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顾恺之名字里都有“之”。为何古人偏爱这个字？

东晋隆安三年，会稽城内一间靖室的门紧闭着。

室内一名年过六旬的男子跪于香案之前，口中念念有词。

室外，孙恩的数万天师道徒已兵临城下，将佐们急叩门扉，请主公出城布防。

门终于打开，男子对诸将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晋书·王羲之传》完整记录下来：“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

这名男子叫王凝之。

他是王羲之的次子，时任会稽内史，面对叛乱，既不出兵，也不设防，只在天师道的靖室里祈求“鬼兵”来退敌。

结局不难想见：孙恩的大军长驱直入，王凝之被俘杀，几个儿子一同遇难。

这个场景之所以值得细说，是因为它浓缩了东晋南朝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那个时代的人名里，到处都是“之”字。

王凝之的父亲叫王羲之，弟弟叫王献之、王徽之、王操之，他自己的七个兄弟名字全带“之”。

而按照中国古代最严苛的避讳传统，儿子名字里绝不可以出现父亲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

可整个琅琊王氏家族，从王羲之这一代算起，五代人中有七十多个名字带“之”的人，祖孙父子毫不避忌。

这不是王家一家的事。

同时代的顾恺之，父亲叫顾悦之，父子名字里都有“之”。

数学家祖冲之，父亲叫祖朔之，儿子叫祖暅之。

三国志的注解者裴松之，名将刘牢之，南梁白袍将军陈庆之，刘宋名将沈庆之，宋武帝刘裕的谋臣刘穆之，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用“之”取名的名人，几乎可以铺满半部史书。

一个“之”字，为何在一两百年间席卷了整个上流社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说清楚一件事：魏晋南北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避讳最严的时代。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门列了“南北朝重避讳”的条目。

成书于六世纪的《颜氏家训》，其中《风操》篇有一句话被后世反复引用：“今人避讳，更急于古。”

意思是当时的人对避讳的讲究，比古代还严格。

颜之推还抱怨，他的亲友中有人避讳“襄”“友”“同”“清”“和”“禹”这些字，以至于“交疏造次，一座百犯”——人与人交往，一不小心就犯了对方的家讳，弄得满座尴尬。

在这样一个动辄犯讳的时代，为什么“之”字却可以反复出现于父子祖孙的名字中？

单名的松动

要理解“之”字的流行，得先理解它出现之前，中国人是怎么取名的。

汉代到三国，上流社会几乎清一色用单名。

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关羽、张飞——翻遍三国志，找不出几个双名的人。

这不是巧合。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尊崇《公羊春秋》，认为“二名非礼”，也就是用两个字作名字不合礼制，于是强行推行单名。

虽然王莽的新朝很快覆灭，但单名成俗已延续二三百年，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就说过：“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恐非为莽也。”

到了东晋，风气开始松动。

士族子弟想用双名，但传统惯性还在，于是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在单名后面加上一个字。

加什么字最合适？

清人周广业在《经史避名汇考》中给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解释：“‘之’是语助，二字作名，所重原在上一字。”

这个判断并非凭空而来。

古人早已注意到，“之”在人名中往往只是一个语助词，没有实际含义。

汉代的赵岐注《孟子》时说，“孟施舍”这个名字，“施”是发音，不是真名，本人自称只叫“舍”。

晋代的杜预注《左传》也说过，“介之推”的“之”是语助。

换句话说，口语中叫“王羲”，书面写出来是“王羲之”——多出来的那个“之”字，只存在于笔端。

胡适在二十世纪与杨联升的通信中把这个观点讲得更清楚。

他认为，东晋人往往把单名拉长一字，加“之”是最普遍的做法。

“羲之”在口语中就是“羲”，“之”不过是书面语里的一个装饰音。

胡适的原话是：“‘之’字双名，并无特殊意义，只是三百年单名的习惯的余波，只是从单名变到双名的一个最便利的、最普遍的方法。”

既然是装饰，不是真名，自然不必避讳。

这条逻辑链条很完整：单名时代留下了一个“之”字作尾巴，这个尾巴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不违反避讳规则。

就像今天的书名里加一个“的”字，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对某个叫“的”的人的不敬。

这个解释解决了一个核心矛盾——为什么“之”可以不避讳。

但它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之”？

先秦两汉那么多虚词，“也”“矣”“焉”“哉”，为什么只有“之”在六朝人名中一枝独秀？

天师道的印记

1933年，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1944年，他在《崔浩与寇谦之》中进一步阐述。

他的判断是：六朝天师道信徒以“之”为名者甚多，“之”在名中，代表其宗教信仰，与佛教徒以“释”“法”“昙”入名相类似。

陈寅恪还指出，“之”字并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也可以省略。

他举了寇谦之为例。

北魏道士寇谦之是北天师道的首领，《魏书》称“道士寇谦之”，而《北史》将同一人写作“寇谦”。

陈寅恪认为这并非史书脱漏，恰恰说明“之”在名中是宗教标识，可写可不写。

他又举了简文帝的例子：简文帝字道万，其子名道生、道子。

“之”“道”这些字在六朝人名中皆不避讳，原因很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

陈寅恪的论证有坚实的史实基础。

王羲之家族信奉天师道，这在正史中有明确记载。

《晋书·王羲之传》直言：“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而得名，后因道徒尊张道陵为天师，改称天师道。

孙恩之乱时王凝之在天师道靖室中请“鬼兵”相助，正是这个家族世代信奉天师道的绝佳注脚。

陈寅恪的视野还不止于王氏。

他注意到顾恺之家族——父亲顾悦之，儿子顾恺之——也可能信奉天师道。

CCTV书画频道引述陈寅恪的研究称，《晋书·文苑传》记载顾恺之善用道术的故事，比如他将邻家女子的形象画在墙上，用棘针钉在画像心口，那女子便犯了心口疼的病。

这个故事固然荒诞，但它透露出一个信息：顾恺之的行为方式与道术信仰有密切关联。

然而，陈寅恪自己也留了余地。

他在文中说，“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

这句“不能详知”说明，他清楚自己的判断尚处于推测阶段，与定论还有距离。

宗教说不能回答的几个人

陈寅恪的天师道说影响极大，几乎成了主流解释。

但仔细清点史实，会发现反例不少。

2022年发表在《宗教学研究》上的论文《六朝“之”名与道教析论》，就明确指出陈寅恪的论断“并不准确”：“不是所有名字中带‘之’的人都信仰道教，也不是所有为后代起名为‘某之’的家族都信奉道教。”

反例中最有力的一个是王坦之。

王坦之出自太原王氏，与王羲之的琅琊王氏是两支不同的家族。

他名字中带“之”，但史籍明确记载他信奉佛教，与天师道并无关联。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庾登之。

《宋书》中有他的传，他是佛教信徒，名字里同样有“之”。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沉默的证据”。

王羲之的好友郗愔，也是琅琊郗氏家族的成员，同样信奉天师道。

按照陈寅恪的逻辑，郗愔的后代理应也以“之”入名。

但翻遍《晋书》和《世说新语》，郗家竟然找不到一个名字带“之”的人。

同为天师道世家，一个疯狂用“之”，一个完全不用，这说明信仰本身不足以解释“之”字的使用。

还有一个让人困惑的对比：上清派和灵宝派的重要人物——杨羲、许谧、许翙、顾欢、陶弘景——名字里全都不带“之”。

如果“之”是天师道信徒的标识，那它为什么不适用于同样崇道的其他道派？

这些反例并不意味着陈寅恪的判断完全错误，而是说明：宗教信仰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无法解释全部。

从信仰到时尚

实际上，六朝人名中“之”字的流行，经历了一个从特定群体的标识到全社会风尚的演变过程。

东晋初年，“之”字最先出现在信奉天师道的家族中，可能确实带有信仰标识的功能。

但到东晋中期以后，随着琅琊王氏等天师道世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力急剧扩大，用“之”取名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就像今天的奢侈品品牌——最初只有特定的人群使用，后来成为品味的代名词，再后来大众纷纷模仿，早已忘记了它的起源。

南齐文学家颜延之的名字就是一个例子。

他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两次被写作“颜延”，省略了“之”字；钟嵘的《诗品》序中也写“颜延论文，精而难晓”。

之所以省略，并非因为“之”不重要，而是出于行文对仗的需要——“之”字可加可不加，完全取决于作者。

另一例更极端：王献之在唐代墓志中居然被倒过来写作“王之献”，“献之”倒为“之献”，只是为了避免“之之”连用，文义上并没有差别。

这说明到后来，“之”字已经从信仰标识蜕变为一种纯粹的文字装饰，人们使用它，更多是出于行文的美感和社交的体面。

与此同时，魏晋之际社会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个人意识觉醒的时代，《世说新语》中大量记载了士族名士对容貌、风度、言谈之美的品评。

单名固然简洁，但双名在视觉上更富于节奏感。

“王羲之”三个字，比起“王羲”，多了一个音节，读起来更有韵味。

这种对文字之美的敏感，与当时士族对书法的狂热追求如出一辙。

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二十一个“之”字，个个写法不同，各逞美态——这种对同一个字反复变化而不重复的审美趣味，与他给七个儿子取名全带“之”的偏好，或许并非巧合。

当然，“之”字在《兰亭序》中的精妙书写是书法修养的体现，而七子同用“之”更多是时代风尚的反映，二者不必强行关联，但都折射出那个时代对“之”字的特殊偏爱。

更实际的考虑是避讳。

当时避讳制度日益严格，取名受到极大限制。

用“道”“僧”这些信仰性用字，或者“之”这种虚词，因为不在避讳之列，反而成了士族取名的“安全选项”——既体面，又不犯讳，何乐而不为？

之字的黄昏

“之”字在六朝人名中的流行，大约延续了两百多年。

到南朝后期，这一风尚开始退潮。

魏斌在《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之变迁及其意义》一文中指出，晋宋之际，上层社会的单名惯例开始被突破，“之”“道”等信仰性虚字附加在单名之上形成特殊的双名；但到了南朝后期，这些信仰性虚字逐渐减少，“仁”“孝”等道德性虚字取而代之。

换句话说，人们取名时的关注点从“宗教身份”转向了“道德修养”。

这与社会风气的变化是一致的：南朝后期，儒学复兴，佛教和道教的信仰热潮有所冷却，士族更看重的是家族门第和个人的德行修养。

“之”字的衰落过程恰好印证了它的起源：当“之”作为天师道标识的时候，它有特定的宗教含义；当天师道信仰式微、全社会都开始用“之”的时候，它失去了标识功能，变成了纯粹的时尚；当时尚过了，它就被新的用字取代。

回头再看王凝之在会稽靖室里说的那句话——“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这句话是六朝人名“之”字现象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王凝之、王羲之、顾恺之、祖冲之……这些名字中的“之”，有的可能确实指向天师道的信仰传统，有的可能只是顺应了时代的取名风尚，还有的可能兼而有之。

它不是某一种单一力量的产物，而是避讳制度、宗教传播、审美趣味、社会风尚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千多年后，历史似乎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重演。

21世纪的中国，无数新生儿的名字里带着“子”或“梓”——子轩、子涵、梓萱、梓睿。

年轻的父母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选择的这个“子”，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装饰字，就像当年的“之”一样。

它让单名变成双名，让读音更流畅，让书写更体面，至于它最初来自哪里，早已无关紧要。

东晋隆安三年的那个午后，会稽城门被攻破的时候，王凝之恐怕来不及想这些问题。

他跪在靖室里念完祷告，走出门告诉诸将佐“鬼兵”将至。

没人看见鬼兵。

孙恩的士兵倒是来得很快。

《晋书》记下了这最后一笔：凝之“走出，为贼所执，害之”——他走出靖室，被叛军抓住，被杀。

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

那个从父辈传下来的“之”字，最终没能庇佑它的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