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人举报熊向晖和郭汝瑰是地下党，毛人凤也不能查、不敢抓？

保密局特务在西安搜查地下电台，顺藤摸瓜发现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竟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党员；淮海前线的杜聿明多次向蒋介石与顾祝同指认作战厅厅长郭汝瑰通共，特务头子毛人凤却始终假装不知道，连调查卷宗都不敢立。

国民党特务机关向来以心狠手辣著称，后来连中将参谋次长吴石都死于特务之手，为何面对熊向晖与郭汝瑰，毛人凤不仅不敢抓，反而处处帮忙隐瞒？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军阀私利与权力算计？

1947年3月1日中午，熊向晖从灵隐寺游玩结束，迈步走回自己下榻的杭州大华饭店。当他刚踏进饭店大厅时，一名身穿便服、脸上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忽然快步走上前来。对方立定脚步，对着熊向晖双手抱拳作揖，开口说道：“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奉看熊先生。”

熊向晖听到这句话，表面上神情自若地回应了一句不敢当，可他心里却立刻警觉起来。当时戴笠刚刚坠机身亡不久，郑介民接任局长，毛人凤担任副局长，军统局刚刚改组为保密局，正在重新清理各地的特务机构。

熊向晖十分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暗自思量：自己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党员，这个姓王的特务突然指名道姓找上门来，难道是自己的底细被保密局发现了？

没等熊向晖继续开口打探虚实，那名王姓特务便主动交代了来意。特务语气十分谦卑地解释说，今天清晨他刚刚收到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发来的一封加急密电，电报里严厉命令他以最快速度查清熊先生是否身在杭州。

更让熊向晖感到意外的是，这名特务随后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完全没有抓人的架势。王特务当场表示，熊先生既然到了杭州，自己必须尽地主之谊，下午亲自陪同熊向晖游览西湖，晚上还要在杭州最有名的楼外楼餐馆设宴款待，明天一早还会专门调拨一辆专车，配备随行人员，一路照料熊向晖夫妇返回南京。

看到对方这副殷勤周到的态度，熊向晖紧绷的心情这才慢慢放松下来。他心里明白，保密局绝对不是来找麻烦的。等到熊向晖顺利抵达南京，见到了胡宗南，整件事情的原因才彻底清楚。胡宗南一见到熊向晖便大笑起来。

胡宗南直接给毛人凤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求对方限期找到自己的机要秘书。毛人凤接到胡宗南的指令后，片刻都不敢怠慢，立即给杭州站负责人拍发加急密电。地方上的特工接到最高长官的催办密令，自然要把熊向晖当成贵宾一路小心伺候。

在这件事情背后，反映出国民党特务体系内部一条公开的行事界限。不论熊向晖到底是不是地下党，当时的保密局高层根本不敢立案侦办。

胡宗南在西北拥兵数十万，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军事将领，他和戴笠、毛人凤的私交极其深厚。国民党中央正规军原本严禁设立独立的特工系统，戴笠以往遇到类似情况都会强行接管，唯独胡宗南在自己的防区设立独立的情报班子，戴笠和毛人凤对此完全默许。特务们深知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谁也不敢去触碰胡宗南的亲信。

不仅寻人时极力巴结，即便后来特务机关真正抓到了确凿的地下党证据，毛人凤同样不敢动熊向晖分毫。

1947年秋天，沈醉受命前往西安，负责处理军统当年留存在当地的数万包面粉资产。在此期间，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亲自带队在西安严密搜捕西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一次搜查和审讯之后，特务们破获了一条地下情报线索。

叶翔之在反复核对缴获的名单和联络记录时，吃惊地发现，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以及西北通讯社的主要负责人，竟然全都是长期活动的中共党员。

毛人凤接到电报后，态度十分明确。他立刻复电严令叶翔之：只要案情牵涉到胡宗南长官的部下，保密局人员必须先向胡长官做当面详细汇报，所有缴获的原始卷宗材料都可以当场交由胡长官亲阅，绝不能先行抓捕。

在震惊之余，胡宗南最在意的不是追查潜伏人员，而是如何保全自己的面子和政治地位。如果让蒋介石知道自己身边的侍从秘书竟然是地下党，他不仅会在最高统帅面前颜面尽失，甚至会遭到政敌的联合攻击。

因此，胡宗南当场铁青着脸对叶翔之宣布：所有牵涉到自己部下的这几个人，全部由他本人自行处理，保密局不准继续过问插手；而且在向蒋介石报送案件总体进展时，必须把熊向晖等几个人单独剔除出去，绝不能让蒋介石察觉分毫。

面对态度强硬的胡宗南，叶翔之不仅不敢反驳，反而立刻低头替对方找台阶下。叶翔之当场说了一句原话：“长官太忙，哪有许多时间来注意这些事，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关系。”

胡宗南表面上收下了卷宗，但他为人多疑，心里极度担忧叶翔之回到南京后走漏风声。

为了稳住叶翔之，胡宗南对其表现得格外亲近。随后叶翔之准备动身前往兰州继续搜捕当地地下党组织，胡宗南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主动提出调派自己日常乘坐的一架小型专机，送叶翔之飞往兰州。

叶翔之登上了这架专机，但飞机刚刚飞到平凉上空就突发机械故障，直接坠落在地面。叶翔之受了重伤，险些丢掉了性命。这起事故无论是不是人为授意，都给叶翔之带来了极大的震慑。从此以后，叶翔之再也不敢在任何场合提及熊向晖的名字。

在此期间，保密局没有派出一名特工前往骚扰。在国民党特务体系的规矩里，特工机关从来都要看军界实力派的脸色，面对胡宗南这样的将领，特务头子宁可假装不知道，也绝不敢去追究其亲信人员。

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动不得，身处南京国防部作战核心的郭汝瑰，毛人凤更是不敢多看一眼。

当时郭汝瑰担任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深受参谋总长陈诚以及后来的顾祝同信任。

蒋介石亲自前往全国各地指挥作战时，身旁经常不带负责搜集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却必定要带上专司制定作战计划的三厅厅长郭汝瑰。不仅如此，郭汝瑰还能独自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奔赴各战区督战传达命令，前线各大剿总司令官对他都要礼让三分。

在三大战役期间，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对郭汝瑰产生了极大怀疑。杜聿明发现郭汝瑰为人极其清廉，家中客厅的沙发上打满补丁，这在贪腐成风的国民党高官阶层中显得极其反常。杜聿明多次在私下场合向顾祝同和蒋介石密报，认定郭汝瑰是中共潜伏人员。但蒋介石和顾祝同非但不听，反而严词训斥杜聿明多心，甚至认为杜聿明是在无端排挤同僚。

很多人事后感到不解，杜聿明既然怀疑郭汝瑰通共，为何不去保密局找毛人凤举报？事实上，这完全低估了国民党军界长期的派系隔阂。杜聿明是正统的黄埔一期将领，历来自视甚高，打心眼里鄙视特务机关，绝不可能自降身价去向毛人凤打小报告。更关键的是，杜聿明与郭汝瑰背后的靠山陈诚之间存在着极深的仇怨。

在此前的东北战场上，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直接撤销了杜聿明担任长官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不仅收缴了杜聿明的直属部队，还强行拆散了杜聿明的保安武装。杜聿明对此恨之入骨。

他在后来撰写的《辽沈战役始末》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军界的愤怒情绪。杜聿明回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台下全体人员群情激愤，杜聿明自己也在其中，大家忍不住齐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

杜聿明与陈诚的矛盾已经公开激化，而郭汝瑰正是陈诚土木系中的得力干将，人称十三太保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人凤即使听到了郭汝瑰的风声，也绝不敢有任何动作。因为当时的保密局在陈诚面前早已失去昔日的威风。

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及，抗战时期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重庆杨森的宅院内，毛人凤每次在院子里碰见陈诚，都要恭敬立正打招呼。

陈诚心情好时冷眼看他一下，心情不好时连正眼都不瞧。戴笠死后，陈诚权倾一时，更是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当众训斥特务机构，公开讲军统在战时拼凑起来的武装人员比土匪都不如。毛人凤坐在台下只能连声叹气，根本不敢顶嘴。

为了讨好这位军中大员，毛人凤甚至主动把此前因密谋兵变而被关押的几名土木系少壮派军官释放，以此向陈诚示好。

毛人凤历经波折才勉强缓和了与陈诚的关系，如果保密局在这个时候立案去查郭汝瑰，无异于直接挑衅陈诚。毛人凤一旦插手杜聿明与郭汝瑰的纷争，就会被蒋介石视为参与军队派系内斗，随时会被撤职查办。

后来退守台湾之后，毛人凤之所以敢对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下手，是因为当时吴石在台湾没有强大的派系靠山，加之地下党叛徒蔡孝乾供出了确凿证据，蒋介石亲自下达严令。而在大陆统治时期，国民党军内各派系之间只顾争夺地盘和权力，互不信任。

在胡宗南和陈诚的庇护下，特务机构面对熊向晖与郭汝瑰这样的核心人物，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只能选择视而不见、不敢追查，客观上为我党情报人员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掩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