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给出的这个时间窗口到底靠不靠谱?房价真正要迎来大范围止跌,又需要哪些前置条件来支撑?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先把视线从时间点本身挪开,看看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宏观和房地产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把房地产和当下的AI浪潮放在同一张图里来观察的,这或许比单看一个预测年份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的走势。
当下打开新闻或翻阅研究报告,几乎满眼都是AI。一方面,算力投资猛增、芯片出口暴涨、大模型不断迭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仿佛近在眼前;另一方面,落到实际生活和投资里,房地产调整、消费疲软、就业分化的讨论从未停歇,经济的水温似乎并不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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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科技赛道热火朝天,一边是传统行业在出清;一边是少数城市借着AI红利往上走,另一边是更广泛的人群和区域在承受转型的压力。这种割裂感是怎么形成的?
AI对中国经济的真实拉动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它能不能真的接棒房地产,成为下一个增长引擎?
围绕这些问题,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做了系统的研究与思考。在陆挺看来,大家对AI这一新事物并没有做过多少仔细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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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团队在一个多月前就从几个不同渠道汇总研究,考察AI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既做中美横向比较,也做与过去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新三样的纵向比较,还比较了房地产和基建在最火爆时期对中国经济的拉动。
得出的结论是,AI对整个中国经济确实很重要,但在目前这一阶段,不能夸大它的影响。从投资角度看,AI对经济的第一轮影响体现为投资拉动。
美国当下的经济增长中,有人认为一大半来自AI投资,而中国的AI投资算下来约为1.2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把与AI相关的电力投资包含在内,占中国GDP不到1%,大约只有0.8%,相对于美国的AI投资占比,这个比例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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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和历史上的新三样作对比,新三样在最高峰时的投资约占中国GDP的2%,是如今AI投资规模的两倍;而房地产在最高峰时投资占GDP甚至超过10%,基建情况类似。因此单从投资角度而言,AI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不小,但远未到可以替代传统引擎的量级。
从出口角度看,情况需要更仔细地拆解。过去几个月中国出口增速明显抬升,5月份一度达到19%,其中约一半来自与AI相关的产品。
表面上看,AI把中国出口增速从去年的5.5%左右一下子拉到了十几甚至近20%,拉动相当可观。但这一轮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出口增速上升中一大半来自价格变化,相关产品的价格翻了一番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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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口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时,必须同时追问进口端类似产品的价格是否也在上涨。事实上,当中国出口增速到19%时,进口增速已经到了27%。
中国在存储芯片等相关产品上是进口大国,一旦价格暴涨,进口金额同样暴涨。折算下来,最近几个月中国的进出口差额实际上是下降的。
与此同时,中国不断上升的AI投资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溢出的,并非国内自己生产。要建大模型、建算力中心,无法完全依靠本土芯片,大量仍需进口,所以在计算投资增加值时,必须扣掉这部分来自进口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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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些因素,从国际贸易增加值的角度衡量,AI目前对中国国际贸易方面的贡献其实微乎其微,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付出一些成本。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主要的芯片出口商并非长江存储这样的中国企业,而是三星、海力士在中国的工厂。
当存储芯片价格暴涨时,它们在无锡、西安等地工厂的出口也计入中国出口,确实为当地贡献了税收和增加值,但其中的利润最终还是归属于海外母公司。
陆挺特别强调,在研究AI对中国经济影响时,必须把它和另一个事情结合起来看,就是2021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下行。过去五六年里,全球在AI方面出现爆发,美国等经济体没有多少其他拖累,表现为AI驱动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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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这一边正处于一轮堪称史诗级的房地产下行,疫情之后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与美欧日走出了很不一样的轨迹。别的国家普遍经历高通胀,而中国不仅没有高通胀,还一度经历相对温和的通缩;别国利率水平高企,中国利率水平则不断下行。
因此,房地产行业本身的下行,已经在造成城市之间的分化和人群之间的分化,这是理解中国AI叙事时无法绕开的底色。在中美差距的测算背后,陆挺列出几个原因。
其一,美国是引领者,开路先锋付出的成本更大,这一轮AI革命从OpenAI发端,其背后站着微软、谷歌、甲骨文这样的大公司和财团,花钱多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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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美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全球投资者为其源源不断提供弹药,不仅通过股权融资,还通过私人信贷市场借入大量资金。
其三,美国在采购高端算力设备方面几乎没有限制,但今年美国AI支出较去年几乎翻一番,所买到的东西差别却不大,关键原因是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推高了整体AI投资支出。相对而言,中国作为跟随者可以借鉴先行者的经验,减少试错成本;
但资本市场体量较小,背后的科技平台和财团没有那么雄厚,更关键的是面临诸多外部限制,想要购买最先进的Blackwell和部分存储芯片都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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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I能否接棒房地产,陆挺给出的回答是,可以部分扛起这一重任,但不能指望通过AI来解决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下行的背景之下,这种冲击可能对绝大部分城市的财政、就业产生广泛影响。
陆挺用一个比喻形容:AI像一艘大船,带着大家驶向彼岸,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会从船上掉下去。回看18至20世纪的几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有许多真知灼见。
一些国家及时引入了社会保障制度,使整体需求不至于快速下跌,也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权利;但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中仍爆发了大量冲突、革命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很多人没能真正看到彼岸,就在其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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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引发的K型分化,首先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和中国面临的局面比较类似,比较初级的白领工作面临最大的冲击,涉及金融、法律、媒体乃至各种文艺创作。
初级律师承担的许多工作较容易被替代,金融领域同样如此,动漫制作、很多电影制作也可被AI替代。以翻译为例,AI目前已经做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基本可以替代优秀翻译人员中的一大半,也许最顶尖的那一批尚难取代,但大部分岗位的替代已不成问题。
过去二三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倾向于让每个人都上大学、读本科,忽视了职业教育,导致期望值过高、毕业后现实落差巨大,大学与大专阶段的训练也未能跟社会真正的需求相匹配。K型分化的第二个维度是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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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六年里,中国边缘的中小低线城市房价下跌幅度,远远高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样的城市。一方面低线城市跌幅大,另一方面随着限购限售取消,需求又一次向大城市流动汇集,这符合人性。
低线城市因此失去流动性,而一些优秀的一二线城市反而有希望看到房地产价格的企稳复苏。在这一过程中,收入较低的居民、在大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早年在三四五线城市买房,因为之前没钱也没资格在大城市置业;
房地产下行对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和财富造成了明显的分化,也带动了城市之间的再次分化。今年年初以来,上海、深圳部分核心区域二手房价格趋于稳定,北京压力相对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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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经验,看到上海复苏,往往可以判断接下来一两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也将跟随复苏。但这一次不一样,AI的崛起对中国城市分化、人群分化的作用方向与房地产下行是一致的,并不能起到对冲作用。
回顾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呈现出红利逐步外推的格局,从东部大城市受益,到企业向周边转移,再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扩散。过去十几年的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总体仍是红利扩散和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对农村的托举。
阿里巴巴在杭州崛起,对本地有明显支撑,同时也把全国无数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商户托上了全球、全国市场。但到了AI时代,情况可能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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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位于杭州的深度求索为例,未来它可能与大量三四线城市的企业签订用户协议,如律师事务所使用其大模型服务并付费,付费收入流向杭州,而这些使用大模型的本地企业可能因此裁员,用模型服务替代本地就业。
甚至这种替代不仅发生在白领身上,也完全可能发生在蓝领身上,自动驾驶就是显著例子。AI时代不仅不会对冲房地产下行所带来的城市分化,反而会加剧这种分化。
目前大模型几乎只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这几个地方发展,很难再去其他地方,因为门槛太高。与新三样不同,新三样还有宁德、常州这样的三线城市受益,而AI最核心的企业几乎百分之百集中在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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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无锡这类紧邻一线城市、原本制造业就发达的地方,可以视作上海的延伸;合肥、武汉因为过去十多年良好的产业布局,在芯片制造上搭上了这波上行风口。
但总体门槛高,对人才、技术、资本的要求远高于以往的产业繁荣,很难向外扩散,甚至出现虹吸效应。AI带来的分化叠加房地产下行引发的分化,会在更大程度上压抑本就疲软的总需求。
这正是经典的宏观经济学问题——当一项技术带来巨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时,总需求可能受到抑制。今年前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4%,低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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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只增长了1.4%。这些数据背后多少都有这一方面的印记。
即便当前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还没有那么大,一旦人们开始感受到AI对经济的冲击,就会采取预防性举措,削减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从投资角度看,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因为国家资本市场高度向AI倾斜,能够通过资本市场明显受益,也有一定资金支撑本地的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收储老旧房。但如果中国广大的其他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受益,房地产下行所带来的财政问题就得不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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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这四个AI最受益的一线城市,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一亿。
相较而言,首尔人口已占到韩国的一半,中国台北及周边也占到台湾地区的较大比例,大城市在整个经济和人口中的比例非常高,因此城市之间的K型分化对宏观的冲击相对小。
而中国几个一线城市所占比重有限,如果资源高度集中于这几个地方,总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会出现明显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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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资本市场上,今年科技板块红火,AI和半导体存储等题材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是市场本身敏锐,另一方面有国家支持,IPO资源也大幅向这一方面倾斜,是K型分化在资本市场的直接映射。
中国与日本的区别在于,房地产下行过程中,大量坏账并非只发生在银行一侧——房企直接向银行借款的比例有限,可能不超过资产负债表的20%,其大量借债来自预售制度下向购房人的"借款",以及通过产业链向建筑企业、原材料企业的欠款,很多坏账正是沉积在这一链条上。
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在保交楼问题上已付出相当努力,取得了比较好的解决,但这只是债务链条的一部分。坏账处理不仅是钱的问题,也是意志和决心的问题,需要非常坚定的治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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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键是城市化方向。解决城市K型分化有三种办法:一是把上面那条线压下来,二是把下面那条线抬上去,三是通过人的流动,让人口从下面一条线流到上面一条线,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中国几个一线城市人口加起来仅占全国的7%到8%。
既然AI时代大模型、算力、芯片设计制造的资源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是否可以让人口更多地向这些城市集中,让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更明显,而不是对这些城市征收重税,再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投向众多中小城市,与此同时又执行严格制度阻止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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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线城市的规模其实还不够大,无论从比例还是绝对规模看,吸纳的人口都可以更多。
上海目前约2300万人口,加上周边卫星城市,达到3500万到4000万在现有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能力下是可以做到的,东京都整体人口已接近3800万,占日本人口近三分之一。
将来一个好的投资方向,是在中国有前景的特大型城市、尤其是AI时代能获取红利的城市扩大规模,最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政府也应从土地和政策方面给予空间与激励。关于"止跌回稳"的理解,陆挺将其拆分为量和金额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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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额角度,如果政策得当,所需时间会短一些,因为购房需求越来越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单价明显高于中小城市,新房销售金额会最先呈现止跌回稳;但从量的角度看,所需时间会更长。
从区域看,全国性的止跌回稳难度较大,更应期待越来越多的城市实现止跌回稳,而不是把目标放在全国一盘棋,更应让稳定或上升发生在有人口流入的中心城市,让人去流动,而不是以城市为单位整齐划一地止跌回稳。
对下半年宏观形势,陆挺的判断是,相比四五月份、六月份略有改善,但经济面临的分化格局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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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下行压力仍很明显;出口方面可能延续前几个月的高增速,但进口同样面临价格推动的高增长,关键在于全球存储芯片和AI相关产品价格有没有可能明显下滑,乃至全球AI是否存在泡沫。泡沫可能会有,但存储芯片价格大幅度下滑的难度也较大。
因此下半年整体宏观情况与二季度相比,部分数据或许略有改善,但实际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外需较强、内需较弱的格局短期难以逆转。下半年值得关注几个变量。
其一,过去几个月通胀速度明显上行,但随着油价快速下跌,整体通胀速度可能再次回落。不要因为过去几个月通胀上行就以为国内经济变好,国内通胀上行主要源于全球油价变化和存储芯片价格变化,与中国经济本身关联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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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存在但不大,一方面出口尚可,另一方面出台特别有效的拉动内需政策难度也很高。以旧换新此前已经推行过,再次大规模推行效果有限;
把视角拉回当下的市场判断,中信证券提出,面对房价惯性下行形成的悲观预期,政策仍会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共同发力,预计到2027年春节前后,房价有望在较广阔范围内止跌回升,景气复苏也可能明显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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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止跌回升并不等于全国重回普涨大牛市,更可能是核心城市先稳、优质房产先稳、其他地区再逐步跟随的结构性修复。供给端方面,过去几年土地成交、新开工和开发投资持续调整,新房供应已经明显收缩,人口持续流入城市的优质房源甚至会趋紧;
需求端方面,中信证券将现房销售改革视为重要的供给侧改革,认为其基本根除了交付风险,有助于增强购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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