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5月28日，上海延安西路一处陈列室内，毛主席站在一枚缩小的火箭模型旁，认真听取工程师潘先觉的介绍。模型的外壳被特意剖开，内部结构一目了然。毛主席没有只看外形，而是不断追问它能飞多高、怎样制造、将来还能怎样改进。
这枚模型并不是摆设。它背后，是新中国第一代火箭科技人员从图纸走向实物的一段艰苦历程。几个月前，上海南汇滩涂上，科研人员用简陋设备为火箭加注燃料，寒风里没有先进的自动系统，许多环节只能靠人工完成。
1960年2月19日，上海市有关部门、驻沪部队和中国科学院的代表来到发射现场。启动指令下达后，伴随一声巨响，我国自行研制的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升空。这次发射的意义，不只在于飞行高度，更在于证明中国科研人员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设计、制造、发射和回收等关键环节。
潘先觉当时年纪并不大，却承担着主任工程师的责任。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生，1957年离开校园后，便被选入火箭研究队伍。那时，国内还没有成熟的火箭专业，许多参与者都是从机械、力学、航空等学科转入相关工作。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听到“上海交通大学”这个校名后，很快联想到一件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往事。1947年，国民政府削减上海交通大学经费，提出停办轮机、航海两系，并准备调整校名。师生认为，这不仅损害学校的办学基础，也会影响国家急需的工程人才培养。
护校行动由此展开。近三千名师生经过组织，准备前往南京交涉。铁路运输受阻后，学生们利用所学知识设法寻找机车和车厢。机械系学生承担驾驶、司炉等工作，土木系学生还曾参与修复被拆开的铁轨。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行，而是工程教育与校园责任意识的一次集中表现。
当时有人质疑学生能否开动火车，学生的回答很直接：“我们学的就是机械。”这句话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说明，却反映出那一代工科学生的精神气质：遇到问题，先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等条件全部成熟。
经过谈判，校名、轮机和航海两科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和解决，学生随后返回上海。多年以后，毛主席在陈列室里提起这段往事，潘先觉只是点头确认。两代人的经历，就这样在一枚火箭模型前连到了一起。
火箭研制之初，困难远比外界想象得多。设计方案虽然已经形成，但图纸不能自动变成合格产品。材料、加工精度、发动机性能和测试条件，任何一项出现偏差，都可能使整个工程停顿。
原有方案体量较大，超出了当时上海工业体系的承受能力。潘先觉据实提出调整意见，曾因此受到压力，主任工程师职务也一度被撤下。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停留在争论上，而是重新组织技术人员论证，提出在保留基本性能的前提下压缩规模、简化结构。
方案确定后，研制工作采取边加工、边试验、边修正的办法。没有现成经验可照搬，许多数据都要从试验中取得。不到一年，火箭便从纸面进入实体阶段，并在发射场接受检验。
面对火箭模型，毛主席问：“能飞多高？”潘先觉回答：“八公里以上。”他解释，这是一种试验性火箭，重点是验证设计、制造、发射和回收，为研制更大火箭积累经验。毛主席听后说：“从小到大，先低后高。”
参观持续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又问潘先觉毕业于哪所学校。听到答案后，他问道：“就是那个学生自己开火车、修铁路到南京请愿的交通大学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接着追问，上海交通大学是否设有火箭专业。
潘先觉如实回答，当时全国还没有专门的火箭专业，大家只能边学边干，在实践中补足知识。火箭不是某一所学校现成培养出来的成果，而是力学、机械、材料、电子和工程管理等多方面力量共同摸索的结果。
这次谈话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没有把火箭成功归结为某个天才或某张图纸。上海交通大学培养的工程基础，抗战和战乱年代形成的实干传统，以及新中国集中力量攻克技术难题的组织方式，在潘先觉和同事们身上交汇，最终落到了那声发射成功的轰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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