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一个家庭最掉价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上的拮据，还是父母五六十岁时陷入的某种状态，让整个家都失了底气？
下面这段对谈，来自两位同为八零后的财经创作者，他们从中年的视角，谈到了养老、代际与家庭底牌，或许能给出另一种答案。
四十不惑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突然到来的，大致是近五年，尤其是在有了小孩、父母逐渐衰老之后，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压力同时迸发出来，上一辈真的老了，下一辈还嗷嗷待哺，所谓夹缝的感觉格外真切。
他和杨天南都提到一个重大的规律：如果一个人在人生当中能抓住一到两次大的机遇，几乎就不会发生阶级滑落，甚至还有提升的空间；但若连续错过两次，就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要积累原始资本，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换到一个为生计挣扎的人身上，连思考下一步的时间都没有，先得把这单送完、把这顿饭吃上。他给自己和太太都买了寿险，不是储蓄型的，而是纯消费型的定寿，用金融杠杆的形式把死亡、疾病、意外这类非常危的风险对冲掉。
他认为医疗险、重疾险也该配上，到了四十岁，重疾的意义已经不大，但医疗险仍然值得定期投入，百万医疗、惠民保成本都不高，有余力的话再加中端或高端医疗。更长远的，是对孩子所处社会的推演。
杨天南也在想同样的问题：同一笔钱，愿意留给孩子去留学、创业，还是用来付首付结婚。Jeff把它拆成了二十份：假定两百万首付，等孩子有能力支配的时候，第一年一万、第二年两万、第三年三万，分阶段发放，让他尽早学会投资理财的能力。
到了研究生毕业大约二十四岁时，这两百万就全部交到他手上。父母前期把工作做在前面，不为他后面买单。
最坏的结果是归零，那也只能由他自己承担行为的后果。
杨天南顺势补充，这实际上是把重大的财务决策权尽早交到孩子手里，越早获得这种权利，就越早拥有这种能力——他自己到三十岁的时候财商还很弱，直到有了孩子、要为家庭做长远规划的时候，才开始系统地去学。
Jeff也坦言，自己结婚之前几乎没有考虑过收入这个维度，是家庭和孩子把他推向了真实的商业世界，而真实的交易、真实的推演，比纸上争论更能让人获得商业的真相。从养老的角度倒推未来，Jeff的判断同样朴素。
到了六十多岁，整体风险偏好一定会下行，不会再去追更激进的资产，但资金会以储蓄的形态沉淀在金融体系里。他举了日本的例子：在酒店里看过电视，一个因车祸去世的出租车司机年龄已经八十多岁，很多宾馆拉门、开出租的也都是老人。
这些老人未必真的没钱，而是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日本女性寿命极长，利率又极低，一直坐吃山空对东亚老人来说是一件焦虑的事情。
杨天南说，长寿本身就是风险，如果不持有任何生息资产，眼看着财富被一点点蚕食，这种焦虑是天然的。所以在配置资产时，除了关注资产的增值外，还要考虑它是否具备生息和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否则，持有一套豪宅，看着资产增值，真要卖的时候才发现是个雄狮，也会很难受。他把中年之后要守住的三张牌归纳为健康、家庭和睦，以及资产安全——有了这三张底牌，其他的上限也就不必苛求，随遇而安便好。
顺着这三张底牌去看那些五六十岁时让家庭失色的父母，答案就浮出水面了。没有为自己的养老早做准备，没有守住家庭和睦这张底牌，更没有把财务与心理的边界交还给成年的子女。
父母的格局决定了家庭的结局，而五六十岁时的姿态，往往就是整个家最终呈现给外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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