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历：最“精准”的人才筛选，还是最偷懒的？

一位“双一流”高校硕士毕业生，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五轮面试，辞去原有工作准备入职，却在审批环节被HR告知：因“第一学历”为专科，不满足公司“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的硬性要求，录用取消。

五轮面试都没筛掉的人，一纸早年的专科文凭筛掉了。

这件事的荒诞之处不在于“标准严格”，而在于这个标准本身根本不存在于任何官方文件里。教育部多次明确表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一概念，学历认定通常以最高学历为准。换句话说，用人单位拿来卡人的这把尺子，是自己在空气中画出来的。

一个“伪概念”，如何变成了硬门槛

“第一学历”从官方话语中缺席，却在招聘实践中无处不在，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

前程无忧对1300位硕士及以上学历职场人的调研显示，7成受访者曾遇到“第一学历限制”。中国青年报社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更直接：64.9%的受访应届生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其中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排在所有歧视类型的第一位。

注意一个关键落差：学历越高，遭遇歧视的比例反而越低。专科生遇到就业歧视的比例是73.2%，硕士研究生降到50.3%，博士研究生只有28.6%。这说明什么？第一学历歧视本质上不是“能力筛选”，而是筛选成本的外部化。学历层级越低，用人单位越有理由用“出身”替代考察；学历层级越高，考察的必要性反而被承认了。歧视的分布曲线暴露的不是能力的分布，而是用人单位偷懒程度的分布。

院士的数据：第一学历与顶尖成就无关

如果说招聘市场上的歧视还可以用“信息不对称”来辩解，那么顶尖人才的成长轨迹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

有学者以2011至2023年间高校系统中的两院院士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第一学历背景与成长过程，结论是：第一学历对院士的成长周期没有显著影响；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是弥补第一学历不足的重要途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背景反而是成为院士的有利条件。

另一项基于某“双一流”高校10届博士毕业生数据的研究则从科研产出角度检验了“金本、银硕、铜博”的说法。结果很有意思：在博士在读期间中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与被引频次之和方面，“金本”最低、“铜博”最高。也就是说，如果第一学历真的是一张“能力标签”，它在预测科研表现时的准确率，可能还不如随机抽签。

当然，也有研究指出第一学历劣势确实会带来职业发展的初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努力进行弥补。问题在于：如果能力可以在后续教育中被证明和提升，那么用一个18岁时的结果来否定28岁时的积累，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真正的成本，从来不只是求职者的

“第一学历”门槛看上去是用人单位占便宜——省了筛选的功夫，还能拿“出身”解释用人决定。但账不能只算一面。

有学者对武汉七所重点高校的研究生做过调研：第一学历为211本科的硕士毕业生起薪比非211本科高出11.8%，而歧视性因素导致的起薪差异占比高达62.51%。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11.8%的差距里，超过六成不是来自能力差异，而是来自标签本身。用人单位为标签多付了钱，却没有为能力多付钱。

更隐蔽的代价在人才配置层面。当“第一学历”成为初筛的通行证，那些在第一学历上不占优势但实际能力更强的人被系统性排除，而占据优势的人未必是岗位最适合的人选。用人单位以为自己在做“高效筛选”，实际上在做“低效筛选”——用低成本的方式选出了低匹配度的人。

能力信号，需要比一张旧文凭更结实的载体

“第一学历”之所以有市场，深层原因不是用人单位真的相信它代表能力，而是缺乏替代性的、低成本的、可信的能力信号。简历上的项目经历可以包装，面试表现可以训练，推荐信可以注水——相比之下，一张高考录取通知书至少是“硬”的。

但“硬”不等于“真”。当一个信号的成本足够低、获取足够容易时，它的信息含量就会迅速衰减。第一学历信号的信息含量，正在被研究生扩招、跨专业考研、成人教育等渠道稀释。用人单位由看重最高学历转向看重第一学历，表面上是“信号回归”，实际上是对信号失效的应激反应。

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看学历”，而是除了学历之外，还能看什么。2026年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国聘行动”已经明确划定红线，严禁用人单位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招聘条件。政策方向是清晰的，但从“禁止写出来”到“不再这么想”，中间隔着的距离，比一条招聘公告的长度大得多。

能力从来不会在一张18岁的录取通知书上凝结成永恒的印记。它是一条持续流动的曲线，有起点，有拐点，也有很多人自己都没预料到的加速段。用第一学历定义一个人，本质上是在用曲线的第一个点去推断整条曲线的形状——数学上不成立，常识上也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