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子到西安相亲,见完男方父母,饭桌上突然改主意。
我叫小林美咲,今年三十五岁,东京人,在一家贸易公司做采购。我结过一次婚,前夫是日本人,婚龄三年,没孩子。离婚的原因很简单,他嫌我太忙,我嫌他太闲。他想要我辞职在家当主妇,我说不行。他说那就离,我说行。办完手续那天,我在便利店买了一罐啤酒,坐在河边喝完了。喝完把罐子扔进垃圾桶,回家睡觉。第二天照常上班。
我认识张伟,是在东京的一个展会上。他是西安一家机械公司的工程师,来东京参展,我负责对接。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脸方方的,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很亮。他话不多,但每句都在点上。展会结束那天,他请我吃饭,在一家中华料理店。他点了饺子、麻婆豆腐、青椒肉丝,还有一瓶啤酒。他吃饺子的时候,蘸醋和辣油,吃得满头汗。我说你们中国人吃饺子都这么吃吗。他说对,蘸醋,有时候蘸酱油。我说我们日本人也吃饺子,但一般不蘸醋。他说那你们蘸什么。我说蘸辣油,或者什么都不蘸。他说那多没味儿。我笑了。他也笑了。那天晚上,他送我回公寓。在楼下,他说,小林小姐,我明天就回西安了。我说一路平安。他说谢谢。他站了一会儿,说,你要是有空,来西安玩。我说好。他说你别光说好。我说我知道了。
后来他每天给我发消息。早上发“早安”,晚上发“晚安”。有时候发照片,西安的城墙,回民街的羊肉泡馍,他办公室窗外的梧桐树。我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他不催。发了两个月,他说,美咲,我想跟你处对象。我说你是认真的。他说认真的。我说你了解我吗。他说了解。我说你了解我什么。他说你三十五,离过婚,在东京工作,喜欢喝咖啡,不喜欢吃纳豆,睡觉前要看书。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吃纳豆。他说上次在东京吃饭,你提到过。我说你还记得。他说你说的话我都记得。我拿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风从东京湾吹过来,凉凉的。我说张伟。他说嗯。我说你让我想想。他说好。他说你想多久。我说不知道。他说那你就想。不着急。
我想了三个月。三个月里,他照常发消息,照常发照片,照常说早安晚安。不催,不问,不等。他就是发。发着发着,我就习惯了。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看他发的是什么。有时候是一碗胡辣汤,有时候是一张城墙上的日落,有时候就两个字:早。我回一个“早”,就觉得这一天开始了。不回,就觉得缺了什么。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没发。我从七点等到九点,从九点等到十一点。手机拿起来放下,放下拿起来。到中午,他发了一条:昨晚加班,睡过头了。对不起。我回了一个字:嗯。他说你生气了。我说没生气。他说你肯定生气了。我说我说没生气就没生气。他说那你为什么只回一个字。我说我忙。他说你忙什么。我说忙着等你消息。他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美咲,你来西安吧。我愣了一下。他说你来西安看看,看看我生活的城市,看看我。你看了,再决定。我说好。他说你别光说好。我说我知道了。
我请了年假,买了机票,从东京飞到西安。咸阳机场出来,他站在出口等我。他穿着一件灰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他看见我,笑了。他说你瘦了。我说你胖了。他说西安的面好吃。我说我还没吃。他说那走吧,带你去吃。他接过我的箱子,往外走。我跟在后面,看着他后脑勺上那撮翘起来的头发,觉得踏实。
他带我吃了三天。第一天吃泡馍,第二天吃凉皮,第三天吃肉夹馍。他带我上了城墙,去了碑林,逛了回民街。他一边走一边给我讲,讲西安的历史,讲唐朝的事,讲他小时候在城墙根底下玩的事。我听着,吃着,看着。这座城市跟东京不一样,热,吵,乱,但有一股子劲,说不清。街上的人嗓门大,说话跟吵架似的,但笑起来的时候,又特别真。
第四天,他说,我爸妈想见你。我说好。他说你别紧张。我说我没紧张。他说你手在抖。我说那是我端碗端累了。他说你嘴硬。我说我嘴不硬。他说你硬。我笑了。他也笑了。
他爸妈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们爬上去的时候,我喘了半天。门开了,他妈站在门口,穿着碎花棉袄,头发花白的,脸上全是笑。她说,来了来了,快进来。她拉着我的手,往屋里带。他爸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手里攥着一份报纸。看见我,站起来,说,坐,坐。我坐了。他妈端了茶,端了水果,端了瓜子。茶几上摆得满满的。她坐在我旁边,说,美咲是吧。我说是。她说张伟跟我说了,说你在东京工作。我说对。她说东京好,大城市。我说还行。她说你爸妈在东京吗。我说在。她说他们同意你来中国吗。我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说好,好,自己做主好。
那天中午,他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炒青菜、凉拌黄瓜、西红柿蛋汤。他爸开了一瓶酒,给我倒了一杯。我说我不会喝。他说少喝点,意思意思。我喝了一口,辣,但香。他妈给我夹菜,夹了一筷子红烧肉,说,你尝尝,这是张伟最爱吃的。我吃了。肉炖得烂,肥而不腻,甜咸刚好。我说好吃。他妈笑了,说那就多吃。她又给我夹了一筷子鱼,说这个鱼是早上买的,新鲜。我吃了。她又给我夹了一筷子排骨。我碗里的菜堆得跟小山似的。
吃着吃着,他妈忽然说,美咲,我问你个事。我说您说。她说你跟张伟,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们还在处。她说处了多久了。我说三个多月。她说你觉得他怎么样。我说他挺好。她说哪儿好。我说他实在。她说实在好。她说实在人不会说好听的,但过日子踏实。她说张伟这个人,随他爸,嘴笨,不会哄人,但心好。她说他前头谈过一个,谈了两年,人家姑娘嫌他不会说话,跟别人走了。她说他难受了一阵子,后来就埋头干活,不找了。她说我跟他爸急得不行,催他,他说不急。她说这回他跟我说他找了个日本姑娘,我说你行啊。她说到这儿,笑了。张伟在旁边说,妈,你别说了。她说我说说怎么了。她说美咲你别嫌我话多。我说不嫌。她说我就张伟一个儿子,他爸身体不好,我退休金也不高。她说我们家条件一般,没多少钱。她说你要是图钱,我们家没有。你要是图人,张伟这个人,你处长了就知道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眼睛不躲不闪。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她六十多岁,头发白了,脸上有褶子,手上全是茧子。她坐在那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领口磨破了,拿线缝了缝。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不卑不亢的,像一个母亲在替儿子说话。她说我们家条件一般。她说你要是图人,张伟这个人,你处长了就知道了。这话我记着了。
我转头看张伟。他低着头,扒饭,耳朵根红了。他爸坐在旁边,端着酒杯,没喝,看着我。他爸说,美咲,你别听她妈说。她说的一般,也不是多一般。我们家有房子,两套,一套自己住,一套租出去。我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她妈两千多。够花。张伟自己也有房子,在曲江那边,两居室,贷款买的,还得差不多了。他说这些干嘛。他说我就是跟你说清楚,我们家不富,但也不穷。你来了,有地方住,有饭吃。别的,你们自己挣。他说完了,把酒喝了。辣得咳了两声。
我坐在那儿,看着这一家人。他妈给我夹菜,他爸替我说话,张伟低着头扒饭。他们不是有钱人,不是体面人,不是会说漂亮话的人。他们就是普通人。可他们坐在那儿,把家里的底儿都亮给我了。有多少钱,有多少房,退休金多少,身体怎么样,全说了。他们不藏着,不掖着,不装。他们就是摊开了,让我看。看完了,我自己决定。这个态度,比什么彩礼,比什么承诺,都重。
我放下筷子,说,阿姨,叔叔。他们说嗯。我说我想好了。张伟抬起头,看着我。我说我留下来。他妈愣了一下。他爸也愣了一下。张伟说,你说什么。我说我留下来。他说你不回东京了。我说回,回去辞职,然后回来。他说你认真的。我说认真的。他说你爸妈同意吗。我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他说你工作呢。我说再找。他说你日语翻译在这儿不好找。我说我学中文。他说你舍得。我说舍得。他说你这个人。我说我这个人怎么了。他说你嘴硬。我说我嘴不硬。他说你硬。他笑了。眼圈红了。他妈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攥着我的手,说,美咲,你可想好了。我说想好了。她说你不嫌我们家。我说不嫌。她说你不嫌张伟嘴笨。我说不嫌。她说你不嫌我们这儿脏乱差。我说不嫌。她说那你以后要是嫌了,怎么办。我说那我再想。她说你这孩子。她笑了。那个笑很轻,但眼睛弯了。他爸坐在沙发上,端着酒杯,没说话。但我看见他拿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那天下午,我从他们家出来,走在西安的街上。天很蓝,云很白,街上的车流不息,人来人往。张伟走在我旁边,没说话。我走了一段,说,张伟。他说嗯。我说你妈做饭真好吃。他说那你以后天天吃。我说天天吃会胖。他说胖点好。我说胖了不好看。他说好看。我说你嘴笨。他说我嘴不笨。我说你笨。他说你才笨。我笑了。他也笑了。他伸手拉住我的手,攥着。他的手很粗,很热。我没抽回去。我们走在西安的街上,像两个普通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日子。有个人拉着我的手,走在一条不认识的街上。街上很吵,但我不觉得闹。因为他的手,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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