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独一无二的元帅体委主任，扬弃“东亚病夫”形象，毛主席高度评价作出重大贡献

1952年冬，重庆，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邓小平的电话。电话那头说：“贺老总，给你找了个好差使，愿不愿意出马？”贺龙问是什么事，得知中央准备成立全国体育领导机构，并希望由他负责后，爽快地回答：“既然主席同意，那我就干！”

这次任命并非临时起意。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基础十分薄弱，专业人才少，场馆更少，中央也没有统一管理体育工作的机构。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事业的国家布局由此加快。

贺龙适合这个岗位，关键不只是他有元帅身份，更在于他早已把体育看成军队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红军时期，他提倡“练好身子，战胜敌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设立体育股，组建篮球、排球等运动队，还举行大规模比赛。

1942年9月，延安“九一”运动会举行，党政军民一千三百多名运动员参加。贺龙带领的第一二〇师篮球队表现突出。毛泽东接见队员时指出，革命队伍的体育工作，是为了增强体质、服务战争和生产，不是少数人的消遣。这番话，也说明了新中国体育的出发点。

1952年11月15日，政务院讨论增设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11月20日，任命正式公布，贺龙成为首任主任。1954年政务院改称国务院后，该机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1955年授衔时，贺龙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体委主任，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独特的“元帅体委主任”。

上任后的难题很具体：机构没有办公地点，干部也不够。体委核定编制二百三十九人，可最初只有从团中央调来的十几名干部。贺龙便四处协调，把部队和地方熟悉体育工作的人员吸收到体委。面对胡耀邦，他直截了当地说：“体委刚成立，需要加强，调些干部过来吧。”事情就这样办了起来。

办公地点同样费周折。北京市先后解决了东长安街、未英胡同和王府井八面槽等处的房屋，体委机关才逐渐成形。贺龙不讲排场，却很清楚，没有稳定机构、训练体系和专业干部，体育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场馆建设是另一道硬关。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连一座像样的综合体育馆都没有。有人担心财政压力，贺龙便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毛泽东回答：“搞体育，不搞运动场所怎么能行？”北京体育馆于1955年动工，后来形成包括比赛馆、游泳馆、篮球馆在内的体育设施群，训练和比赛终于有了固定阵地。

贺龙并不满足于建馆。他推动组建国家足球、篮球、乒乓球、田径、体操和游泳等队伍，又创办中央体育学院，培养教练员、教师和管理干部。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开学。条件很简陋，师生甚至利用看台下空间住宿，但这所学校填补了新中国体育高等教育的空白。

他还把目光放到普通群众身上。产业体育协会、农村体育组织和业余训练逐步建立，体育不再只是运动员的事情。贺龙常说，专业队要争成绩，群众体育要打基础，两者不能割裂。1958年创刊的《体育报》，也承担起传播训练经验、报道群众活动和鼓舞队伍士气的作用。

贺龙最看重的，是中国运动员能否真正走向世界。他提出“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并概括出“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原则。1956年6月7日，陈镜开在上海以挺举一百三十三公斤创造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1959年4月5日，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夺得男子单打冠军，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二十九个代表团、一万多名运动员参赛。贺龙腿部有伤仍到场主持工作。毛泽东见到他时笑着说：“贺胡子还是老当益壮。”这届运动会持续二十一天，成为新中国体育建设的一次集中检阅。

从1952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运动员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多个项目取得世界冠军，体育机构、学校、场馆和群众组织也逐步建立。毛泽东曾评价贺龙：“为我们作出了一个大贡献。”1974年9月29日，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1982年10月，又作出彻底平反决定。贺龙在体育岗位上的十四年，留下的不只是奖牌和纪录，还有一整套从基层培养人才、以群众夯实基础、向世界水平迈进的制度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