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78年我去供销社买盐，和女售货员吵了架，她红脸说：看上你了
我那年二十六岁，在镇东头的木器社干活。
说是木器社，其实就是一间不大的土屋，里面摆着几张长凳、几副木箱和一台老是卡齿的手摇刨床。社里一共四个人，师傅年纪大了，眼睛花，另外两个学徒比我小，一个刚成家，一个已经订了亲，只有我还是一个人。
不是没人给我介绍过。
只是那时候，给人介绍对象，先问的不是脾气，也不是长相，而是家里几口人、有没有房、能不能吃苦、父母是不是好相处。我们家三间旧土房，父亲腿脚不好，母亲常年咳嗽，下面还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弟弟。这样的家底，谁也不愿意把闺女往里送。
我自己也没觉得多委屈。
每天干活，晚上回家吃饭，吃完坐在门槛上抽一根烟，听父亲咳两声，听母亲在灶房里收拾碗筷，日子就这么过。那时候我以为，男人只要有一把力气，能挣几斤粮食，等到年纪再大一点，总会有人愿意跟着。
我没想到，真正把我说得脸红心乱的，竟然是在供销社买一斤盐的时候。
那天是腊月前的一个冷早晨。
天还没亮透，屋檐下结着一排冰棱。我起床时，母亲正蹲在灶前添柴，锅里的稀饭刚冒热气。
她听见我穿鞋，回头说：“今天下工早一点，家里没盐了。你去供销社买一斤。”
我从墙上取下布袋，问：“买一斤够吗？”
“能撑到过年就行。别买多，盐票也就这一张。”
母亲说着，从针线笸箩底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盐票。票角已经磨毛了，她小心地抻平，递给我时还叮嘱：“别弄丢。丢了就得拿钱补，咱家这个月没多余的钱。”
我把盐票折好，放进棉袄里袋。
那时候买盐，不是有钱就能随便买。供销社的盐摆在柜台后面，买多少要看票。每户每月多少，都是定好的。盐价不贵，一斤也就几分钱，可对我们家来说，几分钱也得算着花。
我从家里走到供销社，路上用了不到半个钟头。
镇上的街还没完全醒过来。卖豆腐的推着木车经过，车轮压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粮站门口已经排了几个人，手里都拎着布袋。供销社门前也有人等着，门还没有开，几个人缩着脖子跺脚。
我站在队尾，手揣在袖筒里。
轮到我时，太阳已经从屋脊后面露出一点白光。
供销社里很冷，柜台后面靠墙放着几只木桶，里面装的是盐、白糖和一些杂粮。柜台玻璃擦得不算干净，里面压着红纸剪成的花，还有几只铁皮饼干盒。
女售货员坐在柜台里面，低头算账。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棉袄，袖口挽起来一点，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毛衣。她的头发用一根黑布绳扎在脑后，额头上有几缕碎发，冻得贴在皮肤上。
她叫柳青。
我早就知道她的名字，但以前只在别人嘴里听过。有人说她父亲在运输队干过，她从小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后来才回镇上。也有人说她脾气硬，卖东西的时候谁也不让，连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头都在她手里吃过亏。
她看起来不像那种爱跟人吵架的人。
她脸白，眼睛不大，可眼神很稳。别人跟她说话时，她常常先看对方一眼，再低头办事。那一眼看得人心里发虚，好像自己的心思都藏不住。
我把盐票从兜里拿出来，递过去。
“买一斤盐。”
柳青接过票，看了一眼，说：“盐票是半斤的。”
我愣住了：“怎么是半斤？我娘明明说是一斤。”
“票上写着半斤。”
她把票推回柜台，又低头去整理账本。
我拿起票看。票上的字确实模糊，可右边那个数字看着像个“一”，又像个“半”。我不识多少字，但我认得盐票不是这样分的。母亲临出门时明明说过，是一斤。
我说：“你再看看，怎么会是半斤？”
“我看过了。”
“你是不是拿错了别人的票？”
柳青抬起头：“这张票是你拿来的，怎么成了我拿错？”
“我娘给我的就是一斤的票。”
“那你回去问你娘。”
她说完，伸手招呼后面的人：“下一位。”
后面的人往前挪了一步。我被挤到柜台边，手里捏着那张票，心里一股火慢慢往上冒。
那天我本来就起得早，肚子里只喝了半碗稀饭，手脚冻得发麻。想着母亲在家等盐下锅，又看柳青一副不愿意多说的样子，话就冲出了口。
“你们供销社卖东西，都是这么卖的吗？客人拿票来，你看都没看清，就说只能买半斤。”
柜台里安静了一下。
排在后面的人也都看过来。
柳青把手里的算盘放下，盯着我：“你说话注意一点。”
“我怎么不注意了？我就是来买盐的，不是来让你训的。”
“你拿半斤票要买一斤，我解释清楚了，你还不走，倒怪起我来了？”
“我娘说是一斤，就是一斤。”
“你娘说的是一斤，票上不是。你信你娘，就回家拿一斤的票来。你信票，就买半斤。你在这儿跟我吵，盐也不会自己变成一斤。”
她的声音不大，可每一句都像小钉子，敲得我脸上发热。
我看了看四周。
后面排队的人都低着头，却明显在听。有个卖布的女人甚至抿着嘴笑了一下。
我更不愿意退让了。
“你一个卖东西的，说话怎么这么冲？”
“你一个买东西的，说话不冲吗？”
“我哪里冲了？”
“你说我拿错票，说我卖东西不清楚，还问供销社是不是都这么卖。你这还不算冲？”
我没想到她能一口气说出这么多，顿时噎住。
柳青把盐票重新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这张票就是半斤。你要买，拿五分钱。我给你称。不买，往旁边让让，别耽误别人。”
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了那五分钱。
可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那就买半斤。”
“半斤盐，二分钱半。”
“我给五分。”
“没有零钱找你。”
“那就给我称一斤。”
柳青抬眼看我：“你听不懂话吗？半斤票，只能买半斤。”
“差几分钱而已，你给我补上不就行了？”
“不是钱的问题，是票的问题。”
“你们卖盐还这么死板？”
“规矩不是我定的。”
“可东西在你手里。”
“东西在我手里，也不是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我把那五分钱拍在柜台上。
“那你倒是给我半斤。”
柳青没有动。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五分钱，忽然问：“你家里急着用盐？”
“当然急。不急我一大早跑来做什么？”
“那你就买半斤。”
“半斤不够。”
“半斤先用着。”
“谁家做腌菜半斤够用？”
这句话一出口，我自己也觉得不对劲。
柳青的手停住了。
她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票，问：“你家要做腌菜？”
“过年腌萝卜。”
“几口人？”
“你问这个做什么？”
“随口问。”
“我家五口人。”
“那半斤确实不够。”
她说着，转身打开身后的木柜，从最里面拿出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她把纸包压在柜台下面，低声说：“这里有半斤，是我家上次分的。先给你。”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给我？”
“卖给你。”
“你不是说票只能买半斤吗？”
“你手里的票买供销社的半斤。我这半斤不用票，按一样的价钱算。”
我没有伸手。
“你家也要用吧？”
“我家人少，先省着点。”
“那我不要。”
柳青皱了皱眉：“你刚才不是还说急着用？”
“这是你家的盐，我不能要。”
“不是白给你，是卖给你。”
“那也不行。”
“你这人怎么回事？”她声音又高了一点，“一会儿嫌半斤少，一会儿又不要，你到底买不买？”
我被她说得心里发堵：“我买自己的就行。”
“你自己的半斤不够。”
“够不够是我家的事。”
“那你刚才跟我吵什么？”
我再次被她堵住了。
她把纸包往我这边推了推：“拿着。半斤票买半斤，另外半斤算我家的。五分钱正好。”
“我说了不要。”
“你不要就把钱收回去。”
她把那包盐抓了回去。
我看见她冻红的手指，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确实有些过分。可我嘴上仍然硬：“你们售货员都像你这样，顾客以后还敢来买东西吗？”
柳青的脸一下涨红了。
不是气红的。
她先是咬了咬嘴唇，像是想骂我，后来又低下头，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一下。她把那半斤盐重新推到我面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谁让你是顾客了？”
我没听清：“什么？”
她猛地抬起头，看着我，脸已经红到了耳根。
“我说，谁让你是顾客了？”
“那我是什么？”
这句话问出口，我自己都愣了。
柳青似乎也没想到我会这么接，眼睛睁了一下。后面排队的人有人轻轻咳嗽，有人把脸扭到一旁。
她的手攥紧了那张盐票。
过了好一会儿，她像是豁出去似的，抬着眼看我，红着脸说：
“我看上你了。”
那一刻，柜台前突然静得厉害。
我手里的五分钱掉在了柜台上，滚了两下，停在她的算盘旁边。
我不知道自己听没听错。
“你说什么？”
柳青的脸更红了。
她偏开头，像是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可没有收回去。过了几息，她又咬着牙重复了一遍：
“我说，我看上你了。”
后面排队的人全都不动了。
卖布的女人张着嘴，手里提着的布包停在半空。一个拄拐杖的老头低头看自己的鞋，肩膀却一抖一抖的，显然在憋笑。还有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把手挡在嘴边，眼睛来回看我和柳青。
我感觉一股热气从脖子一直烧到头顶。
二十六岁的人，活到那时候，第一次有女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看上我。
而且不是在媒人家里，也不是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是在供销社的柜台前。
是在一场为了半斤盐吵起来的争执里。
我张了几次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柳青见我不说话，眼神渐渐变了。
刚才那点硬撑出来的勇气像被冷风吹散，她的脸虽然还红着，眼睛里却多了一层紧张。
“怎么，不敢听？”
我说：“你……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我没糊涂。”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叫周平，在木器社干活。你家在街西，门口有一棵老槐树。你父亲腿不好，你母亲会咳嗽，还有个弟弟在读书。”
我怔住了。
她说得一点没错。
我突然不知道该继续生气，还是该问她什么时候知道的。
柳青看着我，脸上的红慢慢退了一些：“你每次来买东西，都站在柜台前发愣。你以为我看不见？”
我回想了一下，好像确实如此。
以前我来买火柴、煤油和针线，柜台里总是她。她给我拿东西，我接过就走，走到门口有时还会回头。可每次回头，她都在低头算账，我便以为她根本没注意。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们木器社的人来买过东西。”
“那也不代表……”
“我知道不代表什么。”她打断我，“所以我只是告诉你，我看上你了。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她说得很快，像是怕自己再犹豫，就说不下去了。
然后她把半斤盐塞到我手里，又将我那五分钱推回来。
“你的盐，拿走。”
“钱我给你。”
“不要。”
“这是你家的盐。”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那我更不能拿。”
我把盐放回柜台。
柳青盯着我，眼神又硬了起来：“你刚才不是说急用吗？”
“我回家拿票。”
“你家里已经等着了。”
“那也不能白拿你的。”
“我没说白给。”
“你刚才说了。”
“我说的是卖给你，可你又说不要。现在我不卖了，送给你，你又不拿。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这句话问得我无话可说。
我看见后面还有人在等，只好把盐拿起来，压低声音说：“钱我先欠着。”
“我不卖你。”
“那我就记着。”
“你记什么？”
“记你今天给了我半斤盐。”
柳青瞪着我：“你少来。”
我拎着盐转身往外走。
刚走出供销社，身后就传来她的声音：“周平！”
我回过头。
她站在柜台里面，手撑着柜台边缘，脸上的红还没有褪干净。
“你晚上还来吗？”
我问：“来干什么？”
“买盐。”
“不是已经给我半斤了吗？”
“你家不是还缺半斤？”
“我回家拿盐票。”
“我问的不是这个。”
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楚地穿过门口的冷风。
“你晚上还来不来？”
我看着她，忽然说不出不来。
最后我点了点头：“来。”
她像是松了一口气，又赶紧把脸转开，抓起算盘拨了两下。
我走出街口，才发现自己一直把那半斤盐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什么不能摔坏的东西。
回到家，母亲正在灶房里等我。
她看见我只拎回来半斤盐，立刻问：“怎么回事？票呢？”
我把盐放到灶台边：“票是半斤。”
“我明明记得是斤票。”
“你记错了。”
母亲拿过票，借着门口的光看了半天，拍了一下大腿：“还真是半斤。我昨天拿错了，把买煤油的票拿给你了。”
我没有接话。
父亲坐在炕沿上，听见这话，抬起头问：“那你怎么脸红成这样？”
“屋里热。”
母亲看了一眼结着霜的窗户：“屋里哪里热？”
弟弟从里屋探出头：“哥，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没有。”
“那你怎么耳朵红了？”
我把围巾解下来，挂到墙上：“冻的。”
他们显然都不信。
可我也没办法把供销社里那句话说出来。那时候，男人被女人说看上了，不是什么值得到处炫耀的事情。尤其是我这样的人，家里穷，年纪也不小，若是把这事说出去，别人不会只笑柳青，也会笑我自作多情。
母亲把盐倒进罐子，问：“你没跟人家吵架吧？”
我心里一跳。
“就拌了几句嘴。”
“你这个脾气也该改改。人家售货员一天到晚站柜台，来买东西的人都跟她说话，她也不容易。”
“她说票只能买半斤，我不信。”
“票本来就是半斤，你不信人家干什么？”
我坐到灶边，拿火钳拨了拨柴火，没有吭声。
那天下午，我干活时一直走神。
手里的刨子推了几次，木板还是不平。师傅看了我一眼，说：“你今天像丢了魂。”
我说：“没睡好。”
“你这一上午都没怎么说话，平时不是挺能顶嘴吗？”
我没回应。
柳青那句“我看上你了”，一直在我脑子里绕。
她是真看上我，还是被我气急了，故意说出来堵我？
她为什么知道我家里几口人？
她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
想到最后一个问题，我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
下工后，天已经黑了。
我在家里磨蹭了很久，母亲问我：“你不吃饭？”
“吃过了。”
其实我一口也没吃。
我从柜子里拿出那张盐票，又把下午挣来的两分钱放进兜里。临出门时，母亲在身后问：“天都黑了，你去哪里？”
“买盐。”
“不是已经买回来半斤了吗？”
“还差半斤。”
“明天再去不行？”
“不行，今晚腌萝卜。”
母亲嘟囔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这么勤快了？”
我没有解释。
从家里到供销社，白天只要半个钟头，晚上却显得格外远。路边的房屋大多关了门，只有几扇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风从街口灌进来，把我棉袄的衣角吹得啪啪响。
我走到供销社门口时，门已经关了一半。
里面还亮着煤油灯。
柳青正在整理柜台，听见脚步声，她抬头看了一眼。
“你还真来了。”
“我说过来。”
“我以为你随口答应。”
“说话要算数。”
她把门重新拉开一点：“进来吧。”
供销社晚上没有客人，柜台后面比白天更安静。煤油灯放在账本旁边，灯芯挑得很低，光线只够照亮她半边脸。
我把盐票和钱递过去：“买半斤盐。”
柳青没接票。
“家里不是已经有半斤了？”
“那半斤是你的。”
“我说了给你。”
“我不白拿。”
“你要是想还，就把它退回来。”
“已经拿回家了。”
“那就算了。”
“不能算。”
她盯着我：“你一定要把这半斤盐算清楚？”
“我不喜欢欠人东西。”
“你欠我的不止半斤盐。”
我心里一紧：“我还欠你什么？”
“你上午说的那些话。”
“我不是已经……”
“你没有道歉。”
我看着她：“我道歉。”
“你道歉得太快了。”
“那要怎么道歉？”
“你自己想。”
我被她说得有些恼：“我就说了几句，你要我怎么想？”
柳青把盐票拿过去，在手里折了一下：“你说我卖东西不清楚，说我说话冲，还问我们供销社是不是都这样。你知道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了两年，没人说过我卖东西少斤短两。”
“我没说你少斤短两。”
“你话里的意思就是。”
“我只是急着买盐。”
“急着买盐，就可以把话说得难听？”
我不说话了。
她也没再逼问，只把票压在账本下面。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家里的半斤给你吗？”
“你说你家人少。”
“那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
她抬眼看我。
“因为我看上你了。”
她第二次说这句话时，声音很平静，没有白天那样慌乱。
可我心里却比白天更乱。
我看着柜台里面的煤油灯，不敢看她：“你看上我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你每次来买东西，都站在柜台前看我。”
“我没有。”
“你有。”
“我只是等你找东西。”
“别人也等，别人不会看我。”
我无话可说。
柳青将手指放在账本边缘，轻轻划过一道折痕：“你从来不跟我说多余的话，可你每次走到门口，都会回头。你以为我看不见，其实我都看见了。”
我的脸又开始发热。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一个女人，怎么早说？”
“你今天不是说了吗？”
“今天是你气我。”
“所以你是气话？”
“不是。”
她回答得很快。
我抬头看她，她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很清楚。那双眼睛没有躲，反而直直看着我。
“我就是气你总把我当成卖盐的。”
我愣了一下。
“你不是卖盐的吗？”
“我当然卖盐。”
“那我把你当成什么？”
“一个人。”
她说：“我站在柜台后面，你们都只看见我手里的秤、票和钱。买东西的时候叫我同志，东西拿走就走。你也是。可我不是柜台，也不是秤。”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她低下头，把盐票又推到我面前：“你家那半斤盐我不要钱。你要是觉得欠着，就以后还我。”
“怎么还？”
“你自己想。”
“我给你两分钱。”
“我要钱干什么？”
“那你要什么？”
柳青的手顿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你明天晚上来接我下工。”
我望着她：“你让我去接你？”
“怎么，不愿意？”
“供销社离你家又不远。”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让我接？”
“因为我想让你来。”
这一次，我没有马上回答。
我并不是不愿意，而是忽然意识到，事情好像已经不是半斤盐那么简单。她对我说看上我，不是逗我，也不是单纯因为我跟她吵架。她在等我的回应。
可我不知道自己能给什么回应。
我家里一穷二白，父亲腿不好，母亲身体也差。柳青在供销社上班，虽然只是个女售货员，可她人利落，能说会道，家里条件也比我好一些。她若真跟我处对象，别人肯定会说她眼光差，说我配不上她。
我低声问：“你知道我家里什么情况吗？”
“知道。”
“知道还……”
“我知道你父亲腿不好，也知道你母亲常年咳嗽，还知道你弟弟要念书。”
“那你还看上我？”
“我看上的是你，不是你家那几间房。”
她说得很自然，仿佛这件事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我却更加不安：“以后日子不是只看一个人。”
“我知道。”
“我家里负担重。”
“我知道。”
“你跟我在一起，可能会吃苦。”
“吃苦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我不一定能让你过得好。”
“我也没让你现在就保证让我过得好。”
她停了一下，看着我说：“周平，你要是不愿意，就直说。别拿你家里的事挡在前面。你家里有负担，这是事实，可这不是你替我做决定的理由。”
那天晚上，我拎着第二个半斤盐走出供销社。
柳青没有收我的钱。
她说：“这钱你留着买煤油。明天来接我，再还。”
我问：“要是不来呢？”
“那半斤盐我就当送错了人。”
“你会后悔？”
“我只会后悔看错人。”
她说这句话时，仍然带着一点硬气。
我回头看她，她已经把门关上，只留下一道缝。煤油灯的光从缝里露出来，细细的一条，像是在黑夜里等我给一个回答。
第二天我没有去接她。
不是因为我不想去。
是因为父亲的腿突然疼得厉害，母亲让我去请郎中。我忙了一整天，晚上又给父亲烧水、熬药，等我想起这件事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坐在灶边，手里捏着那两分钱，心里一阵阵发沉。
母亲看出来了，问：“你这两天怎么了？”
“没怎么。”
“昨天晚上也往外跑，今天坐在这里叹气。是不是在外头惹了什么事？”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供销社的事情说了。
没有说全部，只说女售货员因为半斤盐跟我吵架，后来让我明天去接她下工。
母亲听完，手里的针线停住了。
“人家姑娘主动让你接？”
“嗯。”
“那你怎么不去？”
“家里这边……”
“家里这边有我和你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可她要是跟我处对象，以后就得跟着咱们家受苦。”
母亲把线头咬断，抬头看我：“你以为女人嫁人，就是嫁给一锅稀饭和一间破屋吗？”
我没有说话。
“你爹腿不好，我身体也不好，这些确实是咱家的难处。可人家姑娘愿意不愿意承担，是她自己的事。你不能因为怕人家吃苦，就替人家把路堵死。”
“她可能只是跟我开玩笑。”
“那你更要去问清楚。”
“我怕……”
“你怕什么？”
“怕她真的只是开玩笑。”
母亲看了我半天，忽然笑了：“你这孩子，平时跟人吵架嘴硬得很，碰上姑娘就没胆了。”
我低头拨火，没有反驳。
母亲说：“明天去接她。去不去是你的事，可别因为自己穷，就觉得人家不配喜欢你。”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快亮时，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傍晚，我提前半个时辰从木器社出来，先回家给父亲添了煤，又把弟弟托给邻居照看。母亲把一小把炒黄豆塞给我，说：“别空着肚子去。”
我说：“我不是去吃饭。”
“我知道。人家姑娘下工晚，你在路上等着，饿了就吃。”
我把黄豆装进兜里，走出了门。
供销社的门还没关。
我站在街对面的墙根下，看见柳青在柜台里面忙。她今天穿的是一件浅灰色棉袄，头发没有扎得那么紧，偶尔低头时，发梢会落到脸侧。
我等了很久。
中间有人来买火柴，有人来买针线。柳青一直忙着，没往外看。等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她才抬起头，隔着玻璃门看见我。
她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
随后，她低下头，继续收拾柜台。
我不知道她是在生气，还是故意不理我。
我等到供销社彻底关门，她才提着一个小布包走出来。门锁好后，她转身便走，像没看见我。
我跟上去：“柳青。”
她没停。
我又叫了一声：“柳青。”
她终于站住，回头看我：“你来干什么？”
“接你下工。”
“今天不用了。”
“怎么不用？”
“昨天你没来，今天我也不用你来。”
“昨天是我家里有事。”
“你可以托人来告诉我。”
“我没想到会这么晚。”
“你没想到，还是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她看着我，语气不大，可脸色已经冷了下来。
我说：“我父亲腿疼得厉害。”
“那你怎么不说？”
“现在不是说了吗？”
“你现在说，是因为我问你。”
我被她堵得心里发闷，脱口道：“那你想让我怎么样？我家里不是只有谈对象这一件事。”
柳青的脸一下白了。
她提着布包的手垂下来，过了几秒，才说：“我没让你把家里丢下。”
“你总得明白，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想的哪种人？”
“能每天准时接你，陪你说话，什么都不用管的人。”
“我什么时候这样想了？”
“你不是让我接你吗？”
“我让你接我，是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不是让你从此什么都不管。”
她盯着我，眼圈慢慢红了。
“周平，你总是这样。”
“哪样？”
“我说一句，你就先替我想十句。你说你家里穷，我知道。你说你父亲病，我知道。你说以后会吃苦，我也知道。可我还没嫌弃你，你先把我推开了。”
我心里一震。
街上有人推着车从旁边经过，车轮压过一片碎冰，发出刺耳的声音。
柳青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我追上去：“你等等。”
“我不等。”
“我不是要推开你。”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答不上来。
我确实害怕她跟着我吃苦，也确实担心自己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可更深一层，是我不相信会有人真心愿意选择我。
从小到大，我听得最多的话就是“你家条件不好”“你得先顾家”“你别想太多”。我早就习惯了把自己放在别人挑剩下的位置上。
有人突然说看上我，我第一个念头不是高兴，而是怀疑。
我怀疑她看错了，怀疑她只是一时冲动，怀疑她将来一定会后悔。
柳青走到街口，停在一盏昏暗的路灯下。
“你昨天没来，我等了一个钟头。”
我抬起头。
“你一直等？”
“我下工后站在门口等。天黑了，风很大，我还以为你会来。”
她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不重要的事。
可我听完，心里却像被什么拧了一下。
“你为什么不先回去？”
“因为你说过会来。”
“我只是随口答应。”
“我知道你可能是随口答应，可我当真了。”
她看着我：“我看上你，不是让你拿来笑话的。”
“我没有笑话你。”
“那你为什么不说一声？”
我低下头：“对不起。”
“你又道歉。”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你可以说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不能什么都不说，然后让我猜。”
我从兜里摸出那两分钱，递到她面前：“这是你给我的盐钱。”
她看了一眼，没有接。
“我不要。”
“你说过要我还。”
“那天我说的。”
“你说过的话，我记着。”
“我现在改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跟你算半斤盐。”
她的睫毛颤了一下，却还是没接。
我把钱放到她手里，手指不小心碰到她的指尖。她像被烫到似的缩了一下，随即攥住那两分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盐的钱还你。”
“那人情呢？”
“人情慢慢还。”
“怎么还？”
我看着她，终于说：“我愿意跟你处对象。”
她握着钱的手一紧。
“你说什么？”
“我说，我愿意跟你处对象。”
这一次，轮到她不说话了。
她没有像我白天那样立刻追问，也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只是站在路灯下看着我。风吹过她的发梢，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手却停在半空，半天没有放下。
“你是因为那半斤盐吗？”她问。
“不是。”
“因为我让你来接我？”
“也不是。”
“那是因为你觉得我今天哭了，你心里过意不去？”
“你没有哭。”
“我差点哭。”
“我看见了。”
“所以你才说愿意？”
“不是。”
我说：“是因为我想了一天。我发现我不是怕你跟着我吃苦，我是怕你有一天发现我没那么好，就会后悔。我不想让你后悔，所以干脆先说不愿意。可我又想，你连以后都还没看见，我凭什么替你决定？”
柳青的手慢慢放了下来。
她问：“那你现在不怕了？”
“怕。”
“还愿意？”
“愿意。”
“我以后可能也会嫌你。”
“我知道。”
“我脾气不好。”
“我知道。”
“我说话还冲。”
“我也知道。”
“你还敢答应？”
我看着她：“你已经说过你看上我了，我总得给你一个回答。”
柳青终于笑了一下。
不是大笑，只是嘴角轻轻动了动。可那点笑意很快又压了下去，她把脸别到一旁，声音还是硬的：“谁说我一定要你回答？”
“那我收回。”
“你敢。”
她瞪我一眼，眼神却没有刚才那么冷。
我们沿着街往前走。
一开始两个人都没说话。她走得快，我跟在旁边。走到卖豆腐的摊子前，她忽然问：“你家真的有五口人？”
“我父亲、母亲、弟弟，还有我。”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五口？”
“算上谁？”
“你自己。”
“我没把自己算进去。”
她停住脚步：“你怎么能不算自己？”
我没说话。
她看着我，像是听见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你是家里的人，当然要算。”
我笑了一下：“我一直在外面干活，吃饭也不定时，算不算都一样。”
“以后算进去。”
“什么？”
“你家里的人口。以后做饭、买盐、分粮，都要把你算进去。”
她说得自然，好像她已经参与了我家的饭桌。
我心里一软，却不敢表现出来，只说：“你管得真多。”
“我看上你了，不能只看一半。”
那句话又让我的耳朵发热。
她像是觉得我这样很有意思，偏过头看了我一眼：“你今天怎么这么容易脸红？”
“冷的。”
“昨天也是冷的？”
“昨天更冷。”
“供销社里比外面暖和。”
“那是灯照的。”
“煤油灯只照脸，不照耳朵？”
我被她问得说不出话，只能加快脚步往前走。
她在后面笑了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这样笑。
后来我们处对象的日子，并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顺利。
柳青的母亲第一次见我时，问得很直接：“你家里几间房？”
我说：“三间。”
“你父亲能干活吗？”
“腿脚不好。”
“你母亲呢？”
“身体也不好。”
她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你们家日子怕是不好过。”
我没有否认：“是不好过。”
“那你以后怎么养柳青？”
“我会干活。”
“干活能解决所有事情吗？”
“不能。”
她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
我说：“可不干活，什么都解决不了。”
柳青坐在旁边，手里捏着一块没绣完的布，始终没有插话。
回去的路上，她问我：“我娘说那些话，你是不是不高兴？”
“她问得对。”
“你不生气？”
“她是你娘，担心你很正常。”
“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
“有一点。”
“为什么不说？”
“说了也不能让家里多出一间房。”
柳青停下来：“我不要你现在就给我一间房。”
“可你娘想要你过得轻松。”
“她想要的生活，不一定是我想要的。”
她说完，认真看着我：“周平，我可以跟你一起过日子，但有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什么事？”
“别把所有苦都藏起来，也别总觉得我会后悔。”
我没有立刻答应。
她又说：“你要是一直替我决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那我跟谁过日子都一样。”
这话让我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她说得对。
我总是怕拖累别人，便习惯性地把自己关在门后。可一段关系如果只有一个人决定，另一个人就算被保护，也不会觉得被尊重。
我说：“我答应你。”
“你答应得太快。”
“那你要我怎么答应？”
“想清楚再说。”
“我想清楚了。”
她这才继续往前走。
那年春节前，镇上的人渐渐知道了我们在处对象。
消息传得很快。
有人说柳青眼光高，最后挑了一个穷木匠。有人说我肯定是哄了她。还有人打趣我，说我当初去供销社买盐，没买到一斤，倒弄回来了一个媳妇。
每当有人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柳青却不怕。
有人当着她的面说：“你怎么就看上周平了？街上条件比他好的不是没有。”
她正在柜台后面包糖，听完抬起头：“我看上谁，跟你有关系吗？”
对方笑道：“我就是随便问问。”
“那我也随便答你。”
“你别急。”
“我没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
那人只好走开。
等人走了，我小声说：“你没必要跟人吵。”
“你不是也跟我吵过？”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那是因为……”
我说不下去。
柳青把包好的糖递给顾客，等柜台前没人后，才对我说：“你跟我吵，是因为你在意。别人跟我说，是因为他们闲。”
我问：“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吵什么吗？”
“记得。”
“你那天是不是故意说看上我，想让我难堪？”
她的手一顿。
“你到现在还怀疑？”
“我只是问问。”
“你觉得一个女人会在供销社里，当着那么多人说这种话，只为了让一个男人难堪？”
我没有回答。
柳青看了我一会儿：“我那天确实是被你气急了。可我说的是真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第一次来买煤油的时候。”
“那么早？”
“你那时候才二十五。”
“我怎么不知道？”
“我又没说。”
“你可以早点说。”
“早说你会信吗？”
我想了一下，摇头。
她说：“所以晚一点说也一样。”
我笑了。
她也跟着笑。
那天晚上下工，我照例在门口等她。她锁好门后，把一件用旧布包好的东西递给我。
“这是什么？”
“盐。”
“又是盐？”
“半斤。”
“你家又分盐了？”
“不是。”
“那从哪里来的？”
“我托同事留的。”
“你给我做什么？”
“你母亲不是要腌萝卜吗？上次那半斤用了没有？”
“用了。”
“那就拿着。”
我没有接：“这次多少钱？”
“不要钱。”
“又不要钱？”
“这次不是我家的，是供销社剩下的碎盐，按规矩处理的。”
“那也要票。”
“我用的是我的票。”
“柳青……”
“你又来了。”
她把纸包塞进我手里：“别什么都算得那么清楚。你若非要还，就等你发了工钱，给我买一双鞋。”
“买鞋？”
“我那双鞋底开胶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说了你就一定会买吗？”
“会。”
“那我现在说了。”
“那我明天去看。”
她笑起来：“你看，非得有个半斤盐，你才知道怎么跟我说话。”
我拎着盐，问她：“你看上我，是因为我会给你买鞋吗？”
“不是。”
“因为我会跟你吵架？”
“也不是。”
“那到底因为什么？”
柳青没有马上回答。
她站在供销社门口，身后的门板上贴着已经褪色的红纸，头顶的灯光落下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因为你看我的时候，不像看一个卖东西的人。”
我怔住。
“别人看我，先看柜台上的东西，再看我手里有没有零钱。你不一样。”
“我怎么不一样？”
“你先看我。”
她说完，耳朵又红了。
我想起那天她在柜台前说“我看上你了”，忽然明白，所谓看上一个人，或许并不是因为那个人多么能干、多么体面，而是在很多人匆匆经过的时候，终于有人认真看见了你。
我说：“那你以后别卖盐给我了。”
“为什么？”
“我一买盐就跟你吵架。”
“那你就别吵。”
“我怕忍不住。”
“忍不住就吵。”
“吵了你怎么办？”
“我就说我看上你了。”
我笑出了声。
她也笑了。
可笑完以后，她忽然认真起来：“周平，咱们的事，你要跟你父母说清楚。”
“我已经说了。”
“你娘怎么说？”
“她说，只要我愿意，就让我自己做主。”
“你爹呢？”
“他没说什么，只问你是不是会嫌弃我们家。”
“你怎么回答？”
“我说你不会。”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你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看上我了。”
柳青瞪我：“那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是不是？”
“当然。”
“你要是以后拿这句话笑我，我就不嫁你。”
我立刻收起笑：“我不笑。”
“真的？”
“真的。”
“那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
我被问得一愣。
她看见我发愣，脸色又冷了几分：“怎么，不愿意？”
“不是。”
“那是什么？”
“我得先跟我娘商量，准备东西。”
“需要准备什么？”
“至少得有两包糖，两瓶酒，还要请人说话。”
“这些我知道。”
“你知道？”
“我又不是没见过别人家成亲。”
“你不用急。”
“我没急。”
她说没急，可手里的布包已经被她捏出了褶子。
我说：“过完年，我就去。”
“哪一天？”
“正月初六。”
“你记准了。”
“记准了。”
“不能再像接我下工那次，说了来却不来。”
“不会。”
“要是你不来呢？”
“你就去木器社找我。”
“我去找你干什么？”
“把我从木器社拎出来。”
“我一个女的，拎不动。”
“那你就站在门口骂我。”
“我才不骂。”
“你会。”
“我不会。”
“你那天在供销社……”
“闭嘴。”
她伸手打了我一下。
力气很轻，落在棉袄上，几乎没有声音。可我还是低头看了看被她打过的地方，心里像收进了一点暖气。
正月初六，我没有失约。
那天一大早，我和母亲去柳青家。父亲腿脚不便，没有一起去，弟弟替他拎着两瓶酒。母亲把两包糖用红纸包好，虽然纸边不齐，仍然收拾得很郑重。
柳青的母亲没有再问我家有几间房。
她只问我：“以后柳青还在供销社干，你有没有意见？”
我说：“她愿意干就干。”
“她要是忙，家里顾不上呢？”
“我能做的我做。”
“你会做饭吗？”
“会烧稀饭，炒鸡蛋。”
柳青在里屋听见，忍不住笑出了声。
她母亲也笑了一下：“那就先从稀饭和鸡蛋学起。”
我看向里屋，柳青正站在门边，脸上没有白天当售货员时的利落，反而有些羞涩。她没有说话，只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忽然觉得，日子也许不会轻松，却可以有盼头。
我们没有大操大办。
那时候家里都不宽裕，柳青也不愿意让父母为难。我们只请了几桌亲近的人，在供销社旁边借了一间空屋，摆了几样家常菜。没有热闹的锣鼓，也没有漂亮的新家具。
婚后，我们住进我家那三间旧土房。
父母住东屋，我和柳青住西屋，弟弟还在中间的小屋里读书。屋子不大，东西却越来越多。她带来的布包、针线、两个搪瓷缸，还有一只边角磕破的木箱，都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
她仍然在供销社卖盐。
有时我下工后去接她，她会故意问：“今天买什么？”
我说：“不买东西。”
“那你来干什么？”
“接你。”
“你以前不是说供销社离我家不远吗？”
“现在觉得远了。”
“你是不是想跟我吵架？”
“不是。”
“那你站在门口看我做什么？”
“看你。”
“我不是柜台，也不是秤。”
“我知道。”
她听了这话，往往会把脸转过去，可嘴角却藏不住笑。
日子过得久了，她也会跟我吵。
为了柴火没有劈好，为了我把湿衣服随手搭在床头，为了我总是把挣来的钱先交给母亲却不留一点给自己。每一次吵完，她都不会真的走，只是坐在灶边不说话。
我起初不知道怎么哄她。
后来我学会了给她倒一碗热水，或者去街上买半斤花生。
她接过花生，常常还要说一句：“你以为半斤东西就能把我哄好？”
我说：“那就一斤。”
“你又拿盐那次说事。”
“我没提盐。”
“你脸上写着了。”
我们就这样吵吵闹闹地过了几年。
我也渐渐明白，那天在供销社，她不是因为一句气话才说看上我。她是在柜台后面看了我很久，看见我每次来买东西时的拘谨，看见我明明想跟她说话，却总把话咽回去，看见我站在人群里不敢多看她，却每次离开都要回头。
而我真正看上她，也不是因为她给了我半斤盐。
是因为她明明知道我家里穷，知道我父母身体不好，知道跟我过日子不会轻松，却仍然把选择权交给我。
她没有说“你必须娶我”，也没有因为我沉默就替我决定。她只是红着脸，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然后等我给一个回答。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
孩子第一次问起父母怎么认识的，我本来不想说，柳青却在旁边笑着讲：“你爹当年去供销社买盐，跟我吵架。”
孩子问：“爹为什么跟娘吵？”
我说：“因为你娘少给了我半斤。”
柳青立刻瞪我：“是你自己拿错了票。”
孩子又问：“那后来呢？”
柳青说：“后来你爹不讲理。”
我说：“你说看上我了。”
她的脸一下红了，伸手要拧我胳膊：“你还真记一辈子。”
孩子在旁边笑得直打滚。
我也笑。
那半斤盐后来早就吃完了，装盐的纸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扔掉了。可那天供销社门口的冷风、柜台上的五分钱、柳青红到耳根的脸，还有她说出那句话时突然安静下来的四周，我一直记得。
很多年后，供销社的柜台换了新的，木桶也换成了白铁皮桶，盐不再需要那么麻烦的票。柳青早已不在柜台后面卖东西，她和我一起在屋后开了一小块菜地，春天种葱，秋天腌萝卜。
有一次她收拾旧箱子，从里面翻出一张发黄的纸。
我凑过去看，竟然是当年那张盐票。
票角已经破了，上面的字也快看不清了。
我问：“你怎么还留着？”
她说：“我以为你早忘了。”
“我忘不了。”
“忘不了半斤盐？”
“忘不了你说的那句话。”
她把盐票折好，放回箱子里：“那你说，我当时为什么会看上你？”
我想了想：“因为我长得好看。”
“你少臭美。”
“因为我会干活。”
“你干活的时候满身木屑，难看死了。”
“因为我不肯占你便宜。”
“你那叫倔。”
“因为我每次都回头看你。”
柳青安静了一会儿，才说：“这个算一个。”
“那还有什么？”
“你明明自己过得不好，还怕我跟着你吃苦。”
“这也算？”
“算。”
“可你那时候说，我总替你做决定。”
“所以我才更看上你。”
我不明白：“这两件事不是矛盾吗？”
她看着我：“你虽然总替我担心，可我说了不愿意，你也会停下来听。你不是把我当成需要照顾的人，你只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选。”
她说得很慢。
“我看上的，是你后来愿意承认，你也想被人选。”
我低下头，没有说话。
这些年，我已经不再因为家里穷而觉得低人一等，也不再总替别人决定他们能不能接受我的生活。可听柳青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胸口发热。
她拍了拍我的肩：“怎么又脸红了？”
“屋里热。”
“现在是秋天。”
“灶火热。”
“灶房离这儿还有两步远。”
我笑了。
她也笑。
我忽然想起那天在供销社里，她把半斤盐推到我面前，红着脸说自己看上我了。那时我以为自己只是碰上了一句大胆的表白，后来才知道，那句话改变的并不只是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我看自己的方式。
一个人如果总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喜欢，就算有人站在面前，也会先怀疑对方是不是看错了。
而柳青没有给我躲开的机会。
她在供销社的柜台前跟我吵，在众人的目光里红着脸说出那句话，又在我沉默时等我回答。她把自己的心意放到我面前，却没有替我做决定。
我也终于明白，喜欢不是谁欠谁半斤盐，也不是谁条件更好就应该站在谁身边。
喜欢有时只是，一个人在寒冷的早晨站在柜台后面，记住了你每一次回头；另一个人在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然记得那张盐票、那五分钱，还有那个红着脸说“看上你了”的女售货员。
而我这一辈子最庆幸的事，就是那天没有真的转身离开。
因为如果我当时只顾着面子，没在当晚再次走进供销社，没在第二天去接她下工，没在街边把那句“我愿意跟你处对象”说出来，那么后来所有的日子，都不会有开始。
盐会吃完，票会过期，供销社也会换模样。
可她那句红着脸说出来的话，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直到很多年以后，她偶尔还会故意问我：“周平，你当年去供销社到底是买盐，还是专门来跟我吵架？”
我便回答她：“本来是买盐。”
她问：“后来呢？”
我说：“后来发现，盐可以买半斤，日子却得一起过一辈子。”
她听了总要骂我一句：“老了还不正经。”
可骂完，她还是会伸手牵住我。
就像那年冬天，她把半斤盐推到我面前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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