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办公处，肖林和王敏卿带着账册走进陈毅的办公室。两人没有先谈个人安置，也没有提出生活要求，而是把多年经营所得、财产清单以及需要交接的事项，一项项摆到了桌面上。
这场汇报的分量，不在于数字有多大，而在于这些财产究竟从哪里来。表面上，他们是商人；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另一重身份中，他们承担着地下交通、资金筹措和物资转运等任务。商号是掩护，账目是屏障，利润则被用于支撑革命活动。
肖林出生于1915年，四川江津人。青年时期，他接触进步书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也因此受到学校方面的关注。离开学校后，他曾在小学任职，并通过文章和社会交往不断接近进步力量。
1936年，肖林进入民生公司工作。抗战环境下，重庆聚集了大量人员和机构，物资紧张，金融秩序也十分复杂。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承担更隐蔽、更艰难的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封锁，革命根据地与城市之间的物资、经费往来受到严重影响。周恩来曾与肖林谈话，指出不能只依靠有限拨款，还要在合法经营的范围内开辟经济渠道。
“组织需要一条能够持续供血的渠道。”
肖林明白，这不是让他去做普通买卖，而是要在复杂环境中把生意做稳，把资金留下来，把关键时刻能够调动的钱准备好。他辞去原有职务，开始学习金融、贸易和货物流通，慢慢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办法。
王敏卿同样不是普通的商人家属。她熟悉药材生意，能够判断货物行情，也能处理商号内部事务。1941年，两人在江津创办恒源字号，经营土纱、食糖等商品，随后在重庆设立分号，又在宜昌设立办事处。
他们采取的是区域互补的方式：把江津的食糖、柑橘运往重庆，再将湖北一带的土纱转回江津。货物不断周转，资金也随之回笼。亲友只看到肖林突然投身商界，却不知道这位“老板”真正承担的任务。
有人曾问他：“你怎么忽然做起生意了？”
肖林没有解释。此时多说一句，便可能给组织带来风险。沉默，反而成了最稳妥的回答。
1944年，抗战后方对五金、药品、木材等物资的需求增加。肖林夫妇与上海大生公司合作，筹建重庆大生公司，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商号规模变大后，接触到的人员和渠道更多，资金调配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的工作重心发生调整。根据周恩来、钱之光等人的安排，肖林把部分业务转到上海，成立华益公司。上海是全国金融和贸易中心，商品流通快，信息复杂，也更适合进行隐蔽的资金转换。
华益公司采购日用品，再运往重庆批发销售。与此同时，一些根据地取得的黄金、美钞及旧法币，也通过秘密渠道进入上海。肖林将黄金加工成便于转移和使用的金条，把难以直接使用的资金换成药品、布匹和生活用品，再设法运回需要的地区。
这项工作危险而细密。货物不能引人注意，账目不能出现明显破绽，人员往来更要有所取舍。华益公司因此被称为地下经济渠道。所得资金除用于组织活动，也曾用于接济革命人员家属和解决紧急开支。
1947年，上海地下斗争形势恶化。代表团撤离时，曾有一批金条分散携带转移。到了1948年，刘国定叛变，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肖林夫妇也必须随时准备转移。
华益公司早已预留应急办法。面对税务检查和突然盘查，账目能够相互印证，经营活动也有公开依据。特务搜捕最紧张的时候，夫妻二人仍要保持商人身份，不能慌乱，更不能因个人安危影响整个网络。
据相关资料记载，肖林夫妇多年间交给组织的资金，折合黄金约12万两，另有固定资产折价约千万美元。具体数字来自不同回忆和资料汇总，但可以确认的是，他们掌握的财富并没有成为个人享受的来源，而是被视作革命经费。
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局势稳定后，肖林夫妇将财产和账务全部交接，只向陈毅提出一件小事。
“能不能留下三块银元？”
陈毅问其用途，肖林回答：“作个纪念，记住这些年的工作。”
这三块银元价值有限，却与他们经历的隐蔽岁月相连。相关资料称，三块银元后来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它们没有被当作财富保存，而是成为那段特殊工作经历留下的实物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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