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患白内障不愿做手术，医生用两句唐诗耐心劝说他！

1975年7月23日，杭州一处临时手术室内，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眼睛已经被白内障困扰多时。门外，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等候消息；门内，主刀医生唐由之反复核对器械。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手术真正难办的地方，不只在眼睛，更在于如何让毛泽东点头。

早在1974年，毛泽东的视力已经明显下降。读文件越来越困难，严重时只能靠工作人员朗读。可他仍不愿因治病打乱工作节奏，对手术也始终存有疑虑。

1974年底，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曾组织专家会诊。会诊资料十分特殊，病人的姓名、籍贯和身份全部隐去，只提供年龄、身体状况及各项检查结果。眼科、中医、内科等多方面专家共同研判，最终确认这是老年性白内障，而且已经发展到药物难以奏效的阶段。

参加会诊的唐由之，192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早年随中医眼科医家路南生学习，后来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深造。经过长期实践，他在中医眼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熟悉传统针拨内障术。

有意思的是，真正接到任务时，唐由之仍不知道病人是谁。1975年初，一名军人到医院传达通知，请他携带衣物出发。由于当时物资供应严格，唐由之还问了一句：“要不要带粮票？”对方只回答，带衣服就行。

飞机抵达杭州后，他才从汪东兴处得知，自己此行是为毛泽东诊治眼病。第二天，在西湖附近一处别墅里，唐由之见到了毛泽东。眼前的老人头发蓬乱，穿着旧衣，行动已经不便，但仍努力扶着沙发站起身来迎接医生。

检查结果让医疗组压力很大。毛泽东的白内障已进入膨胀期，单纯用药没有作用，必须考虑手术。然而，他长期咳嗽，若采用需要缝合的常规方式，咳嗽可能牵动伤口，增加出血和组织脱出的风险。

唐由之提出针拨术。它在黑眼球与眼角之间做出很小的切口，操作时间短，通常不需缝线，恰好能避开缝合带来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并非临时起意，唐由之此前已经完成过数千例相关手术。

方案上报后，毛泽东却没有立即同意。他相信疾病治疗需要慎重，也不愿让医疗安排过多影响工作。唐由之讲解了病情和手术过程，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但态度仍然没有松动。

医生换了一个办法。他引用白居易诗句：“盒中空燃决明丸，金针一拨日大空。”意思很明白，白内障到了相应阶段，药物难以扭转，针拨之后才可能重新见光。毛泽东熟悉古典诗文，也明白这两句诗所说的道理。

唐由之又解释，针拨内障术在唐代已有记载，经过后世医家改进，如今已经融合了传统经验与现代器械。沉默片刻后，毛泽东接受了手术，并提出一个要求：器械全部采用国产产品。

这句话给准备工作增加了难度。毛泽东不愿住院，手术只能在书房完成，手术台、照明和相关设备都要重新配置。唐由之先后奔走于上海、苏州等地，联系医疗器械厂和相关工厂，半个月内完成了设备准备。

7月23日下午，毛泽东睡了六个小时。张玉凤询问休息情况后，提醒他已经答应做手术。毛泽东抬手说：“做！”手术前，他还问唐由之是否准备妥当。听到医生坦率说明冲洗泪道时可能有些疼，他再次表示：“做！”

晚上10点，手术开始前，毛泽东忽然问音乐准备好没有。唐由之此前没有想到这一层，赶紧让人播放他熟悉的《满江红》弹词。戴上消毒帽后，毛泽东笑着说自己像个和尚，紧张气氛随之缓和。

手术仅用四分钟便完成。唐由之包好纱布，告诉他手术已经结束。毛泽东有些意外，说自己还以为医生没有开始。周恩来则特别提醒，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术后护理同样关键。

第二天换药时，毛泽东发现左眼已经能够看见，便不愿继续包扎。唐由之坚持认为切口尚未完全愈合，不能过早暴露。两人争执起来，医生寸步不让，最后为他制作了带镜片和防护罩的特制眼镜。毛泽东戴上后仍想工作，不久眼睛出现不适，只得重新包扎。

这一次，他用手做出胜利的手势。唐由之也回应说，手术正是按照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完成的。三天后，纱布正式取下，毛泽东终于能够重新阅读。

陪同看书时，唐由之发现毛泽东突然落泪，连忙劝他不要影响眼睛。老人读的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到“只成门户私计”一句，久久没有说话。

1975年11月，医疗小组结束任务。临行前，毛泽东与医护人员合影，并表示来年还要请唐由之为另一只眼睛手术。但这个约定最终未能实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唐由之后来继续从事中医眼科研究，参与推动相关学术组织和专业刊物建设。那次四分钟的手术，留下的不只是一次医疗记录，也保存了一个细节：在重大决定面前，医生靠技术赢得信任，病人则用一句“做”，承担了手术本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