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周恩来全程参与了抗美援朝出兵前所有的谈判与会议，他亲身见证了中央一次次权衡利弊的艰难抉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刻派兵介入，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直接阻断了解放台湾的计划。没过多久，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随后美军也跨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战机多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扫射边境城镇，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金日成向中国发出求援请求，要不要出兵，一下子摆在了新中国最高领导层面前。
此时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多年战乱留下的创伤还没有修复，全国财政紧张，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大量土地改革工作还在推进，国内土匪、特务尚未肃清。军队虽然有着丰富的陆战经验，但海空军刚刚起步，重型火炮、坦克、汽车数量严重不足，后勤补给体系简陋。而对手美国，是当时全球经济和军事最强的国家，拥有原子弹，海陆空协同作战体系成熟，还有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一同参战。双方实力差距巨大，这也是政治局会议上不少同志顾虑的核心原因。会议上大家坦诚交换意见，不少人提出担忧，一旦出兵，能不能挡住美军，会不会把大规模战争引到中国本土，国内刚刚起步的恢复建设会不会彻底中断。每一个疑问，都是实实在在的风险。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苏联，和斯大林商谈两件大事，一是争取作战所需的武器装备援助，二是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这是出兵的关键前提。谈判过程并不顺利，斯大林同意提供武器装备，却不愿立刻派出空军入朝作战。苏方担心，一旦苏联空军直接和美军交战，冲突会快速升级，有可能引发世界性战争。这个消息传回北京，局势陡然变得更加复杂。原本预想的空中掩护落空，部队入朝之后，就要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和美军作战。毛泽东收到消息，立刻暂停原定出动计划，再次召集政治局开会重新研判，所有人重新评估所有风险。
在这次反复讨论中，中央领导层预判了最坏的局面。如果美军在朝鲜得手之后继续北进，入侵我国东北，中美全面开战，中苏同盟条约生效，苏联也会被卷入，局部朝鲜战争就存在扩大成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中央已经预判这种极端情况，提前做好应对战事扩大的最坏准备。当然，这不是说中央主动想要世界大战，而是提前把所有最坏可能性全部考虑进去，不能心存侥幸。中央的判断是，出兵争取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才有可能阻止战火蔓延到中国本土；如果放任美军压到鸭绿江边，东北重工业基地长期暴露在敌方火力之下，国内反动势力气焰上涨，长远的国家安全隐患会更大。
会议反复讨论之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得出结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即便没有苏联空军入朝掩护，也要出兵。10月8日，毛泽东下达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18日，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北京，中央再次开会敲定最终行动安排。10月19日，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作战。
部队出发之后，周恩来承担起繁重的后勤统筹工作。美军依靠空中优势，持续轰炸朝鲜境内的公路、桥梁、车站，切断志愿军补给线。前线战士棉衣、粮食、弹药运输都面临巨大困难。周恩来牵头协调铁道、交通、后勤各个部门，组织铁道兵抢修道路，建立防空哨体系，打造一条可以持续运转的运输通道。他仔细过问棉衣的细节，考虑到行军时树枝容易刮破棉衣，专门提出在棉衣上增加绗线，减少破损。前线送来的每一份战报，物资的缺口，伤员转运的安排，他都会仔细审阅，协调全国资源支援朝鲜战场。
战场上的艰苦远超预想。志愿军依靠夜间行军、山地隐蔽作战，避开美军空中侦察，连续发起五次战役，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这场战争，没有在短期内结束，持续了两年九个月。双方边打边谈，谈判反反复复，阵地争夺十分惨烈。整个过程，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一边坚持前线作战，一边推进国内经济恢复，稳定社会秩序。之前预判的世界性战争没有爆发，美国方面也清楚，继续扩大战争，代价难以承受，最终坐到谈判桌前。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这场艰难的抉择，是新中国在国力薄弱之时做出的战略决断。中央提前预判战争扩大的风险，做好最极端情况下的准备，同时立足于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这一战，守住了东北边境的安全，稳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也让世界看到新中国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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