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一年。
北京，东四十条往东，一家两层的铜锅涮肉馆，招牌三个字：帅记。
楼下十六张桌，楼上六个包间。门脸是青砖的，门口两棵老槐树。
“这馆子谁的？”
“左帅的。”
“哪个左帅。”
“沈阳来的。”街面上的人说，“八八年进的北京，先给人看库房，后来把这座楼盘下来。”
一九九一年，东四这一带临街的一间铺面，月租三百二。一个工人一个月挣一百一。
左帅盘那座楼，花了四十六万。
“钱哪来的。”
“跟加代借了一半。”账房老周说，“写了条子，三年还清。第三年春天，还完了。”
左帅是跟着加代的人。八八年加代让他进北京，只说了一句话。
“北京的买卖归你。账你自己记，一年给我报一回。”
左帅就来了。三年里，他把楼下的八张桌添成十六张，把二楼四个包间改成六个。
他给伙计定的工钱，跑堂一个月六十五，切肉的一百二，掌灶的一百五。
“这工钱不低。”
“东四这一带，别家跑堂给五十。”老周说，“他给六十五。就一条，客人剩的菜不许往家拿。”
冬天他在门口支一口大锅煮羊杂，一碗两毛。车夫、拉煤的、修鞋的，手里没钱就白喝。
“一天白送多少。”
“十来碗。”
他有两年没回沈阳。头一年冬天楼里的锅炉坏了胆，他掏三千二换了新的，伙计的工钱一天没拖。
老周替他算过，这三年帅记的流水够他再盘一间铺子。他没盘，先把加代那半笔钱还了。
三年下来，提东四十条，先提帅记，后提左帅。
北京城里另有一个名字，比帅记早二十年：关四爷。
住东城，五十六岁。早年在前门外做过布，后来做别的。他手里不留人，只留话。
“关四爷多少弟兄。”
“不多。”街面上的人说，“他一句话，二十个场子的人都能来。”
“什么辈分。”
“这条街上摆酒坐主位的，一半跟他磕过头。”
他上头有个姐夫，在东城一个单位里管事。这位姐夫叫什么，街上没人提。
一九九一年，北京城里收地皮钱的路数，是按月。铺面大的二百，小的五十。年根底下另有一份岁钱，跟地皮钱一个数。
关四爷不自己收钱。替他说事的人姓孙，街面上叫孙先生，五十来岁，戴一副眼镜，拎一个皮包，进门先问生意，后说钱。
三月头上，孙先生来了帅记。
“左老板。”
“孙先生。”
“关四爷的意思，帅记这座楼，地界得归过去。”
“楼是我盘的，房契在我手里。”
“房契是你的。”孙先生说，“地界不是。”
“地界在哪儿写着。”
“在关四爷嘴里。”
孙先生把皮包放在桌上，没打开。
“一个月二百，从三月补起。”
“不交。”
“不交也行。”孙先生说，“不交，就把招牌换下来。”
左帅送他到了门外。
三月十六，关四爷来了帅记，带了八个人，上二楼最里头那间包间。
按老规矩，这一桌的座次，看谁先给谁倒酒。谁先倒，谁就矮一辈。
左帅端着酒壶进去，先给关四爷满上。
关四爷没端杯。
“坐。”左帅说。
“你站着。”关四爷说。
左帅站着，酒壶在手里。
一桌子八个人，谁也没给他递座。关四爷慢慢吃他的涮肉，吃了半盘，才抬了一下眼。
“你就是左帅。”
“是。”
“这楼哪年盘的。”
“八八年。”
“八八年春天，我在前门跟人谈这座楼，谈了三个月。”关四爷说，“你去问，是不是我让出来的。”
“房契上写的是我名。”
“那是房契。”关四爷把茶碗往前推了推，“沏壶茶。”
茶沏上来。
“端起来。”
“端给谁。”
“端给我。”关四爷说，“叫一声大哥。往后这条街上，你就挂在我名下。你这买卖，算借我地盘开的。”
左帅没端。
“楼是我盘的。”左帅说，“买卖是我开的。”
“买卖是你开的，地方是我的。”
左帅站着，站了半个钟头。
那顿饭吃完，关四爷下楼，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招牌。
“帅记。”他说，“哪天得改个名。”
一个礼拜之后，帅记门口摆了一张八仙桌。
两个人在桌子后头坐着，一个本子，一个铁盒子。
“交钱的排这儿。”
“交什么钱。”
“地皮钱。”桌后的人说，“一个月二百，今儿头一天。”
小毛站在门口。他是左帅从沈阳叫来的，看场的。
“这钱没听说过。”
“今天听说了。”
小毛没让开。桌后那人站起来，推了小毛一把。
打起来是前后脚的事。
八个人围着小毛和伙计老李。小毛抄起板凳砸在第一人的肩头上，那人倒了；第二个人从侧面一脚踹在他小肚子上，他弯下腰；跟着两下落在背上，他被按在门口那棵槐树上。老李的鼻梁见了红。
两分钟。
打完，桌子搬走，本子和铁盒子都带走了。街上站着看的人不少，谁也没动。
小毛被人架进店里。左帅站在门里，从头看到尾。
当天晚上左帅去了医院。一个鼻梁裂了，一个腰上挨了两下，起不来床。
“押金多少。”
“六百。”
左帅把钱交了，一个人坐在走廊里抽了半包烟。
第二天早上，他给广州打了个电话。
广州，表行后堂。加代跟乔巴对账，桌上摊着两本账。
电话是江林接的。听完，他推门进去，没坐。
“哥，北京出事了。”
加代没抬头：“说。”
“左帅让人打了。店门口摆了桌子收地皮钱，看场的两个进了医院。”
“谁。”
“关四爷。东城的。”
加代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人伤得怎么样。”
“一个鼻梁裂了，一个腰伤了，得躺半个月。”
“左帅动手了没有。”
“没有。”江林说，“他站在门里，从头看到尾。”
加代把账本合上。
“账你先对。”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我叫人先上北京。”
他没有马上动。他要先让北京的人去说话。
“北京城里，谁跟关四爷说得上话。”
“西城的毕老爷子。”江林说，“早年在天津卫待过，跟关四爷同过事。”
“他管江湖上的事吗。”
“不管。”江林说，“可关四爷年轻的时候，给他拎过三年包。”
第二天下午，毕老爷子去了东城关四爷常待的那家茶楼。
关四爷坐在最里头那张桌，身边十来个人。
“毕老，您怎么来了。”
“带句话。”
关四爷给他倒了茶。
“加代的意思：桌子先撤，人先治，账坐下来算。医药费他出。”
“人是我的人打的。”关四爷说，“桌子是我摆的。”
“我知道。”
“毕老，您今年七十几。”
“七十三。”
“七十三了，就甭替人跑这种腿。”
关四爷把茶碗推出去，水泼了一桌。
“帅记的招牌，一个月里换下来。地皮钱从三月补起，一年两千四。”他说，“一条不能少。”
“两千四，你收得住？”
“收得住。”关四爷说，“这条街上收钱的事我收了三十年，没出过岔子。”
毕老爷子坐了半分钟，站起来。
“话我带到了。”
“带到了就行。”
下楼的时候，楼道里有人笑。
晚上江林把话原样递回广州，一个字没改。
加代听完，让江林把北京的号报过来，自己拨了过去。
“我是加代。”
“知道。”
“左帅是我兄弟。桌子先撤，人先治，账坐下来算。”
“加代，”关四爷说，“你在南边有名。在北京，没名。”
“北京我来得少。”
“那就少来。”关四爷说，“招牌一个月内换。地皮钱一年两千四。”
“刚才你跟毕老爷子说的是按月。”
“他年纪大，我给他留脸。”
“跟我不用留。”
“不用。”关四爷说，“还有一句你记着。南边来的到了北京，得下马。我这个门，谁都得站着进。”
“我记住了。”
那头挂了电话。
加代在窗边站了半根烟的工夫。
“哥，我去。”丁建说。
“你去是打人。”加代说，“打了他，帅记还是开不开门。”
“那怎么办。”
“摆酒。”
加代当天夜里调人。他从广州带了六台车进京，又让江林在北京城里跑了两天。
“请多少。”
“三十桌。”
“摆哪儿。”
“前门那家聚宾楼，二楼整层。”
“请哪些人。”
江林报名字。报一个，加代问一句。
报到最后，江林停了一下。
“这个不用请了。”
“哪个。”
“东城那位。”江林说，“关四爷的姐夫。”
加代把手里那杯酒放在桌上，手指压着那张请帖，抬眼看他。
他说的是一句话：也请。
“哥，他要是来了不好收。”
“打他一顿容易。”加代说，“打完呢？帅记的门天天开着。”
“那您打算怎么摆。”
“让他当着满堂的人把话收回去。”
请帖递出去。到三月二十七晚上，城里传的话是：关四爷不去。
“哥，他不来怎么办。”
“他会来。”
三月二十八，中午。前门，聚宾楼。二楼整层包下来，三十六张桌，一直铺到楼梯口。一九九一年，这样一桌席面二百六，三十六桌连酒水，九千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