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3月，天津塘沽港，几百名日本侨民登上一艘客轮。码头上的中国工作人员反复核对名单、发放衣物和生活用品，气氛并不像战败后的强制遣返，反而多了几分郑重。可就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带着中国军队颁发的纪念章，有人却背负着战俘和战争参与者的身份。
同样是离开中国，命运为什么截然不同？答案不在国籍，而在他们曾经站在哪一边，又以什么方式卷入了中国的战争。
日本投降后，绝大多数滞留中国的日本军人、家属和平民，在1946年至1948年间陆续回国。留下来的三万多人，成分十分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曾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主要是医生、护士、军工技术人员和航空教员。
东北战场初建时，部队缺医少药，许多连队连一名卫生员都没有。接收伪满时期的医院后，解放军发现，当地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和护士大多是日本人。罗荣桓在1946年9月9日发布有关指示，要求尊重、团结并妥善使用这些医务人员。
这些日本医生和护士并非只在后方坐诊。有的人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后来又到华中和华南，承担手术、救护和防疫任务。新井侃等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中国战友建立了长期联系。有人曾担心：“回国以后，我们还能平安生活吗？”中方给出的答复很明确：“你们为中国人民做过工作，回国是组织安排，不必担忧。”
日本技术人员的作用，也集中体现在军工生产上。大连建新公司成立后，炼钢、化工、机械加工等环节都离不开熟练人才。冶金博士福岛政治帮助解决炮弹用钢问题，技师荻原三平参与研制硬质合金工具，化学厂的日本人员则改进发射药配方。
那几年，解放区军工基础薄弱，炮弹质量时常不过关。吴屏周在一次试验中牺牲，吴运铎重伤，教训极其惨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中方没有因为对方是日本人就弃置不用，而是采取人格上尊重、技术上重用、生活上照顾的办法，把个人专长转化为生产能力。
到1948年底，大连建新公司已经形成较完整的炮弹生产体系，完成了二十万发炮弹的任务。炮弹经海运送往山东，再转运前线，支援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粟裕所说的“大连的大炮弹”，背后也有这些日本技术人员的劳作。
东北老航校更具代表性。日本航空人员林弥一郎等人参与筹建航校，带着中国学员学习飞行和维修。设备不足，机场屡次转移，教学只能边训练边摸索。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老航校培养的飞行、机务和通信人员，成为人民空军早期建设的重要骨干。
这类日本人离开中国时，待遇也经过细致安排。军队政治部门为他们补发部分工资，兑换资助金，购置便衣和生活用品，并收回军装及能够暴露军人身份的物品。许多人担心回国后遭受排斥，中方还特别进行说明，希望他们先谋求安定生活，不要贸然卷入复杂的政治活动。
另一批人的经历完全不同。他们原属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没有按照通常程序回国，而是被阎锡山留下，编入其部队，后来被称作“蚂蚁部队”。人数约两千六百人，主要担任炮手、机枪手、坦克手和军械维修等工作。
阎锡山看中的是这些人的作战经验，而部分日本军官担心回国后被追究责任，也愿意留在山西。普通士兵却未必清楚内情，许多人只是服从长官命令。名义上的“解除军籍”，掩盖了他们继续参加内战的事实。
1948年晋中战役中，奥村和一等人被解放军击败并俘虏。太原战役期间，澄田赉四郎还参与守城指挥。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这批日军残部成为俘虏。经过审查，罪行严重者被单独关押，其余人员被编入劳动队，先后在山西、河北等地劳动。
因此，1953年至1954年间他们回国时，身份并不是普通侨民，也不是受到表彰的中国军队工作人员。许多人既没有正式军籍，也不具备领取日本军人抚恤金的条件。有人回国后还因曾在中国生活，被日本当局怀疑和监视，生活长期陷入困顿。
中日双方通过红十字会协商后，1953年3月，日本方面派船到天津接运日侨。愿意回国者原则上都能获得方便，但不同人员的审查、安置和处理方式各有区别。曾为解放军工作的日本人，多数带着信任和纪念物离开；“蚂蚁部队”成员则是在长期审查和劳动之后，才获得回国机会。
这种差异延续了多年。后来，部分日本老战士通过联谊会与中国战友保持联系，曾经获得的奖章也在条件具备后重新补发。至于“蚂蚁部队”幸存者，他们直到晚年仍在追问：当年究竟是谁决定让他们留下，又是谁把他们从军人身份中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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