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88岁老人去世，娘家来了48人吃席，仅仅只有4个人给了礼钱

贵州一88岁老人去世，娘家来了48人吃席，仅仅只有4个人给了礼钱

吴学明坐在灵堂外面的塑料凳上，手里捏着礼簿，翻到最后一页。他数了两遍，娘家那边只记了四笔。大舅两百，二舅两百，三舅妈一百，一个表姐三百。加起来八百块。他合上礼簿，放在膝盖上，看着院子里那五张圆桌。桌布是白色的，沾了菜汤和酒渍，碗筷堆在一边，几个妇女正蹲在地上洗碗。三天了，娘家人来了四十八个，坐了整整五桌。每桌八个菜，两瓶白酒，一箱啤酒。他算过，一桌成本四百多，五桌两千多。加上住宿、烟、茶水，三天下来光招待娘家人就花了三千多。

礼钱收了八百。缺口两千多。

吴学明今年五十二，在县城建材市场给人送货，一个月挣四千出头。母亲杨秀英八十八，走得突然。头天晚上还喝了半碗粥，第二天早上没醒过来。他接到村里电话赶回去的时候，母亲已经硬了。他跪在床前磕了三个头，起来就开始张罗丧事。他们这边规矩，老人走了要办三天，请道士念经，摆流水席。他两个姐姐从外地赶回来，大姐从遵义，二姐从广东。三个人凑了凑，把丧事办起来了。

娘家在隔壁县的杨家坳，母亲十六岁嫁过来，娘家那边还有三个舅舅一个姨妈。母亲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回去一趟，住一天就回来。舅舅们来得少，吴学明记得他们小时候，大舅来过几回，后来就少了。母亲走的那天，吴学明打电话通知了杨家坳。大舅接的电话，说知道了，我们过来。吴学明问来多少人，大舅说全家都来。吴学明说好，我去镇上订桌。

他没想到来了四十八个。

头一天来了两辆中巴车，停在村口。大舅拄着拐杖下来，后面跟着二舅、三舅妈、姨妈、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小孩。大舅拉着他的手说：“学明，你妈走了，我们全家都来送送。”吴学明说好，往里请。他心里热了一下。母亲嫁过来七十多年，娘家那边来得最齐的一次。

他安排他们在堂屋里坐，倒茶递烟。大舅坐在正中间，跟几个老表兄说话，声音很大。吴学明听见他说：“我妹子命苦，嫁到这边来，没享过福。今天我们来给她撑撑场面。”吴学明在边上听着，没说话。他叫人去镇上又订了三桌，加菜加酒。晚上道士做法事，娘家人跪了一片，哭声很大。吴学明跪在前面，听着后面的哭声，心里酸了一下。

第二天又来了两车人。院子不够坐，他把邻居家的凳子都借来了。流水席从中午开到晚上，一拨人吃完换一拨。大舅坐在主桌上，举着杯子跟人说：“我妹子家条件一般，但待客不差。”吴学明在旁边给他倒酒，笑了一下。

那天晚上他翻礼簿。礼簿是堂弟吴学勇记的。村里随礼的不少，一百两百的，记了满满几页。他翻到后面，找杨家坳的人。只有四笔。他问吴学勇：“是不是漏了？”

吴学勇说：“没漏。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找你了。”

吴学明说：“找我了？”

吴学勇说：“他们说跟你说了，你同意的。”

吴学明想起来了。头一天大舅下车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说：“学明，人多，你别见怪。礼钱的事，我们回头一起算。”他当时忙着招呼，随口应了声好。他没多想。他以为“一起算”是客套，回头会给。现在看来，“一起算”就是不算了。

他坐在灵堂外面，手里攥着礼簿。堂屋里道士在念经，木鱼声笃笃笃。他看着母亲的遗像，黑白照片，母亲坐在堂屋门口，手放在膝盖上，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想跟母亲说句话，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两个姐姐走过来，坐在他旁边。大姐问他：“怎么了？”

他把礼簿递过去。大姐翻了翻，脸色变了。二姐接过去看，看完把礼簿合上，没说话。三个人坐了一会儿，大姐说：“算了，人都走了。”

吴学明说：“我不是心疼钱。”

大姐说：“那你心疼什么。”

吴学明说不上来。他心疼的不是那两千多块钱。他心疼的是母亲。母亲嫁过来七十多年，在杨家坳那边，就是一个“嫁出去的姑娘”。每年过年回去，舅舅们留他们吃饭，桌上摆的菜比他们家过年还丰盛。但母亲从来不多坐，吃了饭就收拾东西回来。她跟吴学明说过，你外婆不在了，娘家就是亲戚了。亲戚走动走动就行了。

吴学明那时候不懂。现在他有点懂了。

第三天出殡。早上五点起来，道士做完最后一场法事，抬棺上山。杨家坳的人走在队伍里，大舅拄着拐杖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大群。村里人在路边看，说老杨家人丁旺，来了这么多人。吴学明走在棺木后面，听着那些话，没吭声。他把母亲送上山，看着土一锹一锹盖上去。大舅站在坟前，鞠了三个躬，说：“妹子，你走好。以后我们常来看你。”吴学明站在旁边，心里堵得慌。

下山的时候，大舅走在他旁边。大舅说：“学明，你妈走了，以后杨家坳那边，你还是要常来走动。”

吴学明说：“好。”

大舅说：“你妈年轻时候吃过苦，我们那边也帮不上什么忙。现在日子好了，亲戚之间要多来往。”

吴学明说：“好。”

大舅说：“你妈在的时候，每年都回去。以后你也要回去。那是你妈的娘家，也是你的根。”

吴学明说：“好。”

大舅拍了拍他肩膀，没再说话。走到村口，三辆中巴车等着。杨家坳的人陆续上车，有人跟他招手，有人没回头。大舅最后一个上车，站在车门口跟他说：“学明，我们走了。你妈的后事办得好，我们放心了。”吴学明说好。中巴车发动了，开出去，扬起的灰尘落在他鞋面上。

他站在村口，看着三辆车拐过山坳，看不见了。他站了一会儿，回屋。院子里那几个妇女还在洗碗，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他走进堂屋，母亲的遗像还挂着，前面供着香，快烧完了。他拿了三支新香点上，插进香炉里。他站在遗像前，看着母亲的脸。照片是前年拍的，母亲坐在老屋门口，手放在膝盖上，背后是那棵老柿子树。母亲那时候八十六，头发全白了，背驼了，但眼睛还亮。摄影师让她笑一下，她没笑。吴学明问她为什么不笑，她说笑不出来。

他给母亲上了香，退出来。两个姐姐在收拾东西，把丧事剩下的烟酒归拢。大姐问他：“娘家的礼钱，要不要跟他们说一声。”

吴学明说：“说什么。”

大姐说：“说一下也好，让他们知道。”

吴学明说：“算了。说了就成仇了。”

二姐说：“那就不说。反正以后也少来往。”

吴学明没接话。他坐到院子里，掏出烟点了一根。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那堆花圈上，纸花被风吹得晃。他抽完一根，又点了一根。他想起母亲生前跟他说过一句话。有一年过年，他从县城回来，母亲坐在灶台前烧火。他跟母亲说，明年别回杨家坳了，路远，折腾。母亲没回头，往灶膛里添了把柴，说：“回去一趟少一趟。那边是我娘家，我不回去，以后你们就不认了。”

吴学明当时说：“认不认能咋样。”

母亲说：“不咋样。就是觉得，人活一辈子，总得有个地方是娘家。”

吴学明坐在院子里，想着母亲那句话。他把烟掐了，站起来。两个姐姐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问他中午吃什么。他说随便。大姐去厨房下面条，二姐去屋里叠衣服。他走到堂屋，又看了一眼母亲的遗像。他想起母亲嫁过来那年，十六岁，从杨家坳走到这边，走了大半天。那时候没有中巴车，没有水泥路。母亲一个人走过来，在吴家过了七十二年。七十二年里，她回去过多少次杨家坳，他不知道。但每次回去，她都带东西，腊肉、糍粑、自己做的布鞋。她没从杨家坳带回过什么东西。

他走到院子里，看着远处那条通往杨家坳的土路。路不宽，坑坑洼洼的，两边是山坡。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大姐端了面条出来，放在桌上。三个人坐着吃面，谁也没说话。面是清汤面，卧了鸡蛋，撒了葱花。吴学明吃了一口，烫了嘴。他放下筷子，等面凉。

他想起还要去镇上结账，道士的工钱还没给，租的桌椅碗筷要还。他算了一下，收的礼钱八千多，花了将近两万，缺口一万多。他跟两个姐姐说，大姐说她出五千，二姐说她出三千，剩下的他补。他没推。他想着等下个月发了工资，把账还上。

吃完面，他骑上电动车去了镇上。路过村口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那条土路。路还是那条路，空荡荡的，没有人。他拧了油门，往镇上去了。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松脂和泥土的味道。他想着明天去坟上看看，把坟头的土培一培。母亲刚走，坟不能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