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厅干了二年我终于看懂天天来跳舞的中年女人根本不是为了锻炼

我刚来舞厅上班那会儿，才二十三，啥也不懂。面试我的经理姓孙，四十来岁，头发抹得锃亮，跟我说：“小姑娘，在这儿干活，嘴要甜，眼要活，手要稳。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

我说行。那时候我以为他说的是那些喝多了动手动脚的男客人。

干了半年我才明白，孙经理说的“不该问的”，是那些天天来的女人。

舞厅开在老城区一栋旧楼的三楼，楼下是卖皮鞋的，隔壁是棋牌室。地方不大，一个大厅，一个吧台，一圈卡座，顶上挂着一颗那种会转的镭射球，转起来的时候墙上一片红一片绿。音响老得掉牙，低音炮嗡嗡的，地板都跟着震。

白天场下午两点开始，五点散。晚上场七点到十一点。中年女人来的多是白天场。她们穿着不花哨，大多是深色裤子配平底鞋，背个布包，有的还拎着菜。进门先去吧台买票，一张票十块钱，能跳到散场。然后去更衣室换鞋，有的换舞鞋，有的就穿袜子。

我刚开始觉得她们就是闲的。不是退休了没事干，就是家里没事做，来蹦跶两下，图个热闹。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有个女人，我管她叫陈姐，五十出头，烫着小卷发，每次来都穿同一双黑布鞋，鞋底磨得很薄。她跳得不算好，步子有点僵，但每场必到。跟她搭伴的男舞伴是个瘦高个，姓吴，大家都叫他吴老师，听说以前在文化馆教过舞。两个人跳起来挺默契，吴老师带她转圈，她就笑，笑得很轻，像怕吵到别人。

有一回中场休息，我在吧台后面擦杯子，陈姐过来买水。她没要矿泉水，要了一杯白开水，自己从包里掏出一小袋茶叶放进去。我给她倒水的时候，她跟我说：“姑娘，你多大了？”

我说二十三。

她哦了一声，说：“我女儿也二十三，在深圳上班。”

我说：“那您挺清闲的。”

她说：“清闲啥，我早上六点起来买菜做饭，伺候完老头子吃完了，洗了碗拖了地，才出门。下午五点回去还得做晚饭。”

我说：“那您还来跳舞？”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不来这儿，我能去哪儿？家里就我跟老头两个人，他看电视，我看他。一天到晚说不了三句话。”

这话我当时没往心里去。后来我才慢慢看出来，陈姐每次来跳舞，前半小时都心不在焉，老看手机，直到吴老师来了，她才踏实下来。

吴老师跟她跳完舞，从来不多待，两个人各走各的，连杯水都不一起喝。但陈姐每次看见吴老师进舞厅那个眼神，怎么说呢，亮一下。就像冬天里拨了一下炉子，火苗窜上来，又压下去了。

还有一个女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只听别人喊她“三号桌的”。因为她每次来都坐三号卡座，一个人，点一壶菊花茶，喝到散场。她不怎么跳，偶尔有人来请她，她就跳一曲，跳完又坐回去。她长得挺好看，四十来岁，皮肤白，眉毛画得很细，衣服不贵但搭配得好。她跳舞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也不看舞伴，就看着前面墙上的某个点。

有一回晚上场快散的时候，她还没走。我在收拾吧台，听见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几句。她说：“我知道，我这就回去。你别催了。我出来透透气怎么了？我一天到晚围着你转，我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挂了电话她坐了一会儿，然后去更衣室换鞋，走了。走的时候经过吧台，看了我一眼，说：“小姑娘，你们这儿一天多少钱？”

我说白天场十块，晚上场十五。

她点点头，说：“挺便宜的。”

后来我跟孙经理说起这个人，孙经理说：“她啊，老公瘫了，在家躺了六年。她伺候了六年，实在憋得慌，每天出来跳两个小时，再回去。”

我说：“那她老公不知道她来跳舞？”

孙经理说：“知道。不让来。她偷着来。”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舞厅里还有一种女人，是专门来“找”的。她们穿得比前面那些讲究，口红涂得红，香水喷得重，跳起舞来贴得近，说话声音也大。她们一般都有固定的舞伴，跳着跳着就跳到卡座里去了，喝点酒，说点话，有时候散场了还一起走。

有个叫红姐的，四十出头，离了婚，孩子归前夫。她在舞厅认识了一个男的，姓刘，开出租车的。两个人跳了三个月，好上了。刘师傅对她挺好，每天收车了就来接她，给她带水果，有时候还带饭。红姐那段时间脸都亮，见谁都笑。

后来刘师傅的老婆找来了。那天白天场刚开始，他老婆冲进来，指着红姐的鼻子骂，骂得特别难听。红姐没还嘴，就站在那儿，脸白得像纸。刘师傅坐在卡座里，低着头抽烟，一句话没说。他老婆骂完了，拽着他走了。红姐那天没跳舞，坐在三号桌那个位置，一直坐到散场。

第二天红姐又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刘师傅再没来过。过了没多久，红姐也不来了。有人说她去南方打工了，有人说她又找了一个。反正没再见着。

我在那儿干到第二年的时候，慢慢就不觉得这些女人是来“锻炼”的了。锻炼身体去哪儿不行？公园、广场、健身房，哪个不比舞厅敞亮？她们来这儿，是因为这儿能装下她们在家里放不下的东西。

陈姐在家里说不了的话，在这儿能跟吴老师说。三号桌的女人在家里喘不过的气，在这儿能借着跳舞喘两口。红姐在家里没人看的笑，在这儿有人看。

但你要说她们就全对，那也不是。

陈姐的老头子我见过一回。有天下午下大雨，陈姐没带伞，她老头子来给她送伞。老头站在舞厅门口，不进来，就站那儿等。我把陈姐叫出来，她看见老头子，愣了一下。老头子把伞递给她，说：“雨大，早点回。”然后就走了。陈姐站在门口，拿着伞，站了好一会儿。

后来陈姐跟我说，她老头子年轻的时候在厂里上班，三班倒，累得回家就睡。退休了之后也没啥爱好，就爱看电视。她说：“他也不是对我不好，他就是不会说话。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一辈子了。”

那你说陈姐来跳舞，是她的错还是她老头子的错？我说不清。她老头子可能觉得，我上班挣钱养家，没打你没骂你，你还要啥？陈姐觉得，我伺候你一辈子了，我就想有人跟我说说话，跳跳舞，咋了？

三号桌那个女人，她老公瘫了六年，她伺候了六年。她偷着来跳舞，是她的错吗？可她老公躺在那儿，啥都干不了，眼看着自己老婆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他心里啥滋味？我也不知道。

红姐呢？她离了婚，一个人过，找个伴儿有错吗？可刘师傅有老婆，红姐知道。她说刘师傅跟老婆早没感情了，可没感情你倒是离啊。刘师傅不离，红姐也不逼他。最后他老婆找来了，刘师傅一句话不说，红姐一个人扛。谁对谁错？

我见过一个最让我难受的。

有个阿姨，六十多了，头发全白了，每次来都穿一件灰蓝色的外套，洗得发白了但干干净净。她不跳舞，就坐在角落里看。看一整个下午，散场了就走。连着来了一个多月，从来没跟人说过话，也没人请她跳。

有一回我给她倒水，她忽然跟我说：“我老头子年轻的时候爱跳舞，我不爱。他让我学，我说丢人。后来他走了，我才想起来，我从来没跟他跳过一曲。”

她说完笑了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说：“现在想跳，也跳不动了。”

第二天她没来。第三天也没来。后来再没来过。

我在舞厅干了两年，见了太多这样的女人。她们有的找到了说话的人，有的找到了喘气的地儿，有的找到了短暂的安慰，有的啥也没找到，就找了个地方坐着。你没法说她们对还是错。说她们对，她们确实背着老公出来跟别的男人跳舞，有的还跳出了感情。说她们错，她们在家里过的啥日子，你也没看见。

那些男人呢？有的知道老婆来跳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不知道，知道了就打架。有的自己也在外面找。你说他们错，他们也有苦衷，上班累了一辈子，退休了想清静清静，老婆天天往外跑，心里能舒服？你说他们对，他们确实也没给老婆想要的日子。

我去年年底辞了职，不干了。孙经理问我为啥，我说我年纪也不小了，想换个正经工作。他说：“这工作咋不正经了？”

我没回答。

其实我不是觉得不正经，我是觉得太沉重了。每天看着这些女人来来去去，看着她们笑，看着她们哭，看着她们在舞厅里活成另一个样子，出了舞厅又变回另一个人。我心里堵得慌。

我走那天，陈姐正好来跳舞。她看见我在收拾东西，问：“姑娘，你不干了？”

我说：“嗯，换个工作。”

她哦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说：“那以后见不着你了。”

我说：“陈姐，你多保重。”

她笑了笑，说：“我有啥好保重的。跳一天算一天呗。”

我走出舞厅的时候，听见里面音乐响了，是一首老歌，慢三的节奏。我站在楼梯口听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我妈。我妈今年五十三，退休了，天天在家给我爸做饭，我爸看电视，她看手机。我从来没问过她，妈，你想不想去跳跳舞？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接了，说：“咋了？”

我说：“没事，就问问你在干啥。”

她说：“能干啥，给你爸做饭呢。”

我说：“妈，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几天？”

她愣了一下，说：“去你那儿干啥，你爸谁管？”

我说：“他自己管自己呗。”

我妈笑了：“你这孩子，说啥呢。”

我没再说啥，挂了电话。

走在路上我想，也许有一天我妈也会去跳舞。也许她已经在跳了，只是没告诉我。也许她也在舞厅里找到了一个能说话的人。也许她也在那儿喘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

但我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会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