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今年50岁了，在外面有了相好

我的丈夫今年50岁了，在外面有了相好，昨天他在情人家里突然心脏骤停，被送到医院抢救

电话是晚上十一点四十打来的。

我正坐在客厅剥毛豆，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本地台在播夜间新闻。茶几上那只白瓷碗，剥好的豆子躺在碗底，绿莹莹的，盖不住底儿。

手机在沙发垫子底下震了两下。我摸出来，屏幕上是一串陌生号码。

“请问是陈建国的家属吗？”

对面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很急，但是压着的，像站在楼道里说话。背景里有推车轮子碾过地面的声响，还有人在喊“让一让”。

手里的毛豆壳掉在茶几上。

“我是他爱人，你哪位？”

“这里是市二院急诊，陈建国先生被120送过来了，心脏骤停，正在抢救，您赶紧过来一趟。”

我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电视里主持人还在报天气，说明天有雨，气温降三度。

“谁送来的？他人在哪儿出的事？”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您先过来吧，到了再说。”

挂了电话，我在原地站了大概三秒。够我拿起玄关柜上的钥匙、医保卡，从衣架上扯下那件薄外套。出门前瞥了一眼鞋柜上他那双老布鞋，想了想，没拿。

在小区门口打了一辆车。司机问去哪儿，我说市二院。车开得挺快，我坐在后座，看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倒，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一直没亮。

十一点五十七分，急诊大厅门口。

楼里灯火通明，一股消毒水混着汗液的味儿扑面而来。导诊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护士，圆脸，眼皮肿着，一看就是夜班眯了一觉还没缓过来。

“陈建国，刚送来的，心脏骤停——人在哪儿？”

她翻了翻记录。“二楼抢救室，家属去那边等着。”

上楼梯的时候，迎面下来一个男人，四十来岁，鸭舌帽压得很低，脚步很快，跟我擦肩而过。我没看清他的脸，只闻到一股烟味，很浓，像是刚抽完一整根。

二楼走廊，抢救室的门关着，门顶红灯亮着。走廊的塑料椅上坐着一个女人。

四十出头，烫着小卷发，穿一件浅灰色开衫，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停在拨号盘界面。听见我脚步声，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去。嘴唇很白，像使劲抿过。

我走过去，在她斜对面坐下。

“你是——？”

她没抬头。“我跟陈建国……就是朋友。今天他来我那儿坐坐，正喝茶呢，他突然就不行了，我打的120。”

声音很轻，像是怕被走廊的回声放大。

我看着她。开衫胸口那颗扣子松了线，垂着。脚上一双乐福鞋很新，鞋跟没有磨过。

“他平常心脏就不太好吧？”

“不知道。”她终于抬起头，眼睛红着，没哭。“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今天我看他脸色不对，倒水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我就说你回去歇着吧，他说没事，坐一会儿就好。”

她停了停，喉咙里像卡了一口气。走廊尽头热水房在烧水，机器嗡地一声，她肩膀跟着抖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他就捂着胸口，从椅子上往下滑。我扶不住，他人太重了。我打了120，接线员让我做心肺复苏，我就做，一直做到救护车来。”

说完，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我没说话。

抢救室门开了，出来一个男医生，戴眼镜，白大褂下摆沾了一小块血。看见走廊上两个女人，顿了一下。

“陈建国家属？”

我站起来。“我是他妻子。”

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情况比较严重，急性心梗，心脏骤停时间太长——我们做了两次电击，自主心跳恢复了，但还没脱离危险期。需要马上做介入手术，家属签字。”

一块夹板递过来，上面夹着知情同意书。

“他之前有没有放过支架？血压高不高？”

“抽烟，一天一包半。血压五年前体检查出来就高了，让他吃药他不吃。”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像在念一份档案。

签完字，手术从凌晨零点四十开始。我坐在走廊椅子上。

那个女人还在，换了张椅子，坐到走廊尽头，离我七八个座位远。低着头看手机，拇指没动，屏幕是黑的。有个岁数大的护工在拖地，拖把拧得不干，地上留了一道水痕，灯照着，亮晃晃的。消毒水味被冲淡了一点。

“你叫什么名字？”我没看她，声音也不大。

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我在跟她说话。“我姓周，周敏。”

“你在这儿多久了？”

“快两个小时了。”她声音哑着，“送他来的时候我在救护车上，护士让我跟着，说她弄不清他叫什么、住哪儿。”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落了一下。

她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转头看她，她把脸别过去，耳根红了一片。

“周敏，我想问你一件事。”

“嗯。”

“你那儿，具体在什么位置？”

“城东，锦绣路。”

城东锦绣路，离城西我家那套老小区，骑车都得四十分钟。陈建国每天说去单位，单位在城南。

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

天快亮的时候，我出去买了两杯豆浆、几个包子。回来时在走廊口看见周敏蹲在垃圾桶旁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看见我就挂了。

“你还没吃东西吧。”我把豆浆递过去。

她看着那杯豆浆，没伸手，眼圈又红了。“大姐，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可是我跟老陈，真的……也就两三个月的事。我知道他有家，我也不是那种——”

“你先喝口热的。”

她两只手捧住，没喝。站在那儿，杯口冒着白气，脸被雾气笼着。

“他跟我说，”她声音特别小，“说你俩已经分居了。”

“是吗。”

“他说你俩早没感情了，就是为了老人孩子才没离。”

“还说什么了？”

“他说你在外面也有人。”

我端着豆浆喝了一口，烫，从舌尖一路烧到胃里。

她说的这些话，我一个字都不信。但有一句戳到我了——不是“你在外面有人”，是“为了老人孩子才没离”。这句话他说得出口。

我们那套房子，是我妈留下的老房子，加了他的名字。我妈走了三年，这套房子现在写的是我们俩的名，但房产证一直在他手里。

我在长椅上坐下来，把包子放在旁边。

“周敏，我不问你俩的事。我就问你一件事——他昨天到你那儿之前，跟你说了要去哪儿吗？”

周敏捏着豆浆杯，想了半天。“他说他先回趟单位，拿个东西。”

“几点说的？”

“下午四点多吧。”

“他到的时候几点？”

“六点多。我做了饭等他，他说路上堵。”

四点到六点多。回单位拿东西，单位在城南，从城南到城东，正常不到一个小时。中间那一个多小时，他去哪儿了？

我盯着走廊顶上一盏日光灯。它闪了闪，闪了两下，稳住了。

手术到早上六点十分才结束。

医生出来的时候摘了口罩，脸色比凌晨那阵松了一点。“手术还算顺利，放了一根支架。但心脏停跳时间太长，对心肌有损伤，要在ICU观察七十二小时。家属先去办住院手续。”

我点头。“能进去看看吗？”

“ICU暂时不行，下午有探视时间。”

我去一楼缴费窗口排队。窗口里坐着一个戴袖套的中年女人，打单子打得很慢。排我前面的是个老头，拿着医保卡反复问能不能报销，女人有点不耐烦，让他去问医生。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陈建国的医保卡、身份证递进去。女人刷了一下，抬头看我。

“陈建国，50岁，城西区河沿街17号3单元402，对吧？”

“对。”

她敲键盘，又说：“你们单位的补充医疗今年还没续上啊，我先按普通医保走，回头你拿单位证明来补。”

我怔了一下。“他单位——是哪个单位？”

女人低头看屏幕：“系统里登记的是城南区物资中心，没错吧？”

“对，没错。”我说。

但我心里知道，陈建国去年就跟我说过，物资中心效益不好，他办了内退，现在挂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帮忙。那家公司在城北。

他每天出门，往城南走。

办完手续回到二楼，走廊里多了一个人。

陈建军，陈建国的弟弟，小他五岁，矮胖，穿一件深蓝色夹克，拉链拉到胸口。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瓶矿泉水、一包湿纸巾。

“嫂子，我哥怎么样了？”

“做完手术了，在ICU观察。”

他长出一口气，在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怎么突然就——他平时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医生说心梗。”

“在哪儿出的事？”

“城东。”

“城东？”他抬起头，眼神闪了一下。“他去城东干什么？”

我看着他的反应。“你哥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事？”

陈建军搓了搓手，低头看自己的鞋，那双鞋上有一层灰，像是从工地直接过来的。

“嫂子，有些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你说。”

“我哥前一阵——大概一个多月前吧——跟我借了五万块钱。他说是周转，一个月就还。我当时也没多想，兄弟嘛。”

“借钱干什么用？”

“他没细说，就说是投资一个什么东西，稳赚的。我问了几句，他不耐烦，我就没再问。”

“你信吗？”

陈建军抬头看我，那张和陈建国有点像的脸上，露出一种为难的神色。“嫂子，说实话，我不太信。但我也不好说什么，他是我哥。”

“钱打给他了？”

“打了。”

“有转账记录吗？”

“有。”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划拉了几下，递到我面前。屏幕上是一笔转账，五万块整，收款人陈建国，备注栏写着：哥，周转。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

“嫂子，我哥要是真出了什么事，这钱……”

“等他醒了再说。”我把手机还给他。

陈建军走后，我在走廊里又坐了一阵。周敏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椅子上只留下一个空豆浆杯。

我上午请了假，给学校打了电话。校长问什么事，我说家里有人住院，她没多问。

中午我回了趟家。

开门的时候，屋子里很安静。客厅茶几上还摆着昨晚那碗剥了一半的毛豆，豆子有点蔫了。电视已经自动关机，屏幕上落了一层薄灰。

我走到卧室，拉开陈建国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摆着他的东西——一串备用钥匙、两包烟、一个打火机、一本通讯录。我翻了翻通讯录，上面记的全是以前的同事和客户，字迹潦草。

抽屉最里面，压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我把文件袋抽出来，没封口，里面是一沓纸。第一张是房产证的复印件。第二张是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的草稿，卖方写着陈建国，买方——空着，没填名字。价格那一栏写着：一百零八万。

第三张，是一张房屋中介的名片，上面用笔写着一行字：老赵，138xxxxxxx。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下周二下午三点，带定金过来。

我看了看日期。下周二，就是今天。

我坐在床边，把三张纸摊在膝盖上，坐了很久。

窗外开始下雨，打在空调外机上，嗒嗒嗒的，很密。我又想起昨天出门前看到的那双老布鞋，就放在玄关鞋柜上，鞋底朝外，磨得很平。

床头柜上那两包烟旁边，搁着一只打火机。铜壳的，旧了，边角磨得发亮。我拿起来看了看，底部刻着两个字母：L.Z。

陈建国的打火机我认识，是塑料的，一块钱一个，买烟的时候顺手拿的那种。这只铜壳打火机，不是他的。

我把它攥在手里，金属壳子凉得硌手。

窗外的雨下大了。

老赵的电话打了两遍才通。

第一遍是忙音。第二遍响到第五声，那头接了。

“哪位？”

声音很粗，像刚睡醒。背景里有键盘声，还有汽车喇叭。他应该坐在街边。

“赵师傅，我是陈建国的爱人。河沿街那套房子，不卖了。”

沉默了几秒。我听见他掐灭了什么东西。

“嫂子，这个事……我跟建国签了协议，定金人家都交了。”

“谁交的？”

“这个我不方便说。”

“那你方便的时候再说。”

我挂了电话。手机搁在膝盖上，屏幕亮着。窗外雨停了，屋檐角滴水，一下一下砸在空调外机上。牛皮纸袋里三张纸叠着，别了一枚回形针，有点锈。

下午两点，我到了市二院。

ICU探视三点开。我在一楼塑料椅上坐着。旁边一个老太太掰面包吃，面包屑掉了一地。

陈建军从电梯里出来，拎着一个保温桶。看见我，快步过来。

“嫂子，我给我哥熬了点粥。”

“他现在不能吃。”

“我知道，放着，等他能吃了喝一口。”

他把保温桶放在椅子上，坐下来。隔了一会儿，搓了搓膝盖。

“嫂子，昨天那五万……”

“你媳妇知道了？”

“吵了一架。这钱本来准备换车的。”

“你哥借的时候怎么说的？”

“一个月还。现在一个多月了，人又这样了。”

他低着头抠保温桶的盖子，抠得指甲咯咯响。

“嫂子，我不是催你。就是跟你说一声。”

“我知道。这钱是他借的，我认。等他醒了，账一笔一笔算。”

“我不是那意思。”他站起来要走，又回头，“嫂子，还有件事。我哥前一阵跟我打听一个人，老林，物资中心的，说他欠我哥钱。我当时把电话给他了。后来老林见我就躲。”

“老林叫什么？”

“林志强。”

L.Z。那只铜壳打火机。

三点整，护士给我蓝色隔离衣、鞋套、口罩。我推开ICU的门，机器在响，滴滴滴，很规律。

陈建国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嘴上罩着氧气面罩，胸口贴着电极片。眼睛闭着，眼皮偶尔跳一下。

我站在床边。他的手搁在被子外面，手背扎着留置针，胶布贴歪了，一角翘着。

我摸了摸他的手背。凉的。

“你挺会挑地方出事。周敏那儿，你说两三个月。城东，离你单位四十分钟。你每天跟我说去上班。”

他没反应。

“你那五万是建军借的。老林那三万，你借了多久了？”

监护仪上的数字跳了一下。

“房子你也要卖。一百零八万，你那一半是五十四万。你算得挺清。”

我松开他的手，掖了掖被角。

“你不说没事。我替你说。”

出来时，走廊里碰见林志强。

五十出头，瘦高，头发花白，穿一件退色的夹克，站在护士站旁边，手里捏着一个信封。

“嫂子。”

“老林。你怎么来了？”

“听说建国出事了，过来看看。”他把信封推过来，“三万块钱，他前一阵借我的，我先还了。”

信封上写着：陈建国。

“他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的事多了。”

“你说说看。”

“三十年老同事。去年他跟我借三万，说三个月。上个月来我单位，不是找我，找我儿子。说有个养老项目，投五万，一年翻番。”

“你儿子借了？”

“借了。我现在也知道了，那钱不知道让他拿去干什么了。他是我兄弟，我不想把话说难听。钱我得要。”

他停了停，把信封又往我这边推。

“嫂子，你拿着。手术费也得用。”

我没接。“钱等他醒了再说。你的你收好。有一件事——他在物资中心的时候，提没提过投资什么？”

林志强皱起眉。“他办内退的时候说过一句，有个朋友在搞养老产业，以后不用靠死工资。具体谁，没说。”

从医院出来，天擦黑。

我打车回了趟河沿街老房子。租户上个月搬走了，屋里一股闷味儿。窗帘拉着，光从缝里透进来，照见地板上一层灰。

我走到卧室。我妈以前住这间。衣柜是老榆木的，我拉开柜门，从夹板底下翻出铁皮盒子。里面有旧照片、我爸的退伍证、存折。

最底下压着一张房产证复印件。

旁边一行蓝圆珠笔字：份额转让，定价五十四万。

我把那张纸拍了照，放回原处。

下楼时，楼道里有个人上楼，脚步声很重。

“陈建国家属？”

我站住了。来人穿短袖衬衫，夹一个公文包，气喘吁吁。

“我姓王，买房那头的人。老赵说合同有问题，我上来看看。房管局说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一个人签字不行。”

“所以？”

“我来找陈建国。他关机了。你就是他爱人？”

“是。”

“这事儿你看——”

“这房子不卖。”

姓王的把公文包换到另一只胳膊下。“定金我交了，五万，交给陈建国了。”

“那你找他要。”

“他在医院。”

“等他出来，拿合同去找他。这房子是我和我妈的名字。他一个人卖不了。”

“你是律师？”

“我是教书的。但这事儿不用学法律也知道。”

他退下楼去。脚步声咚咚咚地远了。

我在四楼楼道里站着，路灯的橘光从窗户底下透进来。我掏出手机，拨了城西分局户籍科的电话。

“房产证加名需要什么手续？”

“双方到场，身份证、结婚证、房产证原件，去不动产登记中心。”

“一方不到场呢？”

“办不了。除非有法院判决或公证。”

我坐在楼梯上，手机屏亮着。我给我妈那张照片翻出来。她穿着蓝布褂子，笑着。

“妈，那房子他要想动，得先过我这关。”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不动产登记中心。

窗口里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

“你这个是共同共有。他现在住院，你要办什么？”

“我来申请异议登记。”

“身份证、结婚证、房产证复印件带了？”

“带了。”

他敲键盘，打了一张表，递出来。“签个字。异议登记十五天，十五天之内没有法院判决，自动失效。”

“办了，他卖不了？”

“卖不了。十五天后失效，但十五天之内你完全可以去法院起诉。”

“那行。给我办。”

拿着那张受理单出来时，快中午了。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

手机响了。医院打来的。

“陈建国家属吗？病人醒了。”

我赶到ICU。陈建国躺在病床上，氧气面罩换成了鼻导管。他看见我，眼睛动了动。

“醒了？”

他点头，喉咙里发出很轻的声音。

“别说话。听我说。”

他闭上眼睛。

“房子不卖了。异议登记办了。十五天之内房子动不了。你要离婚，可以。财产的事走法院。”

他眼皮动了一下。

“建军的五万，老林的三万，姓王的五万定金，你都记着。”

他睁开眼，嘴唇动了动。

“还有呢。”他说，声音很哑。

“还有什么？”

“还有你的。”

我看着他。他喉咙里咯了一声，像要咳嗽。监护仪上的数字跳了几下。

“我还有什么？”

他没说出来。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比了一个数。三根手指头。

护士跑过来，调了调氧气管。“家属先出去吧，病人刚醒。”

我退到门外，站在玻璃墙后面。

陈建国的手还搁在被子外面。三根手指头，慢慢弯下去，剩一根，指着我。又慢慢弯下去。手落了。

我隔着玻璃看他。他的嘴唇在动。我听不见。

我回到走廊椅子上，把那张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单叠好，塞进包里。旁边椅子上放着陈建军昨天搁下的保温桶，里面的粥已经凉了。

我拧开盖子，闻了闻，小米粥。我把盖子拧回去，放到地上。

走廊尽头的热水房在烧水。机器嗡地一响，又停了。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给学校打了个电话。

“校长，我下午来上课。”

“家里没事了？”

“有事。但下午有课。”

“你请几天假也可以。”

“不用。我下了课再来医院。”

挂了电话，我往医院外面走。路过花坛的时候，一个老头在浇花，水壶嘴儿堵了，他甩了两下。水珠溅到我裤脚上。

我出了医院大门。门口有人在卖烤红薯，炉子推车，铁皮桶冒着白气。我买了一个，掰开，瓤是黄的，烫手。

我站在路边，吹了吹，咬了一口。眼睛看着对面公交站牌的雨棚，上面落了一片叶子，湿的，贴在那儿。

我想起昨天在不动产登记中心，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问我要不要约个号，十五天之内直接来办过户。

我说不用。十五天不够。

他说那你到时候再来。

我说好。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短信。银行到账提醒，三千两百块。这个月工资。

我把手机收起来，接着吃红薯。甜，有点干。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开了，路过医院门口，敦实的一栋白楼，窗户一个一个往后倒。我想起ICU里那只比了三根手指的手。三根，三万。老林借了三万。

我又想起他最后那只手。从三根收回了一根。指着我。是指那一半房？还是指我这个人？

车晃了一下，我手里的红薯捂了捂。窗外开始飘雨，细细的，玻璃上聚成小水珠，一颗一颗往下滚。

我靠着窗。牙咬碎了最后一小段红薯皮，咽了。

手机又震了一下。短信：陈建国的银行卡账户余额：1847.62元。

这是他的工资卡。

他每个月工资多少？五千三。卡里剩一千八，剩下的去哪儿了？

我把手机屏按灭了。窗外的雨下大了。

付费卡点

十月，陈建国出院那天，是我去接的。

办完手续，他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等我拿药。穿一件我送来的灰毛衣，领子松了，塌着。人瘦了一圈。

我把装药的塑料袋递给他。他接过去，两只手。

“我让建军来接你。”

“行。”

“你住他那儿？”

“暂时。”

一辆白车停在路边，陈建军下来，扶他上车。我站远了几步。车门关上之前，他从车窗里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

车开走了。那天下午，我搬回了河沿街的老房子。

屋子里的东西没怎么动。我妈的榆木衣柜，我睡了十几年的床，厨房那口铁锅，锅底结了一层黑垢。

我去楼下小卖部买钢丝球。老板娘坐在门口择韭菜，抬头看我一眼：“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家老陈呢？”

“走了。”

她没往下问。给我拿了两个钢丝球，五块。

那天晚上，我把铁锅刷了一遍，放在灶上。锅很重，磕在灶台面上，闷响一声。我给我妈的相片前上了炷香。灰缕缕地飘。

一个人的日子，就从这一天开始。

每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响。热一杯牛奶，煎一个蛋。以前煎两个，现在煎一个。

七点二十出门，骑车去学校。路过早市，买点菜。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下午放学，回家，做晚饭。

家里没有电视了。那台电视被陈建国搬走。我没再买。晚上批作业，听收音机，听一会儿就关了。

一天晚上，我收拾床头柜，从抽屉最里面摸出一个东西。

那只铜壳打火机。L.Z。

那天在医院，我捏在手里看，顺手塞进了口袋。后来一直没扔。它躺在抽屉里，跟几个硬币、一把旧钥匙搁着。

我把它放在窗台上。铜的，暗沉沉。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它还在那儿。阳光照在铜壳上，反了个小亮点。

那段时间，我经常看见它。晒太阳的时候，它亮。阴天的时候，它暗暗地缩在角落。

日子确实在往下走。

十一月中旬，案子在法院调解。

我没请律师。自己写的诉状。

调解室不大。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短发，语速快。陈建国从被告席上站起来，灰夹克洗得发白。下巴尖了，颧骨撑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很快低下去。两只手搁在桌上，交叠着，手指在抠指甲。

法官问：“双方同意离婚？”

“同意。”他说。

“财产分割？”

“房子归她。我那一半不要了。”

“什么理由？”

“那是她妈的房子，我不该加名字。本来就是我的错。”

他声音不高，一直看着桌面。

“债务呢？”

“我自己还。”

法官抬头看他：“你现在的收入？”

“病退工资两千六。”

“还得清吗？”

他没说话。我说：“他跟他弟借了五万，年底能还一部分。老林三万，明年。买房定金五万已经退了。”

法官点头，打调解书。

她打字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他右手食指在桌面上画圈。以前在家也这样，想事情的时候，手指在茶几上画圈。

我移开目光。

签完，我走出法院。他跟在后面，隔着三四步。

“何老师。”

“嗯。”

“房子我不要了。我欠的那些自己还。”

“最好是这样。”

他张了张嘴。“那个，我妈那边——”

“你妈的事我们没告诉过她。现在也不用告诉。你去看她，你自己去。”

“行。”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他往右走。我往左。

十二月初，陈建军来了一趟。

他拎着一箱牛奶，站在门口，没进来。

“嫂子，我哥那个五万，我先还两万。”

“他欠你的，你找他要。”

“他现在住我那儿，我看着他。他每天早上出去遛弯，在楼下坐半天。”

“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他把钱塞进来，两沓，搁在鞋柜上。转身要走，又回头。

“嫂子，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哥这回是真的改了。有天晚上他跟我喝酒，喝着喝着哭了。他说对不起你。”

“你怎么说的。”

“我没说话。”

陈建军叹了口气，下楼走了。

我关上门。

腊月里，周敏来了一趟。

她在校门口等着，梧桐树把她的影子遮了一半。这次她换了一件深色羽绒服，领子拉得很高，头发扎起来，没烫。

“何老师。”

“你怎么又来了。”

她递过来一个小纸袋。“这个，还他。”

我往里看了一眼。那只铜壳打火机。

“你怎么不自己去。”

“我找不到他，也联系不上。”

“你留着。”

“我不想留。”她塞到我手里。

风把树上最后一片枯叶吹下来，落在她肩上。她没拂。

“他跟我说他离了。”她站在树影里，“我后来知道他没离。”

“嗯。”

“我也没想怎么样。就是觉得，不对。”

她低下头，转身走了。到了马路对面，上了公交站台。车来了，她上去，没回头。

我拎着那只纸袋回家。晚上，把打火机从纸袋里拿出来。铜壳，旧了，边角磨得发亮。底部L.Z两个字母，笔画里嵌着绿锈。

它跟我窗台上那只，一模一样。

两只打火机，我并排放在窗台上。灯光照过来，铜的，泛黄。

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冬天。他说要戒烟，把烟盒扔进炉子里，火苗蹿起来。他说不抽了。第二天又去买了一包。我没说他。

二十五年，我不知道他把多少事藏在那些小东西后面。

我把两只打火机收进抽屉，关灯。第二天一早起来，抽屉开着一条缝。打火机还在。

腊月二十八，陈建军又来了。这回他把剩下那三万全还了。钱搁在门口，没进来。他说他哥今天搬走了，搬去城南自己租的房子，一居室，一个月一千二。

“他说不麻烦你了。”

“嗯。”

“他还说春节想去看他妈。”

“那是他的事。”

陈建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嫂子，过年好。”

“过年好。”

他走了。

年三十那天，我一个人过。

包了饺子，韭菜鸡蛋的。煮了十个，盛在盘子里。蘸醋，就着蒜。

窗外的鞭炮声响了一阵，又歇了。我把剩下二十个冻在冰箱里。给妈上了炷香。坐在桌边，听收音机里的春晚，听了一会儿，关了。

正月里，离婚证办下来了。绿本，盖着章。

那天出了民政局，天阴着。他站在台阶上，手插在夹克口袋里。

“何老师。那我走了。”

“嗯。”

他没动。我也没动。

“你保重。”

“你也是。”

他往左边走了。皮鞋踩在湿地上，声音闷闷的，远了。

我站了一会儿。风把手里那只绿本吹得翻了一页。我合上，收进包里，骑车回家。

开春，三月底。

那天周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

西红柿今天不错，三块二，我挑了几个。又去前面买豆腐。

豆腐摊跟前站着一个人。陈建国。

瘦了，头发长了，遮着耳朵。穿一件深蓝的旧夹克，袖口油了一块。手里拎着一只蓝塑料袋，袋里几根葱、一盒豆腐。

他看见我，手往袋子里缩了一下。

“买菜呢。”

“嗯。”

他站着没话。

“你吃早饭了吗。”他说。

“吃了。”

“我还没有。”他把豆腐往袋里放正。

我们并排走出菜市场。太阳刚起来，照在脖子上，热。门口那家面馆，“老地方”。招牌旧了，三个字里缺了一竖。门口摆着塑料桌，这个点，没人。

他站在门口，没进去。

“吃碗面？”他问。

“我不吃了。”

但我停住了。风把招牌吹得晃，吱呀一声。

他拉开一张塑料椅坐下来。把蓝袋子放在脚边。那几根葱探出头，绿着。

“你坐一会儿吗。”

我站着。太阳照着桌面，亮了半边。

“我那天去调解，不是想要什么。”他说，“我就是觉得——房子那件事，我从根上就错了。”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我想说——我那时候，是被人骗了才欠了钱。不是故意瞒你。”

“你是被骗了。那你瞒了多久？”

“我——”

“你不是被骗了才瞒我。你是先瞒了我，才被人骗。这中间没多大区别。”

他张了张嘴。把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的血管凸出来。

“我改了。”

“我知道你改了。”

“我们能不能——”

“陈建国，你说从头来，从哪个头？”

他低下头。太阳照着他的头顶，头发里夹着几根白的。

“从你妈那套房上加名字？从老林那三万？从周敏给你倒茶？”

他坐在那儿，手往下滑，搁在膝盖上，指头勾着裤缝。

“我说错了。”

我看着他。

“我要回去了。”

我拎着菜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一眼。他还坐在那张塑料椅上。太阳晒着他半边身子，另半边在阴影里。塑料袋放在脚边，葱探出头，风一吹，晃晃的。

我转头，走了。

回到家，我把菜放下。

把西红柿洗了，切了，撒糖。

窗台的花盆里，我种了几根葱，这两天冒出绿芽，挺绿。我把窗打开透气。

楼下有人在放风筝，放得很高。线一圈一圈往上。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会儿刚搬进这套房子，是春天。陈建国站在这个窗前，手搭在窗框上，指那风筝看。

现在风筝飞着。一个人在放。

风从窗户里灌进来，把那几根葱吹得晃了晃。

我把窗户关上。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走回屋里，拉开书桌抽屉。

那只铜壳打火机还在里面。我拿出来，在手里掂了掂。铜壳凉，掌心热。

我走回窗边，推开窗。楼下的垃圾桶在拐角。我把手伸出去，又收回来。

把打火机放回窗台。

不扔了。扔它干嘛。

就搁着。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葱叶轻轻抖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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