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公元1630年,北京西市。
刑场四周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连附近的屋顶上都站着看热闹的。
刑台上绑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要受的,是大明最残酷的刑罚——凌迟。
刽子手一刀一刀地割。每割下一块肉,台下就有人往前挤。
明末文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里记下了这一幕:百姓“争啖其肉”。清初的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写得更细:有人花钱向刽子手买一小块肉,就着烧酒生吞下去,一边嚼,一边往地上啐着骂。
这个被千刀万剐、被自己人一口一口吃掉的人,叫袁崇焕。
他是大明的蓟辽督师,是那个在宁远城头用大炮挡住努尔哈赤的人。
就在不到一年前,后金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是他带着九千骑兵昼夜狂奔、抢在敌人前面赶到城外,在广渠门下血战一场。
他救的,正是这座城。
吃他肉的,也正是这座城里的人。
《明史》在他的传记末尾写了一句:袁崇焕没有儿子,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天下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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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民族英雄的人,为什么在他死的那一天,整座北京城都恨他入骨?
一、“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中进士。
就在同一年,大明在辽东吃了一场惨败:萨尔浒之战,十多万明军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从此,辽东成了大明最大的伤口。
袁崇焕中进士后,被派到福建邵武当知县。一个南方的县官,按理说离辽东十万八千里。可他偏偏喜欢找退伍的老兵聊天,打听辽东的山川地形、兵马虚实,自认为是块守边的料。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辽东重镇广宁失守,明军溃退入关,朝廷上下人人“谈辽色变”。
这时袁崇焕刚调进京城,在兵部做个小官。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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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一个人骑着马,出了山海关,去前线实地察看形势。
回来以后,他对朝廷说了一句话:
“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这里。
这句话,豪气冲天。但请记住它的语气——这是一个说话从来不给自己留余地的人。
二、宁远:一座孤城,挡住了努尔哈赤
天启六年正月,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渡过辽河,向西扑来。
当时的辽东经略高第,是个胆小的人。他下令关外所有的兵马百姓全部撤回山海关内。
袁崇焕不撤。
他当时是宁前道,驻守宁远。他说:我是宁前道的官,就死在这里,绝不走。
于是,宁远成了一座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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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刺破手指,写了血书,和将士们立誓死守。他把城外的百姓全部迁进城里,烧掉城外的房屋,不给敌人留一点可以利用的东西。然后,他把西洋运来的红夷大炮架上了城头。
后金军连攻两天,攻不下来,只得撤退。
这是努尔哈赤起兵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在一座城下碰得头破血流。清朝自己的官修史书《清太祖实录》里,记下了这位开国之君的挫败:他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唯独宁远一城没有打下来,只能满怀愤恨地回去。
同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民间传说他是在宁远被炮火所伤,不过史学界对此多有存疑。
但无论如何,“宁远大捷”让袁崇焕一战成名。
只是,当时的朝廷由魏忠贤把持。第二年,袁崇焕又打赢了宁锦之战,功劳却被魏忠贤的人分走,自己反被弹劾,只好辞官回乡。
他在老家没待多久。因为很快,一个新皇帝登基了。
三、“五年复辽”:一句话的重量
这个新皇帝,就是崇祯。
他十七岁即位,一上台就干净利落地铲除了魏忠贤。年轻、勤奋、急切,一心想做中兴之主。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问他平定辽东的方略。
袁崇焕说: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大喜。
召对中间休息时,给事中许誉卿悄悄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你真有把握?
袁崇焕回答:“聊慰上意耳。”——说说而已,让皇上宽宽心。
许誉卿吓了一跳,说:皇上这么英明,哪能随口应付?将来到了期限,皇上按期问你要结果,你怎么办?
据《明史》记载,袁崇焕听了,怅然若失。
他意识到自己说大了。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于是回到殿上,他开始提条件:户部的钱粮、工部的器械、吏部的用人、兵部的调兵,都要全力配合;而且朝中那些动不动就上书弹劾的言官,不能掣肘他。
崇祯全都答应了,还赐给他尚方宝剑。
这一幕,是整个悲剧的起点。
一个急于求成的皇帝,遇上了一个说话不留余地的将军。一个要的是结果,一个给出了承诺。两个人都很真诚,也都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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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史家说崇祯“刚愎多疑”,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杀了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对这样一个皇帝许下“五年”的期限,等于在自己脖子上挂了一个倒计时。
四、双岛斩帅
袁崇焕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朝廷。
在辽东半岛外的海上,有一座皮岛,驻扎着一支明军,主将叫毛文龙。他在后金的背后建立基地,时不时骚扰一下,让皇太极不敢倾巢而出。
但毛文龙也有一身毛病:虚报兵额,冒领粮饷,不受节制,在岛上几乎是个土皇帝。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以检阅军队为名登上双岛,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大罪,然后请出尚方宝剑,将他当场斩首。
消息传到北京,《明史》说崇祯听了“意殊骇”——大吃一惊。
可人已经死了,自己又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只好下旨褒奖。
表面上,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毛文龙死后,皮岛的军心散了。他的旧部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几年后先后投降了后金,成了清朝的开国功臣。
而在崇祯心里,这一剑,被记下了。
一个手握尚方剑的边帅,可以不经请示,就杀掉朝廷的一品大将。今天他能杀毛文龙,明天呢?
五、广渠门外
崇祯二年十月,公元1629年,距离“五年复辽”的承诺,才过去一年多。
皇太极没有去碰袁崇焕重兵把守的宁远、锦州。他带着大军绕了一个大圈,经过蒙古,从长城的喜峰口一带破关而入,攻下遵化,直扑北京。
史称“己巳之变”。
这是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京城第一次被关外敌军兵临城下。
袁崇焕接到消息,带着九千骑兵,一路狂奔入援。他们抢在后金大军前面赶到北京,在广渠门外和敌人展开血战。据他的部下程本直记载,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袁崇焕身上的甲胄被射得像刺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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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军被击退了。
可是,北京城里的人看到的,是另一幅画面。
他们站在城墙上,看到的是城外的火光,是被焚烧的村庄,是被抢掠一空的庄园。他们听到的,是城里越传越凶的流言:
后金的兵,是袁崇焕放进来的。
他跟皇太极早有勾结,是要引敌入关、逼朝廷议和。
这些流言并非全无“依据”:袁崇焕此前确实和皇太极有过书信往来,商议过和谈;敌人偏偏是从蓟镇一带破的关,而袁崇焕的头衔,正是“督师蓟辽”;他又刚刚杀了毛文龙。
一件一件单独看,都说得通;连在一起看,就像一张网。
更要命的是,那些在城外有庄园、有田产的权贵,眼看着家业被烧,一肚子火没处发,都把账算到了这位“按兵不动”的督师头上。
袁崇焕的士兵连日苦战,请求入城休整,崇祯不许。九千人马,就在北京城外的寒冬里露宿。
城里城外,隔着一道城墙,已经是两个世界了。
六、一个太监的“偷听”
就在这时,城外发生了一件小事。
后金军在京郊俘虏了几个明朝的太监,其中一个姓杨。
一天夜里,杨太监躺在营帐里,听见隔壁有两个后金将领在低声说话,大意是:今天大汗单骑去见了袁督师,两人密谈了很久,事情很快就能成了。
第二天,看守忽然“疏忽”了。杨太监趁机逃回北京,把听到的一切报告给了崇祯。
这就是著名的“反间计”。它记载在清朝的《清太宗实录》里,后来被《明史》采用:皇太极故意让两个将领说给俘虏听,再故意放他回去。
十二月初一,崇祯以商议军饷为名,召袁崇焕进城。
袁崇焕来了。
在平台,就是一年多前他许下“五年复辽”的地方,崇祯当面质问他为什么杀毛文龙、为什么敌军入关、为什么逗留不战。
然后,下令将他拿下,送进锦衣卫大狱。
同在城下的辽东总兵祖大寿,眼睁睁看着主帅被抓,惊惧之下,带着辽东兵马掉头就往山海关走。敌军还在城外,援军却跑了。
最后,是狱中的袁崇焕亲笔写信,才把祖大寿劝了回来。
一个“通敌”的人,在狱里写信召回了抵抗敌人的大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那个罪名最大的讽刺。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反间计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学界一直有争论。不少学者认为,它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崇祯的猜疑,早就从“五年复辽”的轻诺、双岛擅杀、私下议和,一路积累了起来;朝中也有人趁机落井下石,恨不得他快点死。
杨太监听到的那几句话,只是恰好说出了皇帝心里早就在想的事。
七、西市
袁崇焕在狱里关了八个多月。
崇祯三年八月,判决下来了。罪名很长:辜负托付、欺君隐瞒、私自议和、擅杀大帅、纵敌不战……
凌迟处死。家属流放三千里,家产抄没。
抄家的人进门一看,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他的部下程本直不肯独活,上书请求和督师一起去死。他在自己的文章里给袁崇焕下过一个评语:
“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
全天下都是聪明人,只有袁公是个大傻子。只知道打仗守城,不知道替自己打算。据记载,程本直后来也被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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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袁崇焕临刑前留下一首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这首诗是不是他本人所作,已经很难考证,但它流传了几百年。
然后,就是开头那一幕。
刀一刀一刀落下,百姓一拥而上,买肉,生吃,骂。
行刑结束后,袁崇焕的首级被悬挂示众。据说,有一位姓佘的旧部,趁夜把首级偷了下来,悄悄葬在自家后院,临终前嘱咐子孙:世世代代守着这座坟,不许回南方老家。
这个说法带有传说色彩,但佘家守墓的故事,确实在北京流传了三百多年。今天,袁崇焕墓就在北京广渠门内——离他当年血战的地方,不远。
八、北京百姓为什么恨他?
今天回头看,那些争着吃袁崇焕肉的人,并不是天生的恶人。
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刚刚经历了一场被围城的恐惧,家园被烧,亲人被掳,憋了一肚子的愤怒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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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们的恨,至少有三层来源。
第一,他们只看得到自己看到的。城墙上的人,看不到广渠门外的血战,只看得到城外的火光;听不到战场上的喊杀,只听得到城里的流言。最后,朝廷的一纸判决,给这些流言盖了章。对普通百姓来说,皇帝说他是汉奸,那他就是汉奸。
第二,恐惧需要一个出口。皇太极远在城外,看不见也摸不着;可袁崇焕就绑在刑台上,近在眼前。人在极度恐惧之后,往往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来承接所有的愤怒。一个“叛徒”,比一个强大的敌人更好恨,因为恨他不需要任何勇气。
第三,所有人都需要一个答案。皇帝需要一个人来解释:为什么我这样勤政,敌人还是打到了家门口?朝臣需要一个人来担责:为什么防线形同虚设?百姓需要一个人来发泄: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的苦?
袁崇焕一个人,同时满足了所有人的需要。
所以,他必须死,而且必须死得足够惨。
当然,袁崇焕本人也不是完人。他轻许“五年复辽”,是对君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他擅杀毛文龙,确实打乱了辽东的布局;他性格刚烈、说话不留余地,在官场上树敌无数。张岱在记下百姓食肉的同时,对他也多有批评。
但这些,都是一个将领的错误,而不是一个叛徒的罪行。
结语
《明史》说,自从袁崇焕死后,辽东的边事再也无人可用,大明灭亡的征兆就此注定。
后来的事,几乎一件件应验了。
那个被袁崇焕从狱中召回的祖大寿,十二年后在锦州城破后投降了清朝。
祖大寿的外甥,叫吴三桂。
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在煤山的一棵树上自缢,死前在衣襟上留下遗书,里面还在说:都是诸臣误了我。
几十天后,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清军入关。
回过头看,霍光没看懂马车上那个少年,张居正没看懂那个被他厉声喝止的学生。
而袁崇焕,他看懂了辽东的每一座城、每一条路、每一门炮。
他唯独没有看懂的,是北京城里的人心。
那天在西市,那些嚼着他的肉、骂着“汉奸”的百姓不会知道,他们咽下去的,是替他们守城的人。
你觉得袁崇焕的死,主要是崇祯的问题、反间计的问题,还是他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是那天站在西市的北京百姓,你能分辨真相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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