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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流行一种模式叫“母女互济”。在对女性不友好的家庭里,母女不觉间成为命运共同体。母亲托举女儿向前,女儿成功后带着母亲远走高飞。脱口秀演员房主任则先行一步,不做那个等待的母亲,将五十岁当成“最该闯的年纪”,闯出一片天地。
她将女儿带到大城市,买了房落了户,她是户主——说到这里,观众都替她扬眉吐气。
按说从此后应该步步光明,然而,在综艺节目《姐姐当家》里忽然来了个回转。她和女儿的日常相处里没有重生的喜悦,倒随时剑拔弩张。失控,互相指责,翻旧账上价值,看得人窒息。
年轻观众对她女儿更能共情,房主任总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她女儿认为这是“愧疚式教育”,她打小就觉得对不住母亲,上大学后才反过味,母亲其实是自己没有退路。
舆论一哄而上,让本来就处于“道德绑架工作人员”舆论漩涡里的房主任雪上加霜。然而,“可恨之人”也许亦有可怜之处,在这个充满压迫感的母亲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曾经被剥削的女儿,即便她已经很成功,还是很难走出代际创伤,甚至于这成功会成为新的陷阱,将她变成自己当年最讨厌的样子。
“成功”不等于“治愈”。 一个在事业上很成功的人,在情感模式上,有可能仍困在童年的剧本里。“成长”不只是“功能性成长”,还有“心理性成长”。
房主任缺失的是心理性成长。事业有成的她只是换了位置,并没有改换游戏。
节目中她对女儿说:“再怎么着,你小时候,我对你也比你姥姥对我好……”这话立即被女儿打断,说:“又开始比了,我的天哪,又开始比了。”她的后一句被淹没在这种不耐烦中:“我挣的所有钱全补贴给我娘了,一分没给我……”
我理解房主任女儿当局者的应激,但作为局外人,我在这只言片语里看到的是许多年前的那个“女儿”,她打小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带弟妹,干农活,挣到的钱要上交。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在某社交平台上,有人提到她们那里彩礼是要留在娘家的:“有钱是嫁女儿,没钱是卖女儿”,口气里无奈多过抱怨。
在这种生存状况下长大的女儿会有两种成长方向,一种被彻底洗脑,“斯德哥尔摩”化。
比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她对娘家可谓忠心耿耿。她女儿探春管家时,她因为探春不能破格多给她弟弟二十两银子丧葬费而大闹,还说,明儿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探春被她气得大哭一场。
是她娘家以前对她还不错吗?也许正相反。一个被原生家庭善待的人会有充分的安全感,不会像她那样歇斯底里。也许正因为她娘家摧毁了她的安全感,让她像一只小狗,以为这里虽然下着雨,但好歹有一方屋檐,才会如此坚决地捍卫这屋檐。跟外界的沟通不畅,更是固化了她这一认知。
她甚至认为,王熙凤抠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搬回王家去”,无法想象王熙凤的娘家会拿出不菲的嫁妆,作为她在夫家的底气。
终其一生,赵姨娘困在娘家给她的暴雨中。
还有一个方向是有所觉醒,想要反抗,但终究不脱原先的体系,只想成为这个体系里的赢家,变成“向攻击者认同”。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娘家将她嫁给患痨病的豪门少爷,赵姨娘说自己的生活“像熬油似的”,七巧的日子更加煎熬。就这么着,她哥哥还觉得有恩于她:“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
面对将她吃干抹净的娘家人,七巧嘴上有怨,却还是送了她哥哥诸多财物:“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棉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珐蓝金蝉打簧表……”我的妈呀,单是那个镯子就值多少钱!
爱不足以让看重钱财的七巧有这样的大手笔,她拿钱砸娘家人,还出于恨。
曾经她的娘家人对她予取予夺,比如决定是嫁她还是卖她。她看似泼辣,但身为女子,做不了一点主,现在,她可以通过财富站到高位,作为施舍者,居高临下地看着哥哥的卑微。
她的爽点,正常人确实很难懂。
丈夫去世、分到钱财之后,七巧还是没有脱离原生家庭的思维体系,她的乐趣就是成为一个控制者。劝儿女抽鸦片,控制他们的婚姻,眼看着女儿就要获得幸福,她一半是妒忌,一半是感觉到失控——幸福本身是有力量的——卑劣地劝退了女儿的心上人,把女儿抓回掌心。
应该说,比起七巧,房主任有很大进步。就像她说的,她都快要累死了,还在为两个女儿打拼,她说:“我要是有这个妈,天天拼命在外面给我挣钱,回家你说我不得天天老关心啊。”
女儿是不是应该关心她?当然应该,但这个关心应该出于“我妈妈太辛苦了”,而不是“在外面给我挣钱”。她的语气里有一种上位者心态,很像有一类男人,觉得自己是经济支柱,回来就应该成为全家讨好的对象,成为这个家里的王。
久视深渊,深渊的逻辑便成唯一的逻辑。她无法理解爱和尊敬是通过平等的情感交流生成的。在她所熟悉的那套话语体系里,人与人之间只有两种关系:高位与低位。她的确对女儿比她母亲对她要好,好很多,却不能取消那种在高处的压迫感。
如果游戏规则不变,代际创伤依旧会用新的形式传递下去。《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里塔拉的超越之处在于,她彻底摆脱了那套游戏。
塔拉是个美国女孩,1986年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她的原生家庭近乎地狱,几乎每个人都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外婆拉鲁的父亲是个酒鬼,拉鲁打小就被周围人歧视,结婚后,她下定决心建立一个“完美”家庭。她的女儿打小就有剪裁完美的漂亮衣服,从天鹅绒夹克到涤纶长裤,从羊毛套装到华达呢裙……
听上去是不是很不错,但拉鲁因此也患上完美偏执症。如果这天要出门,女儿天不亮就得起床梳头,纠结于选奶油色还是白色的鞋子。即便最终选择了奶油色那双,也还是会迟到,因为到最后关头,拉鲁又会慌作一团,去亲戚家借一双更完美的鞋子。
她女儿法耶烦透了这种教条的有序生活,谁能想到,追求“完美”、优裕的生活也是一种控制?也许相对于追求哪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理性与松弛。
为了抵抗母亲建造这种“完美”生活,法耶嫁给塔拉的父亲,一个反智的、抗拒文明洗礼的人。他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是狂热的末日论者,认为学校和医院都是政府的阴谋,孩子要放在家里教育,生病也从不就医,全家在废料场为末日囤积物资,生活一团混乱。
塔拉17岁之前从未踏入学校,成天在废料场为父亲工作。更要命的是,她哥哥肖恩有严重的暴力倾向,状态好的时候很有爱,一言不合就将塔拉的脑袋塞进马桶里。
是已经出走的三哥泰勒救了塔拉,他告诉她“外面有一个世界”,建议塔拉去考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17岁的塔拉通过自学考入杨百翰大学,之后像是开了挂,拿到剑桥硕士和博士学位,还去哈佛访学。
从此后应该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吧?但“开挂”只是外部视角。进入大学后的塔拉,并没有因为地理上的远离而获得内心的自由。
父亲的禁令依然住在她身体里。她生病时不敢去医院,哪怕疼到昏厥,也觉得自己“不应该”接受现代医学;看到同学穿无袖上衣或短裙,她会下意识地感到厌恶和恐惧,甚至躲着对方走。
在大学的第一年,她严格遵守父亲的教条,拒绝接种疫苗、服用西药。她已经离开了那座山,但山里的规则仍然在支配她的身体反应和道德判断。
代际创伤不是靠“离开”就能解决的。 你人走了,那个声音还在脑子里,你看待世界的眼光还是旧的。如何将父亲的声音从她的身体里一点点清退,这个过程,比考试难得多。
而她手中的成就,在父亲和肖恩的世界里,根本不兑换任何权力。
父母对她的成功态度复杂,有时以她为荣,更多时候感到失控。听到塔拉要去剑桥读书时,父亲强烈反对,理由听起来近乎荒诞:如果她在美国,不管在哪个角落,世界末日来临时他都可以去接她,带她回家。去了英国,他就无能为力了。看似在意她的生死,实则是要让她始终在他的辐射范围之内。
更让塔拉的“成功”失去分量的,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惊人逆转。
多年来他们家治病就靠母亲捣鼓出的草药精油。有次父亲大面积烧伤,他拒绝就医,居然靠这些精油活了下来。他的“难杀”成了最好的广告,母亲的精油生意从此爆发,甚至有公司愿意花三百万美元收购全部产品。父亲拒绝了,选择自主经营,用赚来的钱继续建造他的末日防空洞,塔拉说,他有望成为西部山区财力最雄厚的疯子。
塔拉辛苦读博、拿到剑桥学位,回头一看,父母靠卖精油成了富豪。不要以为“成为学者”就能获得话语权,在旧体系里,钱是硬通货。
最彻底的否定来自肖恩。塔拉看到肖恩将暴行再次施加到妻儿身上,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告诉父亲,请他们加以干涉。母亲最初是支持她的,但到了父亲跟前,母亲就像换了个人——在这部书里,母亲始终如此:不是没有想法,不是不爱女儿,但在父亲面前,所有的想法都会退后。
父亲态度含糊,并不采信。姐姐奥黛丽既是见证者也是受害者,本来坚定地站在塔拉一边,但面对肖恩的威慑,立刻推翻所有证言。
这也是很多女孩的困境,她们的经历与感受总是遭受最彻底的否定,让她们自己都无法相信自己。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当着父母面,肖恩对塔拉出示了一把带血的刀,他刚刚用这把刀杀了他家的老狗,他的威胁,不言自明。
在父亲和肖恩的世界里,谁的声音大、谁手里有刀,谁就“对”。
这种残酷的强弱对比让塔拉几番陷入精神崩溃。在巴黎,她曾用近乎自毁的方式来应对内心的分裂:削弱自己,让自己变得顺从、依赖他人,仿佛只要放弃对自己的确信,就能不再承受被否定的痛苦。书里有一段写得极为沉痛:她开始依从别人的判断,如果男友德鲁记得的事情和她不一样,她会立刻承认自己错了,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在上星期还是上上星期见过某个朋友,不确定最喜欢的可丽饼店在哪条街上。
她以为只要不再相信自己,就不再需要为“我是谁”而战。
但最后救她出来的,仍然是书。确切地说,是正在她体内逐渐建立的认知体系。她读伯林、卢梭、穆勒……读那些追问“人如何获得自由”“权力如何运作”的著作。她渐渐明白,父亲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只是世界的一种解释,而她已经读过了其他的解释。
她这样写道:“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
代际创伤最可怕的陷阱,是让你困在“为什么”里:为什么父母家人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的童年是这样的?这种追问有时是必要的,但如果一直停在这里,你就会像一个反复查看后视镜的司机,车永远开不出去。
她这一路构建让她看到,那只是她的来处,不是她的家园。她选择不再回头,不再寻求认可与支持,走进了她自己用书和思想搭建起来的世界。她终于不再追问“为什么”。
走出代际创伤,不能靠旧体系里变得“更强”,还得靠思想上的新生。房主任看似走了很远,但她的成功,也不过是让她从棋子,变成了执棋者,新的世界已经不能再简化为一个棋盘,痛苦与冲突因此产生。
也许她要做的,不只是以救赎者的姿态带女儿们走进城市,还要以协作者的姿态和女儿们探索新的相处模式,不再被旧世界的规则定义的状态。这也是想要脱离原生家庭者都要走的路途:摆脱强弱叙事,拒绝与旧的世界共振,通过阅读、体悟、反省,穿越一路崎岖,飞往自己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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