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上,北京人拉开窗帘,外面的天是土黄色的。那团黄雾几天前从蒙古国南部的戈壁起飞,越过边境,穿过华北平原,一直压到长江边上,连两广都没躲过去。后来有人去算起尘的来源,大头在边境那一头的蒙古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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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巴托人也在吃沙。
草原只活在歌里
数据更硬。有人把该国官方近年的口径整理过,草原里三成多属于严重退化,戈壁地区的土地大半已经重度或者极重度退化,变暖的速度跑在全球平均值前面。
我小时候也见过黄天。北方春天总有那么几天,我妈用湿毛巾把窗缝糊死,门缝里塞旧报纸,等风停了把报纸揭下来,两面都是土色,她把它揉成一团,扔进炉子里,火苗蹿了一下。
风来了。
牙口长在草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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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后蒙古换了制度,集体牧场的牲畜分到了各家各户,原先跟着集体走、按规矩轮牧的人家,如今各圈一块草场各放各的羊。国家不再统一调度草场,市场只认数量,牧民手里牲口越多,心里越踏实。国际市场上山羊绒的价格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只山羊的出栏收益抵得上好几只绵羊。绵羊吃草吃草尖,吃完了嘴巴一抬走人,草根还留在土里,来年照样发芽。山羊不一样,它跪在地上连刨带啃,草根带着土一起翻出来。山羊越养越多,草场上每一根草都要过一遍它们的牙。
地冻成铁的那个冬天
蒙古语里有个词叫dzud,白灾。前年入冬,雪把全国草场封了个严实,表层融了又冻,地面板结得像铁。牲畜的蹄子刨不开冰,秋天打的干草很快见了底,牧民开着摩托去几十公里外拉草,拉回来的那点不够一个棚圈吃三天。后杭爱省的牧民孟和巴特把三十七只死掉的羔子从棚圈里抱出来,靠着墙根码好,盖上一张旧毡子。等开春清点,全国死掉的牲畜过了七百万头,重灾的省死畜堆成了山,烧都烧不过来,草料不够的年份,柴火也一样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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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台边上扔着一辆自行车,两个脚蹬都没了,圈锈死,车座不知去向。
丢了牲口的人收拾起蒙古包往首都走。乌兰巴托城边的棚户区一圈一圈往外扩,每过一个冬天就厚一层,新来的人先搭毡包,再换成木板房,烟囱里烧的是原煤,烟和沙混在一起,压在城上空不散。城里没有草场,也没有活干,很多人就在市场边站着等零活,等一天,回去了,第二天再来。
策琪格把家里最后八十只山羊卖掉,带着全家搬进了乌兰巴托的棚户区。
没人放牧了。
种树,种树,然后
蒙古政府没干等着。议会里为草场法吵过好几轮,各省组织牧民围封草场、补播牧草,国家还搞了一场全国性的植树运动,名字起得很大,叫十亿棵树计划。2023年秋天,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在乌兰巴托挂牌,中国的工程师把梭梭种植和固沙的技术带了进去。今年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头一回放在乌兰巴托开,会场就设在沙源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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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要水。
蒙古的年降水量只有二百三十毫米上下,森林稀稀拉拉,水大半窝在北部山区,人和牲口和矿却挤在缺水的中部和南部。戈壁里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挖矿抽水按吨算。矿区的草是一种颜色,矿外的草是另一种颜色。
世界要便宜的羊绒。欧美专柜里挂出一条羊绒围巾的时候,标签上从来不会写这只山羊连根拔起了几丛草。沙尘过境的时候,也没人问它是从哪片过牧的草场上起的,还是从哪个矿坑里吹出来的。说句不好听的,全世界都在享受红利,沙子倒是一起分的。
蒙古包里,桌上一只磕掉瓷的搪瓷缸子,蓝边磨没了,壶在炉子上一直烧,奶茶表面结了皮。
明年春天风再起的时候,沙子往南走的路上,还能踩到几片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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