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春，沈阳，卫立煌接过东北“剿总”司令长官的印信时，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副已经出现裂缝的棋盘。有人催他立即出兵，有人主张收缩防守，他只说了一句：“先把部队的底数摸清楚。”
这句话听起来保守，却说明他和许多只会听命行事的将领不同。蒋介石麾下并不缺上将，真正缺少的是能独立判断战局、敢于承担后果的人。所谓“早期五虎将”，更多是权力排序和资历包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军事才能。
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干将，行政能力很强，也善于经营派系。但他在战场上常常事无巨细，喜欢越级干预，既不放心部下，也难以形成稳定的作战体系。鲁中作战失利后，东北局势又在他手中急转直下，军中对其指挥能力的疑问逐渐公开化。
顾祝同早年并非没有战绩，问题在于位置越高，越显得缺少独立谋划。他习惯揣摩上意，蒋介石要进攻便进攻，要固守便固守，很少提出真正能够改变局面的方案。“顾竹筒”这个称呼虽带有讥讽，却反映了部下对其军事判断的失望。
刘峙则是另一种类型。早年屡有好运，容易给人“福将”的印象，可一旦面对复杂而猛烈的对手，临机处置便显得迟缓。淮海战役前后，他坐拥重兵，却难以把各部力量拧成一股绳，徐州总部的混乱，也与这种缺乏主见的作风有关。
蒋鼎文的经历更能说明名声与本领并不相等。抗战初期，他所部接连失利，后来离开军界经商。一个人在官场上位居高位，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统筹大战的能力，尤其不能把军衔直接当成战功。
真正能够列入“五虎”讨论的，杜聿明无疑应在其中。1939年昆仑关战役，他率第五军与日军苦战，击毙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那场战斗不仅体现了他的临阵指挥，也显示出他敢于在关键处投入主力。
杜聿明的价值，还在于他能根据对手变化调整办法。在东北，他面对林彪，更多采用集中兵力、连续突击的方式，试图打破对方层层设防的节奏。转入徐州后，他又注意到华东野战军善于制造突然变化，因此主张以兵力和纵深压缩其活动空间。战略未必能够扭转全局，却比单纯等待命令高明得多。
1948年淮海战役中，徐州局势崩坏，杜聿明仍试图带领主力突围，并拒绝乘机离开。有人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守住吗？”他回答：“部队还在，就不能先说败。”这句话未必改变战局，却足见其军人性格。
白崇禧是另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桂系内部，李宗仁更偏重政治协调，白崇禧则长期负责军事谋划，因此被称为“小诸葛”。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白崇禧很快判断出这一行动并非单纯夺取地盘，而是要牵制武汉、南京之间的交通与兵力。他采取严厉封锁和围堵，令这支部队在当地建立稳固根据地十分困难。
傅作义的本事，则集中体现在军政结合上。抗战时期，他经营绥远，逐渐摆脱晋系控制，形成自己的部队和地盘。1946年的大同、集宁作战中，他以快速行动打破对手预判；1948年，他还策划过袭击西柏坡的行动。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但行动本身相当大胆，绝非庸将所能设计。
王耀武的名气常被整编第七十四师掩盖。1946年，他在山东主持军政事务，抓住山东部分主力转移、华中援军尚未到达的间隙，推动东西对进，打通胶济铁路。这个行动不只是恢复交通，更有分割山东解放区的意图。莱芜失利和孟良崮战役，也不能简单归咎于王耀武本人，国军内部多头指挥才是重要原因。
卫立煌的长处，在于能看清部队真实状态。1948年进入东北后，他没有立即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发动大规模攻势，而是主张整补部队、保存力量。这个判断与蒋介石急于打通沈锦线的部署相冲突，因而屡起争执。无论是否赞同他的选择，都不能把谨慎直接解释成怯战。
这五个人并非没有败仗，也不是能够改变时代走向的神将。杜聿明有用兵过重的局限，白崇禧受制于派系，傅作义难以摆脱政治孤立，王耀武缺少完整指挥权，卫立煌则始终处在猜忌之中。可若以独立判断、临战应变和统筹全局来衡量，他们确实比那些只靠资历和信任升上去的将领，更接近“虎将”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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