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储蓄增量连续两年超国内生产总值10%，人均11.9万元为何不等于有钱消费？

清华五道口论坛上林毅夫说2025年家庭储蓄增加额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0%,但是人均11.9万元的存款平均数，不一定说明普通家庭真的有多少钱可以消费而偏弱到底卡在信心上，还是收入和保障呢？

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2026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对于有效需求提出看法时指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受到的最主要限制就是居民信心不足。

他引用的数据是，2025年家庭储蓄增加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并且已经连续两年如此。因此他认为居民没有钱，而是缺少增加消费的信心。抓住了消费偏弱的一个表象但是没有完全解释“钱究竟在谁手里”。

家庭储蓄是总量概念，不能直接等同于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全国住户存款总额在2025年底达到167万亿元，按总人口计算人均约11.9万元，但是平均数不能反映不同家庭之间差异。

少数高收入家庭、企业主以及有较多财产的人群，会为大量的新增存款作出一定的贡献，而普通的家庭仍旧在偿还房贷、日常开销以及未来的开支上进行着努力。储蓄增多也并不意味着居民将会把钱花出去了。

小老板对于需求的变化以及经营的期望，可以缩小扩张、进货以及投资规模，将本来用于周转的钱款留到银行账户中来。该类存款最接近经营者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防御行为，而不是消费者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不断增长的结果。

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一般较低，收入增加之后新增的资金未必会和原来一样地投入到日常消费中去。过去房产等资产曾经吸收过一些资金，房价变化、股市震荡、理财产品刚性兑付被打破后，部分资金没有新的去处也会留在账面上。

另一方的家庭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在房贷以及固定支出的挤压之下失去了空间，有人的收入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工资到账之后就立刻被房租、还款、教育费及日常生活开支所分割开了。

储蓄增加并不能说明手上有足够的钱。将全国住户存款总额平均到每一个人上，就犹如把少数人的财富和所有的人都算在一起之后再重新平均一样，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每个人的感觉也会不一样。

消费信心并不是凭空而生的。一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大件商品、改善生活，主要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能否持续获得收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人，但是根据底稿所列数据可知，截至2024年时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纳入城镇职工社保体系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不到四成，并且养老保险断缴率超过了40%。

收入随着订单而变化，社保由个人自己承担，失业、工伤保障不到位的时候就会出现家庭留出更多的钱来应对不能预知的风险。制造业用工结构变化的背后是收入预期的不稳定造成的。

星宇股份因为批量劝退了107名应届生而受到关注，其用工数据还显示，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 238.4万小时增加到 2025年的1087.4万小时，外包报酬从6572.7万元增至3.02亿元。同期正式在职员工数量由原来的104, 人变成现在的753人，减少了近三千人的数量。

底稿还提到，外包工时薪为20到23元，存在12小时站班、全月无休等情形，派遣工比例一度超过法定的10%，之后在监管要求之下进行整改。但是这些数字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企业，在同一生产环节里不同的用工身份会对应不同的社保、公积金、年终奖和裁员补偿。

正式岗位数量减少，外包工作岗位增多，会使劳动者对于自己的收入是否稳定产生疑惑。即便当月拿到了工资，也不敢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消费了，因为下一个月的订单、下一次的续约以及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安排都是不确定的。

年龄和技术的变化又加大了这种不确定性。论坛上邢自强认为人工智能普及会取代部分白领岗位，加剧K型分化。35岁以上的劳动者在面对岗位选择、职业转换和技术替代的压力时，会需要为更长时间的失业或者转岗而储备资金。

一个担忧未来收入下降的人，消费就会由原来的“现在想要买什么”变为之后会用到的东西。“现价”和“后价”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刘元春又在另一场圆桌中提出可以推动资本走出去，以资本项下的逆差来平衡经常项目的顺差。

此观点将问题又带回到全球再平衡，但是资本和产业流动给国内就业带来的影响也需要被认识，即一些劳动密集型岗位转移出去后，原来制造行业的从业者会进入灵活的就业市场。

失业率达到一个固定值时，并不代表每个人的工作质量以及收入都有所改变。“骑手订单数量增减或者网约车司机每小时实际收入多少，不能由单个的失业率来体现”。

由于实行了外包、派遣、延长工时等方式来降低成本，从而保证产品有竞争力的，但是也会压低劳动者的收入以及保障水平。灵活就业者和外包劳动者消费能力下降后，在国内市场里就很难消化生产出来的商品了，所以企业就会更加依靠外需。

外需依赖增大以后，还会加剧出口与资本外流的压力，使得劳动关系不断向低保障、低确定性靠拢。由此看来，收入压力大、消费少以及产能受外部市场影响而依赖全球失衡之间形成了相互强化的链条。

因此，中国居民不消费不能只归因于信心不足。信心只是表面现象，它背后牵涉到收入水平、就业状况、社会保障、资产预期以及家庭负担等要素。有人是没钱但是不愿意增加消费的，也有人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担忧而选择储蓄的，还有的人是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

只有区分出不同的情况，才能真正认识为什么家庭储蓄增加和消费不足都会出现。

回到清华五道口论坛所提出的问题，判断消费能否恢复不能只从住户存款总额来考虑，还要看普通人的收入有没有变得更稳定、就业保障有没有改善、灵活就业者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企业的新增资金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岗位和工资。

居民是否愿意花钱，最后决定于手里有多少钱，也决定于对下一笔收入有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