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洞里的塑料袋
我哥被我爸打跑那年,我六岁。
我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家里杀了年猪,我爸请了村里几个人来吃肉,喝了不少酒。我哥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个蛇皮袋子,里面装着他在镇上砖厂搬砖挣的三十块钱。他把钱掏出来放在炕桌上,说:“爹,这钱给家里买化肥。”
我爸数了数,三十块整。他抬头看我哥,眼睛喝得通红:“就这些?”
我哥说:“就这些,干了半个月,一天两块。”
我爸把钱往桌上一拍:“你狗日的糊弄谁?赵老四他儿子跟你一起去的,人家拿回来八十!”
我哥说:“人家是技工,我是小工,工钱不一样。”
我爸不信,或者他信,但酒劲上来了,不信也得说不信。他抄起炕沿上的鸡毛掸子就往我哥身上抽。那鸡毛掸子是竹子把儿,抽在身上一道道红印子。我哥没躲,直挺挺站着,等我爸抽累了,他说:“我真没藏钱。”
我爸把鸡毛掸子往地上一摔:“没藏?那你把钱藏哪儿了?翻出来!今天翻不出来你给我滚!”
我哥蹲在地上,把蛇皮袋子翻了个底朝天。几件换洗衣服,一双胶鞋,一个搪瓷缸子,几斤全国粮票,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爸不信邪,自己动手翻,又把我哥睡的那床破褥子掀起来抖。褥子底下是炕洞——我们那儿的老式火炕,炕沿下面有一排方洞,冬天烧火取暖用的,平时塞些杂物。
我爸趴在地上,把手伸进炕洞里摸。
我趴在门缝那儿看。我看见我爸的手在炕洞里掏了两下,突然停住了。他脸色变了。
“这是什么?”他从炕洞里拽出一个塑料袋,黑颜色的,系着口。
我哥的脸刷一下白了。
我爸把塑料袋解开,里面是一卷钱,十块的,五块的,两块一块的,还有毛票,捆得整整齐齐。他数了数,一共两百四十七块三毛。
“哪来的?”我爸问,声音沉得像打雷前的天。
我哥不说话。
“我问你哪来的!”
“我攒的。”我哥说,声音很轻,“攒了两年。”
“攒钱干什么?”
“给娘看病。”
我妈有哮喘,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村里的赤脚医生说要吃一种叫氨茶碱的药,一盒两块八,我妈舍不得买,喘得厉害了就喝热水硬扛。
我爸愣住了。他攥着那卷钱,手在抖。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那三十块和这两百多块之间的差距,也许在想这两年我哥吃了多少苦才攒下这些钱。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十五年的话。
“攒钱不知道跟我说?偷鸡摸狗的,养你个白眼狼!”
他把钱揣进自己兜里,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哥一眼:“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我哥当天晚上就走了。我妈哭着追出去,在门口摔了一跤,爬起来时我哥已经没影了。我爸在炕上坐着,一言不发,脚边放着那卷钱。
后来我妈吃药的钱有了,家里买化肥的钱有了,我爸喝酒的钱也有了。那两百四十七块三毛,我爸花了一年多才花完。他从来没提过那钱是怎么来的,我妈问过一次,被他一巴掌打出了鼻血,再没人敢问。
我哥走后第二年寄过一封信,说在省城找了个工地,管吃管住。信里夹了五十块钱。我爸把钱收了,信扔进了灶膛。后来我哥又寄过几回钱,逢年过节寄,汇款单上的字歪歪扭扭,地址每次都不一样。我爸每次都收,每次都烧信,从来没回过一个字。
我偷偷记下过那些地址,后来全弄丢了。
十五年过去,我二十一了,在县城念完高中就没再念,回来种地。我爸老了,腿脚不利索,酒喝得少了,但脾气没改。今年开春,村里说老屋太旧了,住着危险,让翻修。我爸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天烟,最后说:“修吧。”
拆炕那天是四月初八,我记得清楚,因为头天晚上我梦见我哥了。他站在门口,还是走时的样子,穿着蓝布褂子,冲我笑,说“娃儿长高了”。我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块。
来帮忙的赵老四和他儿子把炕面掀了,炕洞里的灰掏出来,陈年的草灰混着碎烟叶,呛得人直咳嗽。我蹲在旁边清理,手伸进最里面那个炕洞时,指尖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塑料袋。
黑的,系着口,和十五年前我爸掏出来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把它抽出来,沉甸甸的,裹了一层灰。赵老四凑过来看:“啥东西?”我说不知道,手却开始抖。
我解开塑料袋,里面又是一层塑料袋,再里面还是一层,包了三层。最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卷钱,十块的,五块的,两块一块的,还有毛票,捆得整整齐齐。
我数了数,四百八十二块六毛。
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折成四折。我展开,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
“娘,这钱给你买药。别让爹知道。娃儿,好好念书,哥在外头挣钱供你。”
落款是八八年腊月,我哥走后第五年。
赵老四不说话了。他儿子也不说话了。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房梁的声音。
我攥着那张纸,指头捏得发白。我哥睡在这炕上十五年——不,他在这炕上只睡到十八岁,但这炕洞里的东西,在他走后五年还在。他怎么做到的?他跑出去之后又回来过?趁家里没人,把钱塞进炕洞?
我想起来了。八八年秋天,确实有一次,我放学回来,院门开着,灶上有半锅温热的粥。我以为是我爸回来了,喊了两声没人应。后来我爸回来说他没回来过,我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
那是我哥。
他回来了,偷偷给娘熬了粥,往炕洞里塞了钱,然后走了。他明明可以进屋,可以留个字条,甚至可以见一面,但他没有。他怕我爸。他连见一面都怕。
我攥着信封站起来,炕洞里的灰迷了眼,我揉了揉,越揉越模糊。
我爸在堂屋里坐着,面前摆着一碗凉了的茶。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个虾米,那根打人的鸡毛掸子早就不在了。
我把信封放在他面前。
“炕洞里找着的。”
我爸看了一眼那个黑塑料袋,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纸。他没动。
“八八年的。”我说,“哥攒的,给娘买药。”
我爸的嘴角抽了一下。他伸手去拿那张纸,手抖得厉害,拿了两回都没拿起来。我把纸往他那边推了推,他终于捏住了,凑到眼前看。
“娘,这钱给你买药。别让爹知道。娃儿,好好念书,哥在外头挣钱供你。”
他看完,把纸放在桌上,慢慢折好,又慢慢展开,又折好。他的手指在“别让爹知道”那四个字上停了很久。
“那年……”他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那年我把他撵走,后来想想不对劲,去镇上找过他。砖厂的人说他走了,没说去哪儿。我又去了赵老四家,老四他儿子说,我哥在砖厂没日没夜地干,一天两块钱,吃饭只吃馒头咸菜,有时候只喝凉水。攒了两年,攒了那两百多块。赵老四他儿子还说,我哥跟他们讲,他娘身体不好,要攒钱给娘买药,不能乱花。”
我爸停了停,喉咙里咕噜一声,像咽了口唾沫。
“我那天在炕洞掏出那卷钱,就知道他攒钱是给他娘的。可我……可我拉不下脸。我把他撵走了,没去找。我想着他一个男娃,跑出去饿不死。可他五年后又回来,把攒的钱塞进炕洞,还是没进门。”
我爸低下头,手指摩挲着那张纸的边角。
“我不是个好爹。”他说。
我没接话。我拿过那个黑塑料袋,重新包好,揣进兜里。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爸还坐在那儿,佝偻着背,拿着那张纸,像拿着一个他再也够不着的东西。
我去了老井旁边。那口井早被封死了,水泥板裂了缝,长出半人高的荒草。井边的老槐树还在,枝桠伸向灰白的天。我把那个黑塑料袋放在树根底下,想了想,又揣回了兜里。
我得找到我哥。
我翻了三天,在废旧的木箱底找到了一张汇款单存根,地址是省城红旗路二十七号。我揣上那四百八十二块六毛,加上我这些年攒的八百块,买了张去省城的车票。
临走那天我去看我爸。他坐在炕上,炕面还没盘好,露着里面的土坯。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个东西递给我,是一卷钱,旧的,十块的,五块的,两块一块的,还有毛票,捆得整整齐齐。
“我攒的。”他说,“给他带过去。就说……就说爹问他好。”
我数了数,八百三十块整。跟十五年前那两百四十七块三毛捆法一样。
我点了点头,把钱收好,转身出了门。
身后传来我爸的声音,很轻:“跟他说,炕洞我给他留着,啥时候想回来,啥时候有地方睡。”
我没回头,走到院门口,看见门框上有一道浅痕,是我哥离家那年刻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我走了”。十五年了,那字还在。
雨不知什么时候下起来了,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像针尖。我把兜里的塑料袋又按了按,往镇上汽车站的方向走去。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老屋。屋顶掀了,露出灰扑扑的房梁,我爸站在院子里,佝偻着背,远远地看着我。
我挥了挥手。
他抬了抬手,又放下了。
风把雨吹斜了,老井方向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沉到了底。我攥紧兜里的塑料袋,转过身,大步往前走。
不管找不找得到我哥,这炕洞里的东西,我得替他收着。
十五年了,该有个地方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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