，并没有冒犯的地方”，太祖说：“难道父子两人不应该住在一家里吗？我也知道你们没有过错，可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们酣睡。”在宋太宗时期已经完成了部分统一大业，宋太宗时继续推进。

（5）“斧声烛影”：宋太宗继位

宋太祖在976年非常意外的去世，关于此历史上有很多疑典，比如“斧声烛影”。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 上不豫……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太祖去世后宋太宗做了皇帝，实际上这时宋太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了，赵德昭已经26岁、赵德方已经18岁了。在宋人看来这是不正常的，但是在五代时期过来的人看来这很正常，因为五代时经常发生这种事。宋太祖和宋太宗是五代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代精英人物，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是宋代的开创者，实际上他们是五代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很多思维方式都是以五代为经验和教训而积累下来的。

北宋一朝从宋太宗往后都是太宗一支的，南宋开国者宋高宗赵构也是宋太宗这一支的，后来由于宋高宗赵构无后才传位于赵德芳的后代，传了若干代以后到宋理宗赵昀时又回到赵德昭这一支。

（6）金匮之盟

宋太宗在继位六年后赵普献上“金匮”， 据史料所载宋朝杜太后（赵匡胤、赵光义的生母）病重，太祖赵匡胤在旁侍疾，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言，交代未来的皇位继承问题，劝说太祖赵匡胤死后传位于其弟。这份遗书藏于金匮（匮，通柜）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可是在宋太宗刚做皇帝时就面临着继位正统的疑问，在六年后才拿出来所谓的“金匮之盟”，很难有说服力。

不管宋太宗是怎样继位的，但宋代的很多政策的基本基调、制度建设是在他在位时完成的。

（7）加强中央集权：守内虚外，强干弱枝

宋太宗的制度建设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他认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 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即通常所谓的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这一政策的执行使得宋代历史上确实没有内乱，地方没有实力与中央抗衡。

2.士大夫政治与北宋的改革运动
（1）澶渊之盟所体现的士大夫政治
宋真宗时契丹大军南下一直打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京师震动，有人建议过长江到金陵，也有人建议去四川，当时的宰相寇准在另一个宰相毕士安的支持下坚决主张宋真宗御驾亲征，可是到了澶渊城宋真宗不想过黄河到北城去（前线）。寇准在殿前督指挥使高琼的帮助下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宋真宗御驾亲征鼓舞了士气，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宋真宗赵恒到北城转了一圈后，也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于是也就安下心来，留寇准在北城全权总理各项事宜，自己回南城住下。此时宋军又以伏弩射杀辽军主将萧挞凛，不久辽就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北宋朝廷暗通关节。宋真宗也赞同议和，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对此范仲淹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通过这段话也能看出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忠节观，他们认为的忠是保宗社却戎狄，而不是愚忠。

（2）庆历新政：范仲淹改革

“澶渊之盟”后北宋和辽之间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之后随着西北西夏的崛起又带来了连绵不断的一些战争。李华瑞在《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中指出：“契丹给宋造成的亡国威胁远 大于西夏，而西夏给宋造成的国 防压力则远甚于契丹。”1040～1042 宋夏战事迭起，在辽和西夏的双重压力之下，宋不得不扩军，但是当时宋的军队都是招募而来的兵，即全都是募兵，这样军费扩充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中的中青年官员强烈要求变革，之后就出现了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评价：“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但是范仲淹的建议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发布，就碰到了极大的阻力。在阻力面前，范仲淹表示西夏战事吃紧，想去那里视察，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派他去了，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3）王安石变法

庆政新政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酿成了后来更加激进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新法或熙丰新法。宋神宗有两个年号，熙宁（用了10年）和元丰（用了8年）。王安石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做宰相的，王安石不做宰相了之后，新法仍然实行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宋神宗去世。有的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把三者通用，也有的学者区别使用。区别之处在于熙宁新法强调王安石的个人作用，而熙丰新法强调宋神宗是一位重要的主持人。

（4）元祐更化
丰八年宋神宗去世新法有了重大的反复，宋哲宗继位时只有8周岁，当时主持朝政的是宋神宗的母亲高氏（宋哲宗的祖母）。高氏主张恢复“祖宗之法”，把新法推翻废除，并招回许多老臣，包括文彦博、司马光等，因为当时的年号是元祐，所以史称“元祐更化”。

（5）宋哲宗亲政后的时事鼎新

宋哲宗亲政以后，时事鼎新，又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反复，把原来太后主政期间扶持起来的老臣又赶出朝廷，比如吕大防、 苏辙等，并改元绍圣（1094），就是要发扬光大宋神宗在位时期的政策。可惜宋哲宗英年早逝（1100年去世），年仅23岁。

（6）宋徽宗时的元祐党人籍碑

宋哲宗死后他的弟弟被选为皇帝，即宋徽宗。宋徽宗继位第二年的年号是崇宁，即尊崇熙宁（宋徽宗父亲宋神宗的年号），继续推行新法，党同伐异，把许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列为元祐党人籍（保守派），主要是元祐年间追随太后高氏参加“元祐更化”的人，并把元祐党人籍刻成石碑，限制这些人及他的后代为官，史称“元祐党人籍碑”。但当时蔡京为相，虽然打的是新法的名号，但实际上违背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宗旨。元祐党人籍碑中司马光位列第一，但其中也有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新法的官员，比如王珪、章惇。其中章惇曾明确反对过让宋徽宗继位。所以这个元祐党人籍碑中的人物不光是反对变法的人，还有许多因为政见不同而遭到政治打击的人。

南宋时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对新法的态度又发生了变法，要回到“祖宗之法”，等于是给“元祐党人籍碑”上的人翻了案，他们的后人就以此为荣，把元祐党人籍碑刻在了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上。

（7）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北宋末年有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都和当时国家的巨敛有关，花石纲、公田所（西城括田所）等对民间造成严重困扰。“朝廷诛求聚敛，人不堪命。” 天灾人祸，社会生产与正常秩序已经难以维持。这些起义极大地牵制了北宋政府的军事力量，但当时宰相蔡京等主政的人仍然渲染丰平盛世，号称“丰亨豫大” （意思是形容富足兴盛的太平安乐景象），宋徽宗对国家面临的危机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

（8）“海上之盟”与北宋灭亡

此时东北女真族崛起了，1115年，东北女真族建立金政权， 并开始向辽发动进攻，辽兵屡败。宋徽宗希望借机收复燕云地区。双方于1120年 订立“海上之盟”。盟约商定，两国共同灭辽。从北宋对辽作战与宋金交涉过程中， 女真贵族看出宋廷政治的腐朽与军事的无能。女真军队在1125年灭辽后，乘势大举南下。在这种形势下1125年宋徽宗匆忙传位给他的儿子宋钦宗。宋钦宗的年号是靖康，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等皇室贵胄，北宋灭亡。

南宋把这件事称为靖康之耻（靖康之乱）， 靖康之耻如同一道深深的疤痕，刻在南宋王朝的心头，成为心中永远的痛。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反思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意思是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力量的这些措施导致金军南下时地方动员不起来，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够阻遏金军，导致金军长驱直入，最后打到开封，北宋灭亡。

（二）南宋：战、守、和， “中国转向内在”

南宋疆域图上可以看到南宋的疆土已经收缩到了淮河以南。

1.南宋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

①战·守·和：抗金、抗蒙战争。“战守和”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主张、政治派别的分野，这一时期一直贯穿着对外战争，前期是抗金，后期是抗蒙。

②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与区域社会的发展。

③理学的兴起与儒家文化的普及。

2.背海立国与面海立国

关于南宋时期学者的认识不太一样，有一种认为南宋背海立国，居于一隅，后面已经是海了。这样的视角是从面向大陆的角度而言的。另一种认为南宋是面海立国，面向辽阔、开放的大海。两种观点一字之差，但是认识的角度却非常不同。

3.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

靖康之难时康王赵构正好出使河北，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被宗泽拦下来，得以幸免被金人劫掠北去。皇室中只剩下他一人有资格继承，但是在宋钦宗没有退位的情况下，他的继位是有质疑的。赵构的哥哥宋钦宗年号靖康，被人解读为：“靖”是“十二月的立”的意思，“靖康”就是十二月立康王，因此被认为是天命所归。于是在当时塑造的祥瑞氛围中继位，后世称为宋高宗。

史书记载：“（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庚寅， 登坛寅受天命。……王泣涕，即皇帝位 于应天府治之正衙。……百官称贺。改元建炎元年。”在儒家的五德说中南宋被认为是火德，所以年号为建炎。在当时混乱的中原地区，宋高宗的登基，有利于凝聚人心。

4.宗泽的“战”与宋高宗的“和”

宗泽当时整合了很多的民兵和募兵，前后二十四次要求宋高宗到开封去，但是高宗就是不敢回去。《宋史·宗泽传》记载：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泽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敢不尽力！！” 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都人号恸。

但在当时宗泽的精神没有得到发扬的机会，有人认为岳飞在当时就是宗泽的部将之一。李纲在当是是主持抗战的，结果任相75日而被排挤出朝。

在金军南下的压迫之下，南宋朝廷步步南迁。在高宗写给金军统遇的一封信中，宋高宗用一种乞怜的语气说道：“自汴城而迁南京，自南京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迁江宁，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我现在都没地方可跑了，你还不给我一条路吗？

1141年，绍兴和议。规定双方以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1164年，又签订了隆兴和议；1208年，签订嘉定和议。

对于南宋的偏安，士子有很多的批判。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一绝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又湖南有白塔桥，印卖朝京路经， 士庶往临安者必买以披阅。有人题一 绝云：“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

杭州在当时称为临安，是临时安顿之意。南宋从来不把临安称之为首都，而是称之为“行在”。从上述当时人卖地图的情况来看，当时人把朝京的终点定为临安，而没有了收复中原之心。

5.南宋权相与“庆元党禁”

（1）权相

从南宋内政来看，南宋历史上有几个著名的权相。南宋宰相最擅权者，为秦桧、 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为什么能成为权相呢？邓之诚认为：“ 盖南宋宰相兼总兵财， 权莫与比。一人得政，俨然首辅， 其他执政，陪位诺画而已。” 这样的局面，给南宋的政治造成了很深的困扰。

（2）“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是宁宗庆元年间（1195～ 1200），韩侂胄以禁 “伪学”（指道学）为名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

宋高宗本人没有儿子，宋高宗晚年禅位给宋孝宗，宋孝宗是赵德芳的后代。宋孝宗时朝政大小事务，宋孝宗都要请示宋高宗。宋孝宗晚年又禅位给他的儿子宋光宗，但宋光宗却没有像宋孝宗一样，对太上皇事事毕恭毕敬。甚至不去宋孝宗的宫里看望，朝政进言也一概不理。在宋孝宗死后也以身体为由，不主持宋孝宗的葬礼。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的臣僚经过谋议扶植宋光宗的儿子宋宁宗继位，在太皇太后即宋高宗的皇后的支持之下扶宋宁宗继位。在宋宁宗继位这件事情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赵汝愚、韩侂胄。赵汝愚是皇室成员，韩侂胄是外戚，按照宋代的政治传统，这两人不应该如此密切的干政。在宋宁宗继位之后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人又发生了矛盾，韩侂胄利用他与内廷的关系，逐渐掌握了政权，把赵汝愚排挤出去。而朱熹是赵汝愚扶植起来的，为了打击赵汝愚一党开始打击朱熹这一派，朱熹这一派是道学派，所以为了彻底把道学派压制下去，就宣布道学是伪学。所以庆元党禁看似是学术之争，但实际上是政治之争，是一个政治事件。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并认为这是官僚集团和道学集团之间的矛盾。

在“庆元党禁”之后韩侂胄变成权相，一人独掌大权，后来因为北伐失利，在史弥远、杨皇后合下谋杀韩侂胄，并把韩侂胄的首级传给了金方。史弥远他们后来扶植赵德昭的后人宋理宗继位。在宋理宗前期，史弥远也成为权相，史弥远死后，宋理宗才开始亲政。在宋理宗在位期间把理学扶植到很高的地位，所以他死后谥号为“理”。

6.南宋抗蒙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并统一漠北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期一方面是西征，一方面是南征，首先蒙古和南宋合力灭金，之后蒙古和南宋短兵相接。蒙古人西征所向披靡，但是南宋却和蒙古对抗了几十年，所以南宋的国力、军力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弱。在南宋抗蒙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襄樊之战、钓鱼城之战这些重要的城市攻防战和要塞的攻防战。其中钓鱼城在守将王坚、张钰的率领下，凭藉天险，浴血奋战，历经二百余战，创造了钓鱼城36年攻防战争这一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1258年，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蒙军第三次西征中止，缓解了对于欧、亚、非等国的威胁。

1276年，元军进逼临安，谢后、全后带宋恭帝出降。南宋从政治意义上终结，但还有一些力量坚持抗战。1278年，文天祥作战失利被俘。1279年，元朝水军向南宋最后据点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海中）发起猛攻，宋军战败。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张世杰率部突围，遭遇大风溺死。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