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日本小伙在青岛街头骚扰女生，人群中一声大喊，后面太痛快

我叫孙大鹏，今年三十四，在青岛一家物流公司开货车。那天傍晚我收了车，顺道去台东步行街给我媳妇买她念叨了好久的烤鱿鱼。台东那地方人多，天南海北的游客挤成一锅粥，我拎着鱿鱼袋子往外走，忽然听见前面吵吵嚷嚷的。

四个小青年，一看就是日本来的，穿着花里胡哨的T恤，脖子上挂着相机，身上一股酒味。他们围着两个小姑娘，一个劲儿地举着手机拍，嘴里叽里呱啦说着日语，笑得猥琐。那两个小姑娘也就二十出头，看着像是大学生，背着帆布包，脸都吓白了，一个劲儿往后退。其中一个日本男的伸手去拽人家的胳膊，嘴里说着什么“卡哇伊”，旁边三个跟着起哄。

我站在人群里，血往头上涌。旁边有人小声嘀咕，说这些日本人在咱地盘上撒野，太不像话了。可嘀咕归嘀咕，没人上前。那四个日本男的越来越过分，其中一个高个子把手机怼到小姑娘脸上，另一个伸手要掀人家的裙子。小姑娘尖叫起来，声音都变了调。

这时候，人群里忽然有人大喊了一声。

那声音又粗又亮，像一把刀劈开了嘈杂的人声。喊的是日本话。

“やめろ！”

我扭头一看，喊话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穿着件旧夹克，戴着眼镜，看着斯斯文文的。他站在人群最前面，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溜圆，指着那四个日本男青年，又是一连串的日本话甩过去。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可那四个日本人听懂了。高个子愣了一下，手缩回去了。另外三个也停住了，互相看了一眼。

大叔没停，往前跨了一步，声音更大了。他说的日语我虽然听不懂，可我听得出那个语气，像老子训儿子，又像长官训兵，一句比一句硬，一句比一句冲。那四个日本男的脸色变了，高个子把手机放下，嘴张了张，想说什么，被大叔一句话顶了回去。大叔又说了几句，那四个人灰溜溜地往后退，转身要走。

这时候大叔喊了第二句，这回喊的是中国话。

“站住！给人家姑娘道歉！”

这一声喊得震天响，整个步行街的人都往这边看。那四个日本人站住了，回头看着大叔，又看了看周围越聚越多的人。大叔指着那两个小姑娘，说用中国话道歉。高个子犹豫了一下，大叔又吼了一声，那声音把我都震得耳朵嗡嗡响。高个子低下头，含糊地说了句对不起。另外三个也跟着说了。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可好歹说了。

大叔还不罢休，说大点声，鞠躬。那四个人互相看了看，没人动。大叔往前又走了一步，人群也跟着往前涌了一步。我站在人群里，攥着鱿鱼袋子，心里那股火忽然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痛快。那四个人终于扛不住了，齐刷刷地鞠了个躬，嗓门也大了，说了句对不起。大叔摆了摆手，说滚。那四个人转身钻进人群，跑得比兔子还快。

人群里有人鼓了掌，有人喊好。大叔转过身，对那两个小姑娘说没事了，以后碰上这种事就喊，往人多的地方跑。小姑娘眼泪汪汪地谢他，他说谢啥，都是中国人。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热乎乎的，想上去跟大叔说句话，可嗓子眼像堵了东西，啥也说不出来。大叔冲人群摆摆手，说散了吧散了吧，转身就走了。我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的背影，忽然想起我爹，他也是个退伍兵，也爱管闲事，可惜走得早。

我拎着鱿鱼回了家，媳妇问我咋回来这么晚。我把事跟她说了，她听得眼睛瞪得老大。她说那大叔谁啊，这么厉害。我说不知道，听口音像本地人。她说你咋不上前帮一把。我说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大叔一个人就把那四个给收拾了。她说那大叔真厉害，还会说日本话。我说是啊，看那架势，年轻时候肯定当过兵，说不定还是军官，训人跟训孙子似的。

第二天我上班，路过台东那条街，看见路边有个小报亭，里面挂着当天的报纸。我买了份，翻到社会版，果然有条小新闻，说昨晚台东步行街四名外籍男子骚扰女性，被热心市民制止，警方已介入调查。文章没提大叔的名字，只说是一位懂日语的中年男子。我把报纸折好揣兜里，心里想，大叔做好事不留名，可这事得有人记着。

过了几天，我又去台东送货，特意绕到那个小报亭，问卖报的大爷，那天晚上那个喊日本话的大叔是谁。大爷想了想，说你说老周啊，他以前是咱青岛外事办的，退休了，就住在台东八路那边。我说他当过兵没。大爷说他年轻时候在部队待过，后来转业到外事办，干了一辈子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事，日语英语都懂。我说那天晚上可把几个日本小子收拾惨了。大爷哈哈笑了，说老周这人就这样，眼里揉不得沙子，碰上这种事他肯定管。

我谢了大爷，骑着电动车往台东八路走。拐了两条街，在一个老居民楼底下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地上给花浇水。我停下车，喊了声周叔。他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看了看我，说你是那天晚上站人群里拎鱿鱼那小子吧。我愣了一下，说您咋记得我。他笑了笑，说那天晚上人虽多，可你站得最近，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烤鱿鱼，我闻着味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周叔那天您真厉害。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厉害啥，就是看不惯。我说您那几句日本话可把那几个小子镇住了。他说那几个日本年轻人都是来旅游的，不是啥坏人，就是喝了点酒，胆子大了，觉得在外国没人管。碰上会说他们话的，一喊就怂了。我说那您第二句用中国话喊他们，他们咋也听了。他说因为那时候周围已经有十几个人围上来了，他们不傻，知道再闹下去没好果子吃。

我站在那儿，看着老周，心里说不出的佩服。我说周叔，您这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他说来了再说，青岛这地方，中国人说了算。我说那倒是。他弯腰继续浇他的花，说你要是没事就走吧，别耽误我浇花。我说行，周叔我走了。他头也没抬，说走吧走吧。

我骑着电动车往回走，心里想了很多。那天晚上在台东步行街，一百多号中国人，让四个喝醉的日本小子在那儿撒野，不是大家不想管，是没人带头。可只要有人带了头，后头的人就敢跟上。老周就是那个带头的人。他往那儿一站，一句日本话出口，那四个人就慌了。第二句中国话一喊，周围的人就围上来了。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可带头的人一出现，整个局面就翻了。

后来我又去老周家看过他两回，给他带了两条烟，他不要，说戒了。我说那给您带点茶叶。他说这个行。我们坐在他家的阳台上，喝着茶，看着楼下人来人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翻译，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来转业到地方，一直干到退休。他说这辈子见过太多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的样子，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个。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有些觉得外国的月亮圆，可他这代人，骨头硬，知道中国人的腰杆是靠什么挺起来的。

我走的时候，老周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大鹏啊，咱中国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腰杆得直。碰见不讲理的，别怕，喊一嗓子，后头有人。我说我记住了。他说记住了就行，走吧。

那天晚上我开着货车路过台东步行街，街上的灯亮堂堂的，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我想起那天晚上老周那一声喊，心里特别痛快。那声喊，喊出了青岛人的硬气，也喊出了中国人的底气。这地方是我们的，谁来了都得守规矩。守规矩的，我们欢迎；不守规矩的，一嗓子就让你知道知道，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