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给羊配种。支书女儿红着脸问我：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74年给羊配种。支书女儿红着脸问我：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一九七四年，我十九岁，是公社兽医站最小的配种员。说是配种员，其实就是跟着我师傅老周后面打下手，给猪配种，给牛配种，给羊配种。老周五十多岁，干了一辈子畜牧，眼睛毒得很，什么牲口发情了，什么牲口该配了，他瞅一眼就知道。我跟着他学了两年，也学了个七七八八。

那年秋天，红旗大队的支书刘金贵托人捎话来，说他们队里那二十多只母羊都到了发情期，让我们去给配一下。老周那几天腿疼，走不了远路，就跟我说，小林，你自己去一趟吧，带上种羊的精液，别搞砸了。我说师傅你放心，我配了没有一百回也有八十回了，出不了错。

第二天我背着个军绿色挎包，里头装着液氮罐和输精管，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从公社出发，骑了二十多里土路，到了红旗大队。大队部在一个土坡上，三间瓦房，门口挂着一面红旗，旗子都褪了色，边儿上抽了丝。我把自行车支在门口，进去找支书。

刘支书四十来岁，黑脸膛，膀大腰圆，说话跟打雷似的。他看见我就笑，说小林来了，老周咋没来。我说师傅腿疼，我来也一样。他说行行行，羊圈在后头，我领你去。他带着我穿过大队部后面的院子，到了羊圈。羊圈是用石头垒的，上头搭着茅草棚，里头养着二十多只母羊，还有一只种公羊。母羊看见人来了，咩咩叫着往角落里挤。我蹲下看了看，确实有几只发情了，外阴红肿，流黏液，正是配种的好时候。

我正蹲着给一只母羊做检查，听见身后有人走过来。刘支书说，红梅，你来干啥。我回头一看，一个姑娘站在羊圈门口，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布衬衫，袖子挽到手肘，胳膊白生生的。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是水，递给她爹。刘支书接过去喝了一口，说这是公社兽医站的小林，来给咱羊配种的。姑娘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刘支书跟我说，这是我闺女，红梅，高中毕业回来参加劳动的，现在是大队的赤脚医生。我说哦。他领我到配种的地方，是在羊圈旁边一个空屋子里，他叫人把发情的母羊一只一只牵进来，我一只一只地配。配了十来只，手也酸了，腰也疼了，就坐在门槛上歇一会儿。刘支书说小林你歇着，我去大队部开个会，中午在咱家吃饭。

我坐在门槛上，掏出挎包里带的苞米面饼子，就着凉水啃。正啃着，那个叫红梅的姑娘又来了，这回手里端着一碗热乎的玉米糊糊，还冒着气。她走到我跟前，把碗递过来，说，别吃凉的了，喝点热乎的。我愣了一下，接过来，说谢谢。她没走，靠着门框站着，看着我喝。我喝了两口，烫得吸溜吸溜的，她抿着嘴笑了。

她问我，你多大了。我说十九。她说你看着不大。我说你多大。她说十八。我说你咋不去上学。她说高中毕业了，回来当赤脚医生，给队里人看看头疼脑热。我说那挺好。她说好啥呀，天天给人拿药片，打针，有时候半夜还得去，困死了。我说那也比配种强。她看了我一眼，说配种咋了。我说配种就是配种，没啥咋了。她说你倒是挺实在。

那天下午我把剩下的母羊配完，天快黑了，刘支书非要留我吃饭。他家就在大队部后面，三间瓦房带一个偏厦，院子里种着两棵枣树，树上还挂着几颗没打下来的红枣。他媳妇炒了四个菜，一个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炖粉条，还有一个咸菜疙瘩。这在那年头算是好饭了。刘支书给我倒了杯散酒，我说不会喝，他说男人哪能不会喝酒，硬给我倒上了。我抿了一口，辣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哈哈大笑。

红梅坐在桌子那头，低着头吃饭，偶尔抬眼看看我，跟我的眼神一碰就赶紧低下去。她妈看见了，说红梅你咋了，脸这么红。红梅说我哪有。她妈说你看你耳朵都红了。红梅放下筷子说我不吃了，起身走了。刘支书说这孩子，没规矩。她妈说你别管她，吃饭吃饭。

我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刘支书说别走了，在咱家住一宿，明天再回。我说不了，我得回去，师傅还等着呢。他说那你路上慢点，天黑，别骑沟里去。我背上挎包，推着自行车出来，刚走到院门口，听见后面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红梅站在枣树底下，手里攥着个布包。她走过来，把布包塞给我，说，给你路上吃。我接过来，沉甸甸的，摸着像是煮鸡蛋。我说不用。她说你拿着。我说谢谢。她站在那儿，两只手绞在一起，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我推着车要走，她突然叫住我，说，哎。我回头，说咋了。她抬起头看着我，脸真的红了，红到脖子根，月光底下看得清清楚楚。她咬了咬嘴唇，说，我问你个事。我说你问。她说，你看牲口配种看得那么准，你看人准不准。我愣了一下，说啥意思。她声音小得跟蚊子哼哼似的，说，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我站在那儿，自行车靠在腿上，挎包里的液氮罐还冒着冷气，手里攥着她给的那包鸡蛋。月光从枣树叶子的缝里漏下来，碎碎地洒在她脸上。她抬着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嘴唇红红的，两条辫子垂在胸前，碎花布衬衫的领子微微敞着。我张了张嘴，想说啥，可啥也说不出来。我十九了，给猪配过种，给牛配过种，给羊配过种，可从来没给人配过。我哪知道谁跟谁配。

她说你咋不说话。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咋啥都不知道。我说我就是不知道。她跺了一下脚，说你这个呆子。然后转身跑了，跑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下次还来不。我说羊配种得配好几回，隔一天还得再配一次。她说那你后天来。我说嗯。她笑了笑，跑进院子里去了。

我推着车走了老远，心还在怦怦跳。骑上自行车，骑出去二里地，才想起来那个布包。我停下来打开一看，里头是四个煮鸡蛋，还温乎着。我剥了一个，咬了一口，蛋黄有点咸，是她腌过的。我坐在路边，就着月光把四个鸡蛋都吃了，撑得直打嗝。

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师傅还没睡，坐在院子里乘凉。他看见我就问，配得咋样。我说挺好，配了十四只。他说发情的那几只都配上了？我说都配了。他点点头，说那就行。然后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脸咋这么红。我说骑车子骑的，风吹的。他说风还能把脸吹红了？我没说话，进屋睡觉去了。

隔了一天，我又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了红旗大队。这回没等我找到羊圈，就在大队部门口碰见了红梅。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着药箱子，正要去给谁家看病。看见我来了，她站住了，说，你来了。我说嗯，来给羊配第二回。她说羊圈在那边，你自己去吧，我去东头给王奶奶打针。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中午去我家吃饭。我说好。

那天中午我又去了她家。刘支书不在，去公社开会了。她妈在灶上做饭，看见我来，说小林来了，快坐。红梅坐在灶前烧火，脸上被火烤得红扑扑的。她妈炒了两个菜，一个炒土豆丝，一个炒豆角，还蒸了一锅窝头。吃饭的时候，她妈一个劲给我夹菜，说小林你多吃点，大小伙子跑这么远路，累。红梅低着头吃饭，不说话，但脚在桌子底下碰了我一下。我差点把筷子掉了。

吃完饭她妈去午睡了，红梅拉着我出来，说带我去村后头转转。村后头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清的，岸边种着柳树，柳条垂在水面上，风一吹就荡来荡去。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人隔着两步远。她突然停下来，说，你走那么远干啥，怕我吃了你。我往前走了两步，跟她并排。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上次说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没有。我说知道啥。她说你别装傻。我说我真不知道。她说你这个呆子，那天我跟你说的啥你忘了。我说没忘。她说那你咋想的。

我站在柳树底下，看着河水，心里头乱七八糟的。我想说红梅你是个好姑娘，可我是公社兽医站的临时工，一个月挣十八块钱，连个正式工都不是。你爹是大队支书，你又是高中生，赤脚医生，你找啥样的找不到，找我一个配种的。可这些话堵在嗓子眼，一句也说不出来。她站在旁边等着，等了半天没等到我说话，气得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头，说，你这个闷葫芦，我走了。我一把拽住她袖子，说，红梅。她站住了，没回头。我说，你要是愿意，我就愿意。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里头水汪汪的，说，你说真的。我说真的。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跟枣树底下那个笑一模一样。

后来我就常去红旗大队。名义上是去给羊配种，实际上羊早就配完了。可我还是隔三差五地骑着车去，去了就找红梅。她带我去给她管的几个病人送药，带我去河边洗药瓶子，带我去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坐着。村里人看见了，有人笑，有人撇嘴，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我知道他们说什么，说支书的闺女找了个配种的，还是个临时工，亏了。这些话传到刘支书耳朵里，他把我叫到他家，问我，小林，你跟我闺女到底咋回事。我说刘支书，我想娶红梅。他说你凭啥。我说我年轻，能干活，对红梅好。他说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说十八块。他说十八块你养得起我闺女。我说我现在是临时工，但我师傅说年底可能给我转正。他说可能，那就是可能不转。我说刘支书，你让我干啥都行，只要你把红梅嫁给我。他坐在那儿抽了半天烟，最后说，我问问红梅。

第二天红梅来找我，说她爹同意了。我说你咋说的。她说我跟他说，你要是不让我嫁给小林，我就一辈子不嫁人。我说你真这么说的。她说嗯。我说你爹没骂你。她说骂了，骂完了说随你吧。我拉着她的手，攥得紧紧的，手心全是汗。她说你手咋这么凉。我说紧张的。她笑了，说你这个呆子。

一九七五年开春，我俩结了婚。没摆几桌，就在大队部院子里请亲戚朋友吃了顿饭。我师傅老周来了，喝了两杯酒，说小林你小子有福气。刘支书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肩膀说，小林，我把闺女交给你了，你要是对她不好，我打断你的腿。我说爸你放心。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这声爸叫得还挺顺嘴。

结婚以后我搬到红旗大队住，还是干配种，不过这回是正式工了，一个月挣三十二块。红梅还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我们俩住在村东头一间土坯房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她在院子里种了一垄菜，韭菜、小白菜、西红柿，还种了两棵枣树，跟娘家园子里那两棵一样。我每天出去给牲口配种，她每天出去给人看病，晚上回来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心里踏实。

有一回晚上，我俩躺在炕上，她突然问我，哎，你当初给我家羊配种，配得那么准，你看人到底准不准。我说不准。她说那你咋看出我跟你最配的。我说我没看出。她说那你怎么娶的我。我说是你找的我。她打了我一下，说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她气得翻身背对着我，我从后面搂住她，说，红梅，我配了那么多牲口，没想过自己配不配得上你。可你问我的那天晚上，我回去想了整整一宿，我想的就是，要是能娶你，我这条命就值了。她没说话，但手伸过来攥住了我的手。

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长大了在镇上开了个兽医站，子承父业。女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医学，她说要像她妈一样当医生。刘支书退休了，天天在院子里逗孙子玩。有一回他跟我说，小林，当年红梅非要嫁给你，我其实是不同意的。我说我知道。他说后来我看你干活实在，对红梅也好，我就想，配种的咋了，配种也是技术活。我笑了，说爸，你还挺开明。他说开明个屁，我是没办法，闺女胳膊肘往外拐。

如今我六十多了，退休了。红梅也六十多了，早就不当赤脚医生了。我们还在红旗大队住着，院子里的枣树已经长得老高了，每年秋天打下的枣子吃不完，送给邻居们。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看着红梅在菜地里忙活，就想起一九七四年那个秋天，月光底下她红着脸问我那句话。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我配了一辈子牲口，到头来配得最准的，是我自己这一桩。我没看准过谁跟谁配，我只知道，她问我那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跳得比配种的时候还厉害。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她了。

前几天孙子问我，爷爷，你跟奶奶咋认识的。我说给羊配种认识的。孙子说啥叫配种。我说就是给羊找对象。孙子说那你跟奶奶也是找对象吗。我说算是吧。他说那你俩配不配。我笑了，说配，配了一辈子了，还配着呢。红梅在厨房听见了，探出头来说，死老头子，跟孩子说啥呢。我说说咱俩配种的事呢。她骂了一句老不正经，缩回去了。可我看见她笑了，笑得跟一九七四年那个秋天一模一样，脸红红的，眼睛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