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8月，南京，刚刚获释的陈独秀没有接受国民党的拉拢，也没有另起炉灶，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延安。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四年，年近六旬，身体和声望都不复当年，却仍认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事，是让中国人团结起来。
陈独秀的出狱，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关。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当局为了缓和矛盾，陆续释放一批被关押人员。陈独秀获释，并不是蒋介石突然改变了立场，而是时代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出狱后的选择，颇有意思。国民党方面曾试图拉拢他，陈独秀没有答应；有人劝他另组一个政治团体，他同样拒绝。对他而言，重新加入某个组织，不是为了个人位置，而是因为他仍然认同马克思主义，也希望在民族危急关头发挥作用。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能只用“创始人”三个字概括。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这份刊物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也把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带到青年群体之中。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此后，各地早期组织相继出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陈独秀在早期建党中承担了重要责任，这一点无论后来如何评价，都不能抹去。
但建党功绩，并不等于后来没有失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多次退让，尤其是面对国民党右派压力时，没有及时采取足够坚决的措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党内对陈独秀的批评迅速加重。
1929年，陈独秀被撤销党内职务，随后离开中国共产党。离党以后，他并没有转向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32年，他因从事反蒋抗日活动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狱中的陈独秀仍坚持读书、写作，思想上也在不断反省和调整。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陈独秀希望回党内，但党组织不可能只看他的早期贡献，还必须考虑大革命失败留下的政治责任。毛泽东对陈独秀始终保留敬意，也并非不能接受他回来，但回归需要有一定前提，不能把党内纪律和历史教训搁置一旁。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方面提出的要求大致包括：承认过去的错误，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立场。周恩来也曾与陈独秀谈过此事，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陈独秀对抗日和统一战线并不反对，真正难以接受的，是公开承认自己在党内路线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自我检讨。陈独秀性格刚直，文章和谈话常常直截了当，晚年又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判断。他可以承认某些策略存在问题，却不愿按照组织要求作出全面认错。对他来说，承认错误如果意味着接受全部责任，便可能违背他对历史的理解。
党内环境也使这件事更加复杂。1937年前后，党的领导和路线正在重新调整，陈独秀若重新入党，既涉及个人关系，也会牵动对大革命失败的评价。有人担心他的回归造成新的争论，有人则认为应当尊重他的历史贡献。这样的分歧，很难靠个人情感解决。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明回国后曾极力阻挠陈独秀回党，并散布一些严重指责。此类叙述在后来的材料中多有流传，但具体经过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到王明一人身上。更关键的障碍，仍是陈独秀本人不愿接受组织提出的认错要求，以及双方在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上的距离。
陈独秀后来逐渐离开政治活动中心，寓居四川江津，继续从事文字工作。周恩来曾前去看望他，但两人没有把未完成的入党问题重新推向公开讨论。1942年5月，陈独秀因病去世，终年六十三岁。他始终没有重新取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身份，留下的也不只是一个“回不回党”的问题，还有早期革命者个人性格与组织纪律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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