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外交的迷思：美国“以压促谈”战略困境解析

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三个月后，特朗普曾豪言：“我们握有所有筹码，因为已在军事上击败了他们”。然而现实更加复杂，即使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美国仍难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所追求的政治结果。这个困境是贯穿美国建国历程的深层难题，每次战争结束都在重演这个场景。

美国独立战争在1781年约克镇赢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大陆军彻底击败了英国军队。但看似已经获胜的美国革命者却发现，独立的国家地位仍需要英国的正式承认。随后两年的时间里，美国、法国与英国围坐谈判桌，为领土边界问题激烈争论。最后通过秘密接触和妥协谈判，才最终在1783年的巴黎条约中获得了国际承认和领土安排。这说明单靠军事胜利无法确保政治成果。

图1 1978年戴维营会谈｜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进入冷战后期，美国的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都表现出同样的模式：美国拥有军事优势，却无法通过纯粹的军事手段实现战略目标，最后不得不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这些谈判往往发生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筹码消耗殆尽的时候，越南和阿富汗的经历都显示，美国常在寻求摆脱代价高昂的战争时才转向谈判，此时对手已经清楚时间有利于自己。

当前国际秩序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处境。世界格局中各国更加公开地争夺实力与地位，冲突发生的频率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高位，有国家参与的武装冲突数量甚至升至二战后开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领土争夺战争、对平民的公然袭击和代理人竞争不断加剧，显示出对战争规范的侵蚀。俄罗斯、朝鲜、伊朗和中国之间出于现实利益建立的合作关系，已经增强了相关国家承受美国强制性压力的韧性。

图2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1960—1980年间）｜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技术变化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压力。便宜且易获得的先进武器使军事实力较弱的一方也能有效地给强者造成损失。无人机、精确制导导弹和人工智能正在加快决策节奏，缩短冲突升级的循环时间。这意味着即使美国发动军事行动，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也能够通过经济战、网络攻击或代理战争等方式进行有效反制，使美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难以压制对手。

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特点成为了妨碍有效谈判的根本障碍。

首先是对谈判的抵触根植于对其含义的误解。美国政治人物时常把交涉与软弱联系起来，回避与对手公开对话。1938年慕尼黑协定中英国面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成为了每当谈判出现时就被拿出来挥舞的警告故事。这导致许多美国决策者宁愿继续军事行动也不愿被指责为绥靖主义，结果是把谈判推迟到军事行动失去动力、美国筹码大幅消耗之后。

国内政治的时间结构造成了另一个根本问题。总统任期只有四到八年，而大多数协议从酝酿到成熟需要数年，落实通常还要更久。这创造了一个致命的陷阱：新政府可能推翻前任的协议，对手因此愿意等待政权更替而拒绝当前的条件。2015年伊朗核协议被特朗普政府退出，现在拜登政府也面临在有明显缺陷的协议和重启作战之间做选择的窘境。美国政治的党派极化还可能引发重大政策摆动，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与2015年伊朗核协议都因政权更替而面临危机。

对手的妖魔化使同其交谈容易被斥为给予合法性或奖赏。这严重限制了美国决策者在谈判早期公开接触对手的空间，迫使试探性沟通转入秘密渠道。官员们寄望于一份已经成形的协议能够凭借实际收益平息反对声音，但公众与国会未能同步参与和理解这一过程，反而招致原本试图避免的反弹。

美国决策者普遍存在对实力与议价能力关系的误解。

某些美国政府假定本国庞大的资源优势会直接转化为谈判桌上的支配力，因此在实力较弱的国家拒绝接受要求时深感挫折。2026年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特朗普政府因相信进一步施压能够换取更好条件，对当时正在谈判的协议不愿作出妥协。但谈判不是单方面强加的，每一方都可以否决条件并退出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安排。

对手的承受能力往往被严重低估。塔利班曾以：“你们有手表，我们有时间”，概括其与美国交涉的优势，说明双方承受拖延的能力可能极不对称。对方拥有越多替代选择，美国的胁迫取得决定性结果的能力就越受限制。某些美国决策者还把让对手承受最大损失视为理想协议的标准，优先依靠强制手段迫使其让步。这种我赢你输的思维难以支撑需要双方在执行阶段持续交往的政治协议，只要一方认为协议是被强加的，就可能伺机破坏执行。

美国还存在对协议执行的忽视。

国内政治的短期化倾向使许多官员关注签署协议而不是其长期落实。美国曾反复以谈判掩护军事行动、违反承诺或退出协议，这些行为削弱了华盛顿的可信度。当这些国家拥有其他选择时，反复背信会使美国承担相应代价，但美国的政治体系往往不能为持久承诺提供制度保障。

美国的谈判人员和机构能力也存在长期不足。与花费巨资规划军事能力相比，美国对如何将这些能力转化为谈判成果的分析少得多。国务院此前为正在进行的谈判提供咨询的小型团队已被撤销，缺乏稳定的组织载体来维持跨案例的谈判经验和知识累积。许多谈判由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政治任命官员主导，而如果资源与决策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机构的专业知识和支撑体系便无法充分投入，损害谈判成果的质量与持久性。

政府更替时，前任留下的承诺往往成为新政府的包袱而非资产。拜登政府遵循了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同塔利班谈判形成的安排，但强调自己面临的是继续执行一份有明显缺陷的协议，或恢复对塔利班作战的选择。这反映出美国无法跨越政府更替有效维系国际承诺的能力不足，他国因此怀疑华盛顿能否兑现承诺，从而犹豫是否参与谈判。

威尔逊总统率领美国代表团参与凡尔赛谈判，于1919年7月将条约提交参议院，但参议院于当年11月及次年3月先后否决，最终美国并未批准。这个百年前的教训在当代仍在重复：国际谈判所形成的文本能否获得国内政治支持，会影响战场优势转化为持续政策成果的程度，但美国的政治极化使这一转化越来越困难。

在权力竞争加剧、战争更容易爆发却更难取胜、对手承受胁迫韧性增强的时代，美国能否将庞大的实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安全成果，越来越取决于有效谈判的能力。但美国的政治文化把谈判污名化为软弱，国内制度无法为长期承诺提供保障，决策者对实力与议价能力的关系存在根本性误解。美国面对的困境是结构性的。

策划丨林原

文稿丨艾冉

排版丨张纾

责审丨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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