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打响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枪,那一轮加税的烈度在当时已属历史罕见。但没有多少人预料到,这场大国之间的经济博弈,竟然在地图上划出了一条意外的”获益线”——这条线穿过东南亚,笔直地指向越南。从那年起,大批原本在中国生产、向美国出口的订单,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向越南转移。越南北宁、北江、平阳等工业走廊的土地上,工厂一栋接着一栋拔地而起,招工广告贴满街头,外资登记数量连年刷新纪录。这个原本以农业和低端纺织业为主的国家,就这样被一场它几乎没有参与的大国博弈,硬生生地推上了全球制造业重组的舞台中央。
问题在于,这一轮供应链转移并非简单的”中国订单搬家”,背后有更深层的结构性逻辑在驱动。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制造业配套可以通过陆路快速衔接;越南劳动力的平均成本长期低于中国;更重要的是,越南此前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外资制造业基础,三星电子早在2008年就把手机生产线搬到越南北部,形成了庞大的本地配套生态。当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全球买家需要一个既有产能、又能规避中国关税标签的生产基地时,越南几乎是唯一同时满足条件的选项。从2017年到2023年,越南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增加了约3个百分点,是东盟国家中获益最大的,远超泰国和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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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初,特朗普以更强硬的姿态开启第二任期,对华贸易政策的烈度全面超过第一任期。2025年4月的”解放日关税”行政令,让美国对中国商品的综合关税一度飙升至145%,中国随即以125%的关税对等还击。这场前所未有的关税互轰,直接推动了跨国企业的第二轮供应链转移热潮。在这个背景下,越南作为”中转生产地”的吸引力再度被放大。大量欧美品牌开始在越南紧急扩产、建厂,订单涌入的速度让越南本地的土地、工人和物流资源出现了明显供不应求的迹象。2025年全年,越南工业区平均土地租赁价格相比2023年底上涨了超过40%,越南北部制造业聚集地的工人月均工资也加速攀升,部分岗位涨幅超过30%。
但故事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恰恰不是越南对欧美买家涨价,而是对中国企业涨价。道理其实不复杂:大量中国企业在贸易战期间选择到越南设厂或寻找当地代工方,把最终组装或包装环节移到越南,以”越南制造”的名义绕开美国对华关税。这种做法在电子、纺织、家具、五金等行业几乎是公开的操作路径。表面上看,越南得到了工厂、就业和税收;但反过来想,越南也因此掌握了一个关键筹码——中国企业进入美欧市场,越来越依赖越南这张”通行证”。一旦形成依赖,定价权就自然而然地向越南一侧倾斜。这不是阴谋,这是一个小国在大国博弈缝隙中学会的生存智慧,也是朴素的供需逻辑:当你离不开它,它就有资格谈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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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局势复杂的是,越南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棋子,而是一个相当精明的战略玩家。2025年4月,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对越南开出了46%的对等关税,这个数字虽然比对华145%要低得多,但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沉重的打击。然而越南的反应非常务实:没有正面对抗,而是立即展开密集外交,以”协助美国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为核心谈判筹码,迅速争取到了关税暂缓实施的窗口期。
这种操作本质上是一种两面押注——向美国表态”我不是中国的马甲”,同时继续深度绑定中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体系。越南制造业的繁荣,大量依赖来自中国的中间品:据越南海关数据,2024年越南从中国进口化工、纺织原料、机械设备等中间品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量的比重长期超过三成。这意味着越南的”越南制造”,相当程度上仍是中国供应链的延伸,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替代。
进入2025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转折节点。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韩国釜山举行峰会,达成”贸易休战”协议,双方同意将额外加征的关税大幅压缩,对华综合追加关税最终降至10%的临时水平,但这一安排有明确的一年期限。2026年2月,美国联邦最高裁法院裁定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关税的部分授权违宪,特朗普政府转而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维持10%的临时关税,并设定2026年7月24日的到期节点。2026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双方就部分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进一步下调展开磋商,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双方就一部分品目关税下调方向达成共识,涉及农产品、消费电子、家居用品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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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关税松动的信号,直接动摇了越南”中转跳板”的战略根基。随着中美直接贸易通道逐步松动,部分原本迁往越南的制造订单开始出现回流迹象。根据全球供应链质检公司QIMA的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在北美客户业务量中的验货份额回升至35%,是六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沃尔玛、Target等主流零售商正在重新把工艺复杂、品控要求高的订单转回中国生产。这一变化,在客观上削弱了越南的议价杠杆。但短期内,越南的”坐地起价”并没有停止,因为产能一旦转移,搬回来的成本同样不低,大量企业仍处于观望和两头布局的过渡状态。
2026年9月24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峰会,双方宣布”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至明年1月,并就双边各300亿美元规模的关税下调清单取得原则共识:美方拟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用品等77个品类降税,中方拟对农产品、冷冻牛肉、石炭、化妆品及医疗器械等超过1600个品类降税,具体实施时间待定。IMF对此公开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降低全球贸易前景的不确定性。美方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明确表示,中美之间的关税不会全面退回到贸易摩擦前的水平,先进技术领域的管制关税将继续维持,只是消费品等非战略性品类存在谈判空间。这表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博弈并未结束,只是烈度在局部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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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南而言,这种降温恰恰是一种新的压力信号。当中美两国坐到谈判桌上,原本因贸易战而积累的越南”中介红利”,就开始面临被压缩的风险。中美互降关税的商品清单一旦扩大,中国企业绕道越南出口美国的性价比就会随之下降,那些原本被越南拿走的”过路费”就会缩水。从这个角度看,越南现在的”坐地起价”,多少带有一种及时变现的意味——趁着中美关系尚未完全缓和,趁着手里的筹码还有分量,能多要一点就多要一点。这是一种理性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持续的结构性优势。
当然,越南的战略价值不会因为中美关税松动就彻底消失。全球供应链一旦转移,重建的成本极高;越南经过这几年的制造业积累,已经在部分领域形成了真实的产业能力,比如三星手机的越南工厂,其本地配套率已经超过50%,不是几道关税调整就能轻易迁回的。但有一条边界是清晰的:越南的优势,是建立在中国供应链”地基”之上的楼。它可以在楼上加层,却无法把地基换掉。只要这个根本性的产业依赖关系不改变,越南”坐地起价”的空间,就始终受到中国的无形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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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6年10月的时间节点上,中美贸易博弈的走向仍未盖棺定论。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国内政治压力可能让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保留更多操弄空间。而中美之间刚刚确定的”贸易委员会”机制,虽然聚焦非战略性品类,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双方都在为一个较长期的关系框架奠基。越南在这场博弈中的”红利窗口”究竟还有多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接下来几个月谈判的深度。可以判断的是,在中美关系处于阶段性缓和、订单出现回流苗头的2026年,越南的筹码正在悄悄缩水,而它自己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或许才是最近那些”涨价”背后更深的焦虑。
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场经历是一堂值得反复回看的实战课。过度集中于单一中转通道的出口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主动放弃定价权的行为。更根本的出路,在于推动出口结构向更高附加值升级,持续巩固在中间品和关键零部件上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在RCEP等多边框架下布局更多元的区域经济纽带。当中国本身的竞争力足够强,没有任何”中间人”能够长期坐地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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