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吗？耿彦波直至退休，职级一直停留在正厅级，没有晋升副部级

先把事实摆出来。耿彦波，1958年11月生，山西和顺人，2013年2月从大同调任太原，任太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19年1月15日，太原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耿彦波辞去太原市市长职务，此时他已年满60岁。接任者李晓波，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2018年1月已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副部级。一个正厅级市长干了六年，然后退休。一个副部级来了，接了他的班。

这就是很多人翻完耿彦波履历后，会沉默的那几秒钟。

他干了什么？2008年到大同，提出“一轴双城”格局。御西整体保护古城，御东建设现代化新区，中间以御河为轴。古城保护工程总投资上百亿元，仅城墙修复一项就耗资10亿元，计划5年内完成四面城墙合龙。整个城建规划预计投入500亿元，其中政府自筹100亿，争取上级支持50亿，贷款100亿，剩下250亿靠经营城市来筹措。大同当时人口约300万，古城保护涉及的拆迁户数量，按照耿彦波自己的规划，是8万到10万户。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把一座城市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卷入了拆迁安置和城市更新。BBC中文网2018年的报道中，人口约300万的城市，有50万人需要被搬迁。过程充满争议，这话说得已经很克制了。真实的局面是，大同全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危房被推倒，棚户区被清空，城墙根下的老住户拎着行李搬进临时过渡房。有人拿到了不错的新房，有人觉得补偿太低不肯搬，有人被强拆之后在网上发帖控诉，有人跪在政府门口求一个说法。耿彦波自己说过一句话：“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这句话的背后，是无数个被“不等待”碾过去的普通人。

压力最大的是2011年。1月5日，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局长李永杰与耿彦波面对面约谈，就大同市土地违法严重问题进行督察。通报指出，大同市新增建设用地中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超过15%，月平均违法占用耕地在同类地区中排在前列。耿彦波当场做了深刻检讨，表示“未能切实做到守土有责，我深感愧疚”。这场约谈有媒体全程在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悉数列席。这是他從政以来第一次被全国范围的重量级问责，没有一点含糊的空间

六十天后，省级诫勉谈话又来了。两个月内两次高层问责，换一个脑子正常、以保仕途为第一要务的人，大概率会选择收手。放缓拆迁，减少工程，降低曝光，等风头过去，把烂摊子留给下一任。反正正厅级到龄退休，稳稳当当，不出事就是胜利。

耿彦波没有停

他没有辩解，没有推诿，没有把责任往下推。约谈会上说的那些话，他认了，整改也照做了，但大同的城建没有因此刹车。这不是一个“聪明人”的选择。聪明人知道，仕途是有限游戏，每走一步都要计算性价比。大同古城保护、云冈石窟景区改造、御东新区建设，哪一个项目都是吃钱的老虎，哪一个都可能引发上访、举报和问责。做十件事，被骂八件，剩下两件还得等十年才能看出成效。不做，就是零风险。做了，就是无尽的麻烦。

但他还是做了。从灵石县的王家大院，到榆次的常家庄园，到大同的古城，再到太原的旧城改造，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一个正在腐烂的历史遗产，抢救成可以被后人使用的城市资产。他主政灵石县时打造的“王家大院”，主政榆次时修复的“常家庄园”，后来都成了晋中旅游的重要支点。这个人骨子里是个文化情结极重的人，他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痴迷，他自己也承认。他在大同修了梁思成纪念馆，说“我们修建梁思成先生纪念馆，就是要做他的学生”。

大同的账，后来是怎么还的？大同市文旅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全市游客接待量从3187.62万人次增长到6229.89万人次，旅游收入从152.57亿元增长到613.46亿元，2023年和2024年旅游收入同比增幅分别达到104.02%和97.08%。2025年，全市8家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1.73万人次，门票收入74954.65万元。云冈石窟2025年接待游客528.1万人次，门票收入39361.28万元。大同作为山西旅游热点门户城市的地位，已经巩固下来了。

这些数字能不能完全归功于耿彦波？不能。他2013年离开大同，之后的十几年里，大同的历任班子继续投入、继续打磨，文旅市场的爆发也有大环境、有疫情后复苏等复杂因素。但有一个事实是没法否认的：如果没有2008年到2013年那五年的全城动工，没有那四面城墙合龙，没有云冈石窟从黑色袈裟到绿装的脱胎换骨，大同后来拿什么去接这波文旅热？你总得先有个东西给人看。

2013年2月7日，耿彦波调任太原的消息传开。大同市在云冈建国宾馆召开欢送会，多名官员当场落泪。宾馆外，上千市民自发送别，不少人用泪别的方式表达不舍，耿彦波自己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2月8日上午，市民在耿彦波修复完成的东城墙下发起签名留人活动。正月初三，市民再次来到东城墙广场联合签名。有人说这是做秀，是官方安排的。但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这些签名活动是市民在春节期间自发组织的，地点选在东城墙下，那是耿彦波在大同最标志性的作品面前。

体制内的评价体系有它自己的逻辑。职级、排名、有没有进班子、有没有解决副部级待遇，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杠杠。耿彦波在这套体系里的答卷确实不漂亮。正厅级干到退休，连个副部级都没混到，这在官场叙事里就是“没走上去”。但体制内评价体系衡量不了的东西，历史会衡量。一座城市的天际线变了，几十万人住上了新房，一个被法国专家称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的地方变成了游客排着队去打卡的古都。这些东西不会写进任职文件，但会长在大同的地面上。

很多人争论耿彦波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他留下的百亿债务该怎么办，他的强拆伤了多少人的心。这些问题都真实存在，也都不该被一笔带过。耿彦波在大同的五年，功过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他推倒了一部分人的房子，也推倒了一座城市的煤灰外壳。他让一些人失去了家园，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希望。这笔账，任何简单粗暴的算盘都算不清楚。

但他自己说过一句话，可能是理解这个人的钥匙。他引用清代政治家陈宏谋的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成败安之于数。”说自己好也不会太高兴，说自己不好也不会不高兴。经历过是非的人，最终会把一切归于平淡。

耿彦波的职级停留在正厅级，这确实是一个遗憾。但大同城墙的每一块青砖，云冈石窟前面那片被还原的绿意，御河两岸从“龙须沟”变成的生态廊道，这些不会因为一纸任职文件上的级别高低而改变。职级是给组织部门看的，城市是给所有人看的。谁走得更远，时间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