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才一个月，我国为何主动提出释放越军战俘？

河内。中越两国的“外交论战”正在进行。

中国代表团团长韩念龙提出了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的八项原则性建议。越南代表团团长潘贤却极力反对韩团长“对他们的挑战”。

两军对垒，不进则退，互不相让。双方的谈判进入了白热化程度。

从四月十五日到五月四日，会议进行了三次，却毫无进展。这时，韩团长主动提出一项建议：“中越双方共同达成协议，尽早遣返中越边境冲突中双方全部被俘人员。有关事宜由两国红十字会具体商谈和办理。”

遗憾的是，这一建设性意见却没有被潘贤采纳。

头天，他对韩念龙讲，这是中国政府在利用俘虏“小题大做”，不涉及两国关系等原则问题。第二天，他又忽然让中国代表团向他们提供交换俘虏的名单，接着，他们又举行记者招待会逼着中国代表交出名册。

耍点花招，弄点小动作，在这样的谈判中不算稀奇。

就在这时，那象征着和平与友谊的国际红十字会和外国记者却在双方的俘虏营进行探视和访问。他们对俘虏的生活、身体尤为关心。他们要按照日内瓦公约精神，毫不拖延地协助双方释放和遣返双方全部被俘人员，使他们能早日同家人团聚。

中国境内，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住进了俘虏营。他们急切地盼望着中越谈判达成协议。越南战俘营，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却被拒之门外。越方拒绝向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提供任何资料。

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个星期，这时，中国政府见越南拒不表态，便采取了又一个“富有诚意的行动”。五月十二日，中国首都各大报纸同时在显要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新华社授权声明”。那粗壮的黑体字写着这样几句话：我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使俘虏人员早日同家人团聚，准备随时释放遣返全部被俘得越南武装人员，并决定于近期内首先释放一批。

这一消息就像一颗炸弹，在国际上炸响了、在越南俘虏中炸响了、自然，也在国内炸响了。在首都新闻中心，数百名新闻记者围着一名中国外交官问长问短。

由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在这里紧张的进行着。

仲曦东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向中外记者们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于五月十九日首先单方面释放遣返一批被俘的越南武装人员。” 接着，他详细讲解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为了使双方被俘人员能早日同家人团聚，中国政府准备随时遣返全部被俘的越南武装人员，同时要求越南方面释放全部被俘的中国人员。中国红十字会将建议越南红十字会派出代表在五月十九日到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接收中国释放的越南被俘武装人员，并商谈遣返双方全部被俘人员问题。中国方面原打算第一批多释放一些越南被俘人员，但是，由于交通关系，第一批将首先在广西释放一百多名。” 这时，一名风趣的西方记者向仲副外长提问：“你们打不打算留点俘虏做个纪念？” 仲副外长风趣地答道：“我们一个不留。这样的纪念品送给你，你会要吗？” 全场一阵哄笑，会场的气氛缓和了许多。

最后，仲曦东告诉大家：“在中越两国谈判中，中国政府代表团一再建议中越双方达成双方俘虏返遣的协议，随后交由两国红十字会具体商谈和办理遣返被俘人员的有关事宜。但是，越南方面对中国方面的建议却置之不理。我们希望越南方面能积极响应中国的这一主动行动，尽快释放遣返中国被俘人员，并对中国红十字会提出的建议作出答复。” 几乎就在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向越南红十字会发去了电报。

电文写道：

河内，越南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办理遣返双方被俘人员事宜。现在，中国政府已决定于五月十九日首先释放遣返一批被俘的越南武装人员中的伤、病员。中国红十字会建议越南红十字会派出代表，佩戴红十字标志，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十时（北京时间）到达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会晤，接收获释的被俘越南武装人员，并商谈遣返双方全部被俘人员问题。中国红十字会期待着越南红十字会的答复。

中国红十字会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于北京

谈判桌下的行动很快反映到了谈判桌上。

五月十三日，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潘贤宣读了一份声明，表示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由两国红十字会具体商谈和办理遗返双方被俘人员的有关事宜的建议。同时，他们还同意交出一批中国俘虏，地点在友谊关口岸。由于“技术理由”，越方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晤时间改在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这一协议总算达成了。

五月十七日，中国红十字会再次致电越南红十字会，告诉对方，同意按他们提出的时间和地点交接会晤，并向他们宣布，中国方面五月二十一日释放的越方被俘武装人员伤病员为一百二十名，其中有十八名重伤员不能自已行走，请他们派担架和救护车来接人。电报还说，中国红十字会已邀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代表到现场观看交接过程。至此，中越两国被俘人员遣返前的各项程序基本完成。

中国境内

红十字会代表团正在赶印《交接越方被俘人员名册》和《俘虏残废证明书》。他们知道，在交接过程中，一项手续不清楚，就会成为对方拒收的理由。

野战医院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欢送会正在热热闹闹地举行，那是为即将回国的越南俘虏们开的。

柳州铁路局把一节专列擦得又亮又光。虽然他们不知道这节专列是运送越南战俘的，军事列车一般不让铁路人员知道去向，这是机密，可他们仍然象运送中国士兵出征时一样精心准备。明天，他们要把这一百二十名首先释放的越南被俘人员从收容所的医院运载到凭祥市隘口车站，然后由十多辆救护车和客车运至友谊关零公里处。

凭祥 友谊关

友谊关边防部队更是繁忙。他们首先要在零公里我方一侧公路地段排除地雷，以保证遣返人员和红十字会代表在我方一侧的安全。埋雷时，士兵们干得很卖劲，因为那是为了防止越军特工人员偷袭而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现在去排除这些由自己埋下的地雷，心里不怎么好受。可为了交换俘虏，他们不能不这样做。

其次，他们要布置各种警戒，确保遗返人员和红十字会的绝对安全…… 总之，一切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越南境内

外交上，他们没有占据主动地位，越南代表团团长潘贤没想到中国会来这么一手：释放俘虏。

当中国外交部、红十字会的一系列“声明”、“通告”出台之后，越南才感到他们慢了一拍。一切都在慌乱、仓促中进行。A、B、C三座中国被俘人员看守所内，一排排中国俘虏列队点名。凡是点了名的人就算是运气好的，他们将被首批释放回国。然而，没排上号的就只有“耐心等待”了。

“大篷车”来了。伤兵们不停地往上爬，想到快要和家人团聚了，快要离开那块既陌生又熟悉的“竹楼”，他们的心情异常复杂。汽车开动了，还有一名中国被俘士兵没上车。他边跑边喊，总算喊住了车。另一名士兵的日用生活品也忘拿了，后来他说，是故意不拿的，那东西他家里都有。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像老牛一样。士兵们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他们急得不行，恨不得汽车变成飞机。突然，有一个人哼起了《我是一个兵》这首唱红中国军营几十年的曲子。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跟着唱了起来，没有人指挥，没有人组织，那声音震得山石欲裂。

车上的越军也不再阻拦。要是平常在看守所，这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或许他们想到中国士兵们就要交换回国了，不如做个“人情”，兴许什么时候还会见面呢。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十一时二十一分。

友谊关，第一批战俘交换。

一百二十名越南武装人员和四十三名中国士兵相向走来。他们走到了友谊关至同登公路零公里处。数十名新闻记者在拍照、摄像、采访。两边的武装人员占据各自的制高点，架着机枪、大炮，虎视眈眈。

应中国政府邀请的国际红十字会委派的代表多米尼克·保海尔，就像一个公正的法官，站在交接中心，观看着双方的全部交接过程。交接仪式很简单，双方红十字会代表按照预定的程序，交换了释放人员的“花名册”，并逐人进行清点，直到双方感到“帐”“人”相符之后，交接手续就算办完了。

等待遣返的越方被俘人员

一位新华社记者这样描述了那次交接的全过程：

清晨，当载运一百二十名被俘越南人员的专列徐徐驶进广西凭祥市隘口火车站时，他们的眼睛闪出了兴奋的光芒。这批被中国释放的越南武装人员在战场上负伤以后被遗弃在阵地上、岩洞里，有的伤病员躲在岩洞里几天几夜，伤口已经化脓感染。他们被俘之后，得到了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重伤员转危为安，轻伤员恢复了健康。来到交换地点后，医护人员还最后一次替伤员换药、包扎。一些越南伤病员怀着惜别的心情，和曾经同他们几个月来朝夕相处、在生活上对他们悉心照顾的医务人员话别。

一名越军伤俘轻声地用中、越文交替地唱着《越南——中国》。有的越南伤俘亲切地把中国医务人员黄玲称作姐姐。从火车上下来，他们分乘十一辆救护车和十辆大轿车驶向友谊关。工作人员用担架把重伤俘从救护车上平稳地抬到零公里处，大部分轻伤俘由我方工作人员和医生提着行李，搀扶着走到不远的零公里处。伤俘紧握工作人员的手，含着泪说：“叔叔，谢谢你们！”“姐姐，再见了！”他们将一束亲手编织的彩色纸花送给我医务人员。

越方被遣返人员与我方医务人员握手话别

但是，当他们越过零公里处越南一侧时，气氛就完全变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越南公安人员粗暴地把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的行李取下来，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鞋子脱下来，扔在零公里处。这些被服用具，不仅有他们被俘后中国边防部队发给的，而且还有他们被俘时的私人物品。越南公安人员甚至把一些伤俘的拐杖强行夺下扔掉，做法很不人道。

此后，中越双方又进行了四次交换

五月二十八日，第二次交换。

中方释放越方被俘人员一百一十八名，越方交还中方被俘人员二十名。

六月五日，第三批交换。

中方释放越南战俘四百八十七名，越方释放中国被俘人员五十五名。

六月十三日，第四批交换。

中方释放越南战俘五百五十七名，越方释放中国被俘人员六十五名。

越方被遣返人员与我方士兵握手话别

六月二十二日，第五批交换。

中方将最后三百五十五名越南被俘人员释放，越方释放中国被俘人员五十五名。

这是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双方俘虏交换。

本次交换中，一名越军被俘人员拒绝遣返回国，并主动向中外记者和双方交接官员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声明说：“我拒绝遗返！要求留在中国，因为我回去以后安全无保障，人权无保障。我留在中国是暂时的，待越南的政策变好了，我还要回越南。”中方决定尊重许开良本人的意愿，表示愿意向中国有关部门转达许开良的请求。他被暂时留到了中国。

但此举却激怒了越南人，他们说，这是中国“事先策划的丑剧”。随即，中国代表要请对方直接与拒绝遣返人员（许开良）本人直接对话，但众目睽睽之下，越南人拒绝了。

不仅如此，越南人还突然抛出一份声明，说：中国俘虏刘玉不愿遣返，并由越方人员代读了一项“声明”。为此，中方要求被俘人员刘玉本人宣读声明并出来对话，也遭到了越方的拒绝。为此，中国代表团对越方无理扣留中方被俘人员的行为提出了抗议。

但抗议并没有奏效，人还是没交。

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二日，中越双方战俘交换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一个月的日子里，两国红十字会在不停地奔忙。双方经过五次交接之后，全部俘虏人员遣返交换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

五次交换，中国交给越南一千六百三十六名被俘越南武装人员，越南交给中国二百三十八名被俘中国官兵。

六点九比一。

俘虏交换完毕后，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同越南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了总结性会谈。

至此，中越双方战俘交换工作告一段落。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