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行业迎来强监管，银行个人不良贷款将如何处置？

内容提要：

公安部门近期加强对债务催收行业的审查，多个非法催收团伙被端，催收进度明显放缓。与此同时，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规模持续攀升，折扣率屡创新低。银行坏账处置链条正面临回收效率与社会稳定的双重考验。

一、公安部门重拳出击，催收行业进入“最冷时刻”。

近期，公安部门和监管部门对债务催收行业的审查力度明显升级，这并非一次例行的行业整顿，而是一场针对非法催收黑灰产业链的系统性清理。

9月29日，公安部公布8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浙江嘉兴赵某等人网络“套路贷”及软暴力催收案尤为典型。几乎同一时间，湖南公安发起特大收网行动，千余名警力同步出击。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份、49个非法催收团伙被端，超720人落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打击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粗放型”的黑恶势力。以江西永修某涉案科技公司为例，警方现场查获大量伪造的限制子女就学失信文书、民事答辩状，刻意制造债务人心理恐慌，受害人数千人，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吉林通化某涉案公司甚至持有合法营业执照，对外注册为“商务服务公司”，主营业务公示为“信贷逾期提醒、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内部架构与常规写字楼企业无异，实则长期为网贷平台提供非法催收服务。这种“合法外衣+黑产内核”的模式，无疑加大了监管甄别的难度。

对银行和债务处置公司而言，最直接的冲击是催收产能的急剧收缩。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向彭博社透露，公司过去一个月裁掉近500名员工，目前仅剩约200人。催收本身是高度依赖人力的工作，催收员往往要花数周甚至数月寻找借款人并反复协商，每1000名借款人中，只要能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就足以达到公司的月度目标。如今人员流失叠加合规约束收紧，坏账回收进度被显著拖慢，贷款回收率同步下滑，投资者对收购不良贷款资产包的意愿也在降温。

二、批量转让撑起银行报表，但回收效率取决于经济底色。

催收端收紧的同时，银行处置个人坏账的另一条通道——批量转让——正在加速运转。

中国银行业近年来将信用卡欠款、消费贷等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以大幅折价方式批量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后者再与催收机构合作追讨。这一机制源自2021年启动的试点计划，目前已获监管延期至2026年底。彭博社汇总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相关平台挂牌出售的不良贷款资产包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逾2750亿元，部分资产包成交价仅相当于面值的5%至7%，个别甚至低至未偿本金的1%。

从市场格局看，一个显著变化正在发生：消费金融公司已超越银行，成为个人不良贷款的第一大供给方。2026年一季度，持牌消金公司单季未偿本金规模近210亿元，占市场五成以上，同比增速超过140%。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则在受让端全面扩容，从试点初期的少数头部机构试水，发展到省级平台基本全覆盖，一季度受让占比超过70%。

但规模扩张的背后，定价持续走低是不争的事实。银登中心数据显示，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平均折扣率已从试点初期的2至3折，降至2026年初的3.8%至4.2%，长账龄损失类资产甚至普遍在0.5%至2%之间，部分逾期5年以上的资产包低于1%仍少人问津。

业内人士指出，批量出售有助银行维持较低的账面不良贷款率，并把损失分摊到更长时期，减轻对金融体系的即时冲击。但实际回收效果最终取决于经济环境——如果经济持续复苏，还款率可能改善；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供应将继续增加，催收难度也会进一步上升。

更深层的压力来自债务端。研究机构龙洲经讯估计，截至2025年底，中国多达1亿人、约占成年人口十分之一，在至少2.2万亿元未偿债务上出现逾期。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不良贷款率今年6月已升至5.37%，高于2025年底的4.61%。当“很多人是真的完全没有还款能力，连维持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时，任何催收技术层面的优化，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回收率的走向。

三、在回收效率与社会稳定之间，需要制度性平衡。

催收收紧与坏账攀升之间的张力，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在银行坏账处置回收和催收行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第一，尽快建立全国性个人破产制度是基础性工程。

与美国不同，中国目前没有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资不抵债的借款人缺乏通过法律程序免除未偿债务的渠道，金融机构也缺乏应对大规模消费者违约信贷周期的制度化经验。

深圳自2021年实施《个人破产条例》以来，已出现全国首位走完个人破产清算程序的“破产人”，通过3至5年考察期后获得剩余债务免除。深圳还推出了全国首个个人破产信息核查机制，可实现对债务人200余项信息“一键核查”。但这些探索仍局限于一城一地，尚未形成全国性制度供给。

第二，在经济下行的特定周期中，可研究建立全国性的失信人负债利息免除和本金折扣豁免制度。

当前不良资产包以面值5%至7%甚至更低的价格成交，本身就说明市场对回收率的真实预期极低。与其让这些资产在AMC和催收机构手中以极低成本“倒手”，不如通过制度化渠道对确无还款能力的债务人给予一定程度的债务重组空间。

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中国免除了某些国家的借款利息甚至本金，对自己的国民，建立类似的制度化债务纾困机制，并非没有讨论空间。

第三，根本出路在于提升个人收入和社保水平，加快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型。

当1亿成年人陷入逾期、大量年轻人“连维持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时，坏账问题本质上不是金融技术问题，而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催收可以追回一部分欠款，但追不回一个缺乏还款能力的群体的消费信心。

批量出售不良贷款有助银行清理资产负债表，但坏账不会凭空消失。催收行业的规范化是必要的，但仅有规范化不够。在“不能野蛮催收”与“不能放任坏账”之间，需要一整套从个人破产到社会保障的制度桥梁。这座桥不建起来，银行报表上的数字可以暂时好看，但水面下的压力只会越积越深。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