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嘲笑撕毁毛主席文章，去世后毛主席亲自题碑文并照顾遗孀20年

1915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青年毛泽东的一篇作文被国文教员袁吉六当面撕掉。纸张落在桌旁，师生之间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严厉的师生争执，后来竟成为一段被毛泽东始终记在心里的往事。

袁吉六是湖南湘乡人，幼年家境贫寒。母亲早年离世，父亲靠卖豆腐维持生计，他很小便要帮忙做活。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私塾只读了几年，便因家中无力承担费用而中断。

后来，在父亲友人的帮助下，袁吉六重新回到书桌前。他起早贪黑研读经史，准备参加考试。赶考时没有盘缠，便向乡邻借粮，把粮食熬成锅巴带在路上充饥。考中秀才后，乡人便以“锅巴秀才”称呼他。

这个称呼背后，不只是贫寒经历，也见证了他的读书态度。袁吉六后来考中举人，却没有把做官当作唯一出路。他长期执教乡里，把传授知识视为立身之本。十多年间，经他教过的学生很多，其中不乏后来在湖南教育和政界有所作为的人。

1913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袁吉六受聘担任国文教员。同年，20岁的毛泽东考入该校。次年，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袁吉六继续给毛泽东所在的班级授课。

袁吉六讲学有一个特点，不轻易放过细节。他认为文章不能只求辞藻漂亮，更要有根基、有气势。那时的毛泽东十分推重梁启超，作文中明显带有梁启超的笔调。袁吉六却不以为然，认为学生不能一味模仿时文，应当从韩愈等古文大家那里学习文章的骨力。

有一次，毛泽东在作文题目下标注了写作日期，袁吉六认为这种写法不合规范，要求他重新誊写。毛泽东没有立即接受，袁吉六动了脾气，索性把稿纸撕掉。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师生二人都没有退让。

这位老师的严厉，有时甚至显得近乎苛刻。但毛泽东后来并没有因此疏远他，反而承认正是这些看似不近情面的批评，促使自己重新审视文章的结构、语言和气韵。袁吉六也逐渐发现，这个学生并非只会争辩，而是真肯动脑、肯下功夫。

课余时间，袁吉六常把毛泽东叫到住处，单独讲解读书方法，提醒他阅读经典时必须留下思考痕迹。毛泽东后来形成的“不动笔墨不读书”习惯，与早年受到的这类训练有直接关系。读书不再只是浏览，而是边读边记，反复推敲。

1915年，湖南第一师范发生驱逐校长张干的风潮。毛泽东参与起草相关文字，学校方面准备处分包括他在内的17名学生。袁吉六得知后，与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据理力争，反对草率开除学生，甚至递交辞呈表示抗议。

有人劝他不要卷入学生风波，他只回了一句：“学生有错，可以教育，不能只靠处分。”这场冲突中，袁吉六表现出的不只是护短，更是对教育原则的坚持。毛泽东能够继续留在学校，与多位教师的斡旋有很大关系。

1918年毛泽东离开湖南第一师范后，师生联系一度中断。袁吉六没有走上政治舞台，仍在教育界授课。1932年，他病逝于湖南。那时毛泽东正在革命道路上奔波，并不知道老师已经离世。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仍提到这位留着大胡子的国文教师。他说袁吉六曾嘲笑自己的文章像新闻记者的手笔，也不赞成他推崇梁启超；但正是这位老师的批评，使他后来仍能写出合乎要求的文言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得知恩师早已去世，便开始设法照料袁吉六的遗孀。1950年，师母被接到北京，毛泽东安排有关人员为她检查身体，还请人制作衣物鞋袜，并让熟悉湖南的朋友陪同她游览京津。

同年劳动节，师母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对于一位失去丈夫、生活并不宽裕的老人来说，这并非普通的礼遇，而是毛泽东以学生身份表达的敬意。师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临行前又得到生活用品和钱款接济。

1952年，罗元鲲写信请求毛泽东为袁吉六题写墓碑。毛泽东很快写下“袁吉六先生之墓”，并署名“毛泽东书”。罗元鲲考虑到碑刻格式，提出将署名位置调整。毛泽东听后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随后同意了这一安排。

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它不是对一位普通教师的泛泛纪念，而是对袁吉六多年教诲的明确认可。袁吉六曾经撕过他的文章，也曾当面否定他的写法，但在毛泽东心中，真正的师生情分恰恰经得住这样的冲撞。

1963年，袁吉六的遗孀住院，毛泽东委托周世钊前往探望，并送去营养费。此后，他每次回湖南，都会设法问候师母，不能亲自前往时，也会安排身边人员代为看望。这种照料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老人去世。

1964年底的一次家宴上，席间摆着湖南菜，周世钊提起当年袁吉六请学生吃饭的往事。毛泽东听后立即想起四十多年前的豆豉辣椒，也记得袁吉六讲课时的神态。众人谈到老师一生教书育人，郭沫若曾以“斯人育天下英才”相赞，后来这句话被刻在袁吉六墓旁，成为后人对这位教师最简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