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历史是奔流不息的”

王家范

（1938.9.22-2020.7.7）

“历史是奔流不息的”

王家范

我读了上一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很喜欢陈绛老师的写作风格。所有人都处于历史之中，人人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写下的虽然是个人的见闻与琐事，但读者或许还能从中看到一些包含在大历史之中的淡淡侧影，体味一下平民子弟如何亲历历史，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与大家名门不完全相同的历史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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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农历闰七月，我出生于江苏昆山的一个水乡小镇，原名陈墓，今易名锦溪。小镇在昆山县境西南角，贴近青浦朱家角镇、吴江同里镇，进苏州“府城”、昆山县城路途反而远，过去全靠人货两载的传统木航船，需要在船上过夜。后来有了烧柴油、蒸汽发动的小火轮，也得要四个多小时。小镇四面环水，湖河港汊纵横相通，水道密如蛛网，碧波粼粼，草木蓊郁，绿荫深处有人家。安全宁静是小镇的最大特点和好处。

这里位于江浙水道要害，从北宋起就有巡检司设立于镇西头，类似于今天的水上派出所，主要职责是检查过往船只货物、征收商税、缉防盗匪，逐渐有人到此开设商铺、饭店与客栈，人口集聚，形成市面（正式称“镇”，有说早自南宋的，我以为恐怕要到明代前期，康熙乾隆年间编有《陈墓镇志》，始出现较详细的历史记载）。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因抗清罹难非浅，苏州、昆山、太仓不少士人都从水路避难到镇上，吴梅村有诗与序记述此事。太平军占领苏州，镇上有一地痞自立政权，借机敲诈勒索，但未见有太平军到达镇上的记载，倒是有一些往来水上的湖匪，经常冒充太平军打劫村庄。1937年9月昆山沦陷，日本占领军驻扎在县城，后来每逢其下乡“扫荡”，汽艇的“扑扑”声从北郊湖面传来，全镇人都得躲避到安全处所，不能上街。我家大舅担心孩子情况，刚跑到街上就让鬼子抓去，被无辜地枪杀于五保湖上，遗下二子一女，舅母只得改嫁他人。

大概从抗战胜利之后，镇上开始派驻有一连士兵，还是以防盗匪为主，与警察职能无异。国民党末代正、副连长是山东人，弟兄俩，老大粗犷，屈居副职；老二任正职，粗通文字，比较精明。他们很快适应了小镇的生活节奏与民风习俗，待人也还和善，身上较少兵痞习气。家庭经济最困难时，母亲在连长老二家当阿姨，烧饭打扫洗衣，还很好地发挥了手工缝衣的女红本事，得到主人的赏识。我们兄妹几个都吃在连长家里，每至夜深人静方归北栅老宅。女主人不育，无子女，很喜欢小孩。我因为在小学功课好，特别受到她的爱宠，有好吃的东西，她总不忘记给我。1949年7月，风声日紧，他们逃逸得无影无迹，从此不知去向。这段经历，我曾经在1959年批判个人主义、“向党交心”时主动做过深刻检讨（组织上不可能知道），认为这份感恩记忆是错误的、严重的“敌我不分”。

与一些知名江南市镇相比，这个小镇并不很起眼，人口不过五六千。受苏州文化熏陶，重视教育的程度却不比其他地方差。1905年即有公立两等小学堂，民国后变为公立小学，上下塘各有一所。抗战胜利后，1946年由地方士绅创办槃亭私立初级中学，直至1956年才转为公立。中学校区由古莲禅寺“灵官殿”旧址改造而成。全校教员十来人，都为地主子弟在外就读后回乡任教，兼管祖上租业，也有家属经营工商的。他们毕竟在外受过中西教育，身上兼有江南士绅与新派知识分子的双重气派，优雅大度；又因家境优裕，不愁衣食，故不太计较酬劳，以教书育人为乐，受到全镇人的敬重。土改时，他们都得以以“开明地主”身份获得豁免优待，未曾挨过批斗，祖上田业被没收，其他财产则保全无恙。

1951年暑期小学毕业，我当时听了新从昆山城里来此任教的王仁璋老师怂恿，以为学业优秀的人应该投考江苏省立昆山中学，便自作主张，第一次乘小火轮进县城赶考。虽然是考中了，可家境窘迫，负担不起学费与伙食费，只得在槃亭中学招生考期已过的情况下，由母亲求情于校长邹毅。邹校长不仅开了个别补考的特例，且一口允诺学费全免。这就是乡情的优越性。全镇人经济或贫或富的境况，大家了然于胸，不用办繁复的审批手续，校长金口一开，事情就成了。

至今记忆依然非常清晰的是，几天后，我由母亲带领走进中学校门，眼前即是可容四个学生手臂环抱的古银杏树，高大雄伟，树叶茂密（可惜“全民大炼钢铁”时被砍掉用作燃料）。正对面是由“大雄宝殿”改造的大礼堂，粗大的数根圆形立柱未动，在菩萨宝座处搭出一个主席台，兼作师生文艺演出舞台。绕过礼堂，经东边的碎石路、假山、花架长廊，曲折往西，跨过拱形的月洞门，便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的南边是教室（原是一个较大的佛殿），对面是教师办公室，西边就是摆着一架风琴的教导主任办公室，都像是由中小佛堂改造的。因为假期还没有结束，静悄悄的，特让人觉得神秘和紧张。离开故乡五十余年，我时常咀嚼品味，实在钦佩老师们的江南文人情趣，把庙宇改造得如此出神入化。校园处处有花草树木，靠近围墙的东侧有两间完全新造的教室，空地上垒起土山，沿坡拾级而上，有竹制小亭点缀，与全镇的最高点“文昌阁”南北呼应（阁高15.6米，在寺庙东侧，四面三层，呈浮屠状，飞檐翘角，各系有小铜铃）。风吹铃响，余音袅袅，全镇都听得到。犹记得暑假“护校”，我们几个学友晚上就通过边门进入文昌阁，爬到最高的第三层，睡在楼板上。东南风拂过湖面，送来阵阵凉意。只有在那个时刻，没老师管束，任我们放浪形骸，感觉爽极了。

我在教导主任室做完语、数两张试卷，朱征五老师拿去瞄过一遍，面露微笑，我知道大概“中”了，高兴地谢别回家。朱老师脸型瘦削，表情比较严肃（学生们都有点怕他），做事干练爽快，三个年级的课程表全由他统筹排妥，把全校的教务管理得有条不紊。各种试卷全是由徐鲁宗老师（正职是会计）在钢板上刻写，工整小楷，字很漂亮。徐老师耳背口吃，故讷讷少言，平时也坐在教导主任室里。朱老师还兼教全校音乐课，弹得一手好风琴，乐感极好，嗓音似乎不算上乘，有些沙哑。入校不久的一天，刚放学，我走过礼堂，被一个场面震撼了：学长们正在礼堂里排演《黄河大合唱》，由朱老师指挥，男女声数部合唱，兼有朗诵。我走进去，恭敬地听完全曲，只觉得气势雄浑，热血沸腾。在一个乡镇的小学校里，竟能排演整部《黄河大合唱》，在镇上公开演出，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这样的文化氛围今天看来好似梦境。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也看过一些职业乐团的演出，却再没有那种特别的激动，那样地感人肺腑，以至终生难忘。

这里交代一下何以用“槃亭”作为中学的校名。当年读书时，老师们已经忌讳谈当地人的历史，并没有向我们做过专门解释。很久以后，我才从有关材料得知，这与陈墓镇完全够得上全国名人资格的重要人物——朱文鑫有关。先生字贡三，别号槃亭（由先生设计的上海南洋大学“槃亭”得名。该亭仿照诸葛孔明八卦阵图和国外古代迷宫等建筑，迂回曲折，引人入胜）。先生于1905—1910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习天文学，归国后成为天文学界的知名人士，至今已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天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镇上士绅以朱、陈两姓威望和人气最高，所出人才特多。办学的发起人实是陈子静、朱征五等在乡士绅，而校董推选出的校长则是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陈子彞（1956年起改任上海师院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后者早就在苏州、上海等地因从事教育与图书馆事业而卓然有声，擅长图书分类考订，书画篆刻名重东南，故推其兼任校长。校董们共同想起了1939年过世的朱文鑫先生，认为他足堪为陈墓士绅之楷范、杰出人才之代表，遂用其别号命名中学，以激励后进。现今镇上设有“杰出人物馆”，收录出生于镇上的副高以上人物三百余名（初称“名人馆”，后觉欠妥，今改名“杰出人物”也有所夸张，但在镇上人看来，从这里走出了那么多有出息的人，总是令后辈骄傲与羡慕的事）。馆长陆宜泰颇具匠心，借用张元济墨宝“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作为门联，倒是恰切地映衬出一个小镇的淳厚民风。因士绅重视地方教育事业，小学中学办兴较早，以至收获科学、人文各方面人才辈出的丰硕成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洵非虚言。

二01

花谢花开花满天，从来都是一种缘。时隔三年，初中毕业，1954年暑期我再次考取江苏省立昆山中学，圆了到县城“最高学府”读书的梦。县城原来只有一所县立初中，创办于1924年，资格很老，在小西门。从现在读到的资料看，当年有中共地下支部活跃在这里，出了不少级别较高的中共官员。我读师大时的心理学老师邵瑞珍也是从这里走出，之后赴美国留学，似乎较少政治色彩。她的课上得生动活泼，没有学究气，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完全靠她的启蒙。到1946年，小镇槃亭初中创办时，城里的“省中”刚刚诞生。抗战胜利后，江苏省国民政府为安置战争期间沪宁沿线及大江南北的失学青年复学，特在昆山创置该校。大概因为是属于省立中学，直到我进校，仍有常州、无锡、太仓乃至上海的少数学生来此就读。省立昆山中学一经创立，名声远扬，很快就成为昆山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竞以考入为荣。我初次投考时，省中还在市中心附近的西街（据说最初是利用日本占领军指挥部二层旧楼整修为教室，将营房改造成礼堂）。由于学生人数逐年递增，越来越拥挤局促，周围又缺乏扩展空间，于是1953年在马鞍山麓先建成高中新校区（初中部要在好几年后才陆续迁入，到1959年归并一处）。现今校址未变，校名也仍以“江苏省”打头。从网上看得，布局焕然一新，建筑有现代气派，豪华大气不让沪上名牌中学，周围是喧哗闹猛的商场、娱乐城。昔日带有泥土味的郊野风光，在时代转型中已消失得没了踪影。

新迁校区位于西塘街26号，原为“三贤祠”旧地，占地近三百亩，坐北朝南。校门外马路对面是塘河，自西向东流过，往东不远便是横跨塘河、通向马鞍山必经的“半山桥”。桥堍有一老妇人经营的“奥灶馆”（土音近似“肮脏”，形容店堂不整洁），面条的味道确实好极了。校区北面是学校农场，以灌木芦苇环绕四周为篱，场工小舍居于中央，极似农庄景象。一条小溪成为北边的天然界河，过溪往前便是马鞍山下一片荒芜的空地（亭林公园当时已遭废弃），抬头可以望见山顶上孤单的凌霄塔。南面为学校正门，进门便是标志性建筑——长方形的“四角亭”，当时做了校务办公室。我现在以为这是“三贤祠”旧物，因为不像正厅，或许原来周围有小湖或池塘，属于水榭或水阁一类。六开间门面，亭檐飞翘，落地长窗，很有古朴的风味。亭后有两棵塔松，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我看着它们慢慢地枝叶繁茂。跨过空地便是教学楼，两幢红楼东西对称，上下两层各有五个教室，大小、采光均按当时的“国家标准”建造，宽敞明亮，属全昆山最高档次的教学大楼。进校时，高三在东楼二层（楼下一层为教师办公室与理化实验室），我们高一在西楼二层，分五个班级，直到毕业未曾移动过。我被分在丁班，位于西侧楼梯旁，最西头为戊班。这两个班级以乡镇来的“下里巴人”居多，而前三个班，特别是甲、乙两班，多为城里子弟，语文、数学、外语这些主课有挑选最佳老师的优先权。这幢我曾在里面读完三年书的红楼，彻底焚毁于“文革”学校两派武斗时的一场大火。如今，当年的景象常在梦中出现，我手扶着阳台长廊，与学友谈笑风生。少年不识愁滋味，哪里会想到以后会在这里发生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

1956年江苏省昆山中学校刊编辑记者合影

（王家范为前排右三）

我必须特别说一说高一班主任朱其超老师。老师有时穿旧式长袍，备课笔记常用土布包裹，教的是语文。别以为他是一个“冬烘先生”，当年他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九一八”赴京请愿、“八一三”上前线支援的“学生志愿军”成员，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回乡后写了不少抗日文章，是参与创办“省中”的元老之一，以仗义敢言声闻昆山城，还暗中帮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的忙。这些事，我都是毕业以后才慢慢听说。当时大家对他的威严惧怕三分，也听说他常因直言得罪领导，没有受到重用。我隐约感觉先生脾气倔强，“好恶过甚”，容易生气，所以吃亏不小。人的性格常常有反差甚大的两面性。他对功课好或喜欢的学生爱护有加，对我甚至有点溺爱宽纵，或许是我考试成绩全优的缘故。老师的儿子也在班上，叫朱伟立，家教极严，胆小拘谨。人软就被欺，我很同情，偶或为之打抱不平。当时我虽然享有每月六元的助学金，但交伙食费尚短少三元，靠在昆山邮局工作的六伯父接济。接济的三元经常不能按时拿到，总务处月中便发下“停伙”通知，不让进食堂吃饭。每次遇到“断粮”之困，我总是跑到东楼找班主任求助。朱老师二话不说，由他担保，让总务处通融，叮嘱我照常吃饭，读书不要分心。我的作文功底并不好，但论说文往往出彩，课堂上被老师几次拿来朗读；可每遇抒情文，写景不识花木虫草，写情生不出“月落乌啼”的遐想，多半以平庸之作交卷。有一天，下课后，在教室长廊里，朱老师严厉又失望地大声训斥我：“你的作文进步太慢，是怎么搞的？！”这成了我始终抹不去的记忆。朱老师不知道，从此我慢慢领悟到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不能勉强。人生的选择，不必跟别人攀比，应走自己的路，自强不息。

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班干部轻狂贪玩、自由散漫，晚自修逃出学校看电影、吃夜宵（钱都是由昆山素称富有的总工程师之子、文娱委员包揽）；课后不参加集体舞活动，擅自跑去马鞍山顶撒野；期末备考，“小团体”躲进两层楼“俞宅”（昆山少见的别墅洋房，文娱委员之家，就在半山桥南面不远），自行复习，脱离群众。凡此种种，令团支部十分不满。朱老师知道他们向学校领导打了报告，提醒我们注意人家有意见，却未加严厉批评。报应来得很快。暑假结束，一开学，校方果断撤换班主任，宣布原班委会解散，责令四人写出检讨，并新组“内阁”，当时在校内算是一起不小的事件。

挫折对一个人的成长并非坏事。从此，我收敛起贪玩任性的村野习性，埋头刻苦读书，孤高独处，想在学业上胜过旁人。当时文理各科并不偏废，平均使力，但课业负担没有现在那么重。数理各科非我所长，但死命用功，试卷答题都经细细复查，总是最后一个交卷，成绩尚可以在班上列居前沿。现在总结，觉得数学特别是几何的论证方法，对我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起过“奠基”的作用。但泄愤心理隐伏着，有时会突然迸发。新任班主任是教化学的。一次阶段考试，本应满分，有一计算题未按他的思路做，判错，扣了六分。下课，我拿着试卷，走到讲台边上找他算账，据理辩驳这题也可以这样做，声称不必改分，但必须承认是批错了。争吵直到下节课铃响尚未结束，制图老师嵇梦蝶走进教室，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教训的方法，便是给我高中阶段挂了唯一的红灯，因为制图本是我的短项。但到补考时，老师并没有为难我，也绝口不提旧事。年轻无知，犯傻是常有的事，被无言教训一顿也好，我对她反有好感（不久她与俄语钟迪明老师结为伉俪。钟老师性格温和绵柔，我想一定会很体贴她）。

我从初中起即有读报的习惯，国内重要时事新闻绝无遗漏，连胡风案的重要“按语”都读过，觉得情况严重。对小说，我的选择性强，对卿卿我我之类无甚兴趣。只有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深深打动过我年轻的心，一时竟完全沉浸在男主人公的命运里，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亚瑟，对他父亲的行为深恶痛绝，无法宽恕。在我身上从来理性占上风，故未能如朱其超老师所愿，“中文”始终成不了我爱好的首选。而对“历史”的偏重慢慢增加，最终规定了我一生的职业走向。

“缘”都是在冥冥中无形起作用的。我们班的历史课老师是从苏州特聘来的刘恩同。圆形脸，矮矮胖胖，给人和善可亲的印象。他每周两次乘火车从苏州赶来昆山上课。有一次，西哈努克亲王“出巡”上海，致使火车误点。他由黄包车从火车站急拉到学校时，上课铃早已响过。刘老师踏进教室，便连连说“是亲王，亲王……”，全教室哄堂大笑。他的教法不循常规，总是先让打开课本，红线、蓝线地让学生在有关文字下划线，说这是重点，那是难点，都在考试范围内，自己去背熟，费时大约不到二十分钟。接下来的二十五分钟，便天马行空地讲相关的历史故事，像是苏州评话，离书不离题，学生听得忘神。一次讲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兴致来了，竟唱起《马赛曲》。老师嗓音浑厚，似是男中音，加上一个肥大的肚皮，发声的共鸣效果特佳，真所谓“绕梁三匝”，估计别的教室也听得到。但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或许是受到了校方的批评。可惜啊，没有听到他唱《满江红》，总觉得是莫大的遗憾。他时常启发大家创造独特的历史年代记忆法，例如英国革命是“一乐就死了”（1640年），法国大革命是1→789（1789年），等等。我曾暗中许过愿，如果做中学历史老师能达到刘恩同那样的水平，此生不虚，余愿足矣（小镇上的人，往往少雄心壮志，比较务实）。

有人给我看过面相，说是额头上天地人三线，人线显明，天地之缘隐而不出，唯有人缘尚能得救。想来真是玄妙，一生未得半分祖荫，时运也不佳，却从不缺乏友朋的援手相助，渡过一次又一次难关。有位同乡，在初中比我高两级，相交即成知己。高中三年里，他从山东大学按期寄来《文史哲》杂志，为我打开了通向文史胜地的大门。20世纪50年代，是山大文史专业的黄金鼎盛时代，有“六大名教授”誉满学界，他们都是我崇拜的偶像。古史分期问题争论，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有所接触，吴大琨、杨向奎等人的文章，生吞活剥地读个遍。山大是我景仰的雄伟高山，但到高考时，现实处境支配了我的抉择，决定报考华东师大历史系——因为不用交学费，而且吃饭不要钱，毕业后可以当中学老师。后者对我是顶顶要紧的，因为如实现理想便再无“断粮”之忧。至今我还惊异自己的成熟超过了同龄人，不求最好，但求最适合于我。补充一句：待到1957年暑期，我自作主张，决意参加高考，但赴苏州赶考的费用分文无有着落。又是同乡忘年交，在南京有线电厂当厂长室秘书的陆正一主动解囊相助。1961年10月拿到第一笔工资，我最先想到的是还掉四年前这笔使我能有今日的义款——尽管他不差钱。

到高三，班主任换了教政治课的凌业进，人称“凌教导”，北方人。或许由于政治课原是我的强项（背功一流），外加甲班的同学借给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身上新沾了点哲学气味，我成了老师心目中的“得意门生”，受他器重。后来才省悟，是缘分给了我幸运——凌老师主管我的高中“毕业鉴定”，完全抹去了高一那段“历史问题”，还溢美有加。如果换上高二班主任，1957年我就很难被师大录取。临考前，有件事很出乎我的意料。当时同学喊我，说凌老师叫你过去。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老师的宿舍区，位于东楼教室南端。宿舍附近有个荷花塘，绿荫垂柳，后有人美称为“未名湖”。原来凌老师招我来，是要我争取一次提前考试的机会。我问：“考什么学校？”老师说：“上海戏剧学院编剧系。”当时听了我几乎有被砸昏头的感觉，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喃喃地说：“老师，我想毕其功于一役，破釜沉舟，一次定终身。”老师没有勉强，于是我千谢万谢地道别出来，丝毫不敢告诉同学。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心地善良、为人耿直、略有点不谙世情的凌老师，在我刚刚离开学校后的全县中小学教师鸣放会上，不知发表了些什么言论，竟成了全县教育界的右派第一名。据说狠遭批判时，他不服气，连连反驳，争辩的结果，是升级为“极右”。得知这一消息，“省中”成了我永远的伤心之地，从此再也没有踏进母校一步。呜呼，我不想再触景伤情，回到那个年代的阴影里，还是远离为好。

“十万零七千”（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总数），这个数字像是用烙铁印在心上，我一辈子不会忘掉。1957年极有限的全国招生数里，还被工农速中、俄语专业转学的占去一部分，应届高考之艰难可想而知。幸好我们丁班，西楼之西倒数第二教室，一向被校方贬为自由散漫之最的班级，那年却显出“英雄本色”，录取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也算对得起“省中”的名声。

三01

《文史哲》引发了我最早的向往，学历史是自主做出的选择。1957年秋季，经过几个月昏天黑地的备考，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华东师大文史楼。从正式入门受业那年算起，我在丽娃河畔已经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时间不算太短。入行半个多世纪，我的深切感受是：漂泊在历史的大海上，欲从海面穿透到海底，体悟历史的真义，没有沉潜下去的毅力和耐心，没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永远的好奇心，很可能就像好事的游客，留下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

1960年的王家范

华东师大历史系当时在全国处一流的地位，而中国古代史教授阵营在师大历史系又属最强。但必须坦白地说，开始教我们中国古代史的那位老教授并不出色。他是副系主任，兼管全系总务后勤，领导全系卫生大扫除很出色（那时的卫生大扫除，师大在上海高校中高居榜首），讲课却枯燥乏味，不能勾起我们的兴趣。我在图书馆里读古代笔记小说排遣无聊，“三言两拍”之类翻了个遍，还偷读了薄伽丘的《十日谈》，看的闲书实在不少。

其实我们的命运本可以好得多。进校才一个月，吕思勉先生就去世了，“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还有一些先生册上有名，却从未在师大上课。例如苏州人王佩铮，东南名士，诗文、图书目录、书画名物考证俱长，我见过他1958年出版的《〈盐铁论〉札记》，书序表白自己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却又说此书写于姑苏“陋室”。再如施畸先生，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庄子》。我毕业后作为古代史助教，与研究生一起听过他讲《庄子》，云里雾里，他的女婿朱维铮也在座做笔记。施先生耗毕生心血写成的《庄子训诂》，不知如今物归何处？李平心先生，在学生心目中是最有学问的，有关他的好些掌故传得很神，但他从不给学生上课。“十论生产力”辩论得最火热的阶段，在文史楼西面的学生食堂（现今已拆除），先生突然来校做了一次学术报告。讲话中，时不时会轻抚头顶，似乎头疼得厉害。事后听学长说，他很早曾经用斧头自杀过一次，落下后遗症。我始终不信，以为是以讹传讹，觉得太夸张了。那次先生非常激动，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说薛暮桥支持他。报告的内容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得懂，只是觉得生产力自身也有发展动力，观点十分新颖。是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若生产力没有内因，像一块无生命的僵硬石头，生产关系怎么能“决定”出个名堂来呢？以后先生再也没有来师大上过课或做过报告，直到1966年6月含冤离世。

魏晋风度、才气横溢的苏渊雷，是我们一年级“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课的老师，只上了两堂课。先生踏进大教室，坐在前排的同学（我坐第一排）立即闻到一股酒香。只见他脸庞微红，大概来前刚品过半盏屠苏。教学计划书上是《史记·项羽本纪》，先生横扫一眼新来诸生，迅即转身板书，无有底稿，写满一黑板。先生的书法，即使是寥寥几个字，现已千金万金难买。可以想象满黑板的粉笔字，是何等漂亮。这次板书特别洒脱和狂放，风格更异于以往。默写的是清代诗人王昙“祭西楚霸王”的七律长诗（原诗题名较长，共三首，略），由“江东余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开头，记得中间有“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写完，他又醉意犹存地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是旧时的那种朗读法，身子微微摆动，有长拖音，全教室鸦雀无声。没多久，先生被补课当上“右派”，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精彩的讲课。

郭圣铭老师教世界中世纪史，预先发下自撰讲义，没有丝毫洋味，反觉得有中国优美的散文风采。讲义字斟句酌，语词洗练，融有《史》《汉》笔法，看得出用尽心血。先生爱惜自己的文字到了一字难易的程度，课堂上一直是在朗读自己的讲义，极少有穿插解释。这样子，倒使我们一字一句地读完了他的文字杰作。说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本这样语言本土化、古典化的《世界中世纪史》，绝不为过。犹记得第一堂课，先生例外脱稿，先说开场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大家都被镇住了。五十年后再相会，同学们都说，教材上的许多内容可能淡忘了，这句话却不会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历史定义，多少年过去，接触了不知多少种“历史定义”，我依然相信先生的感悟最具中国韵味，如诗如画，给人无穷遐想。比起一些主观独断的中外教条，不说哲理高深，内涵也不知要生动丰富多少倍。到80年代，英国人卡尔说“历史是今天与昨天之间从不间断的答问，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也同样感动过我。他们的睿思，都有点像孔夫子立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郭先生上课之前，陈祖源老师曾经给我们上过一段世界古代史，时间不长。他的苏州口音道地，十分软糯，每每以“所以因此这样样说”来表示历史上的因果关系。陈老师为人和善，有调皮的同学模仿“所以因此这样样说”，他听了也不生气。我们从学长那里得知陈老师曾留学法国（1929—1832年，巴黎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写过好几本书，再见到他倍增崇敬，尽管他讲课并不算精彩。后来我从一段材料上又得悉，陈老师原来曾是我母校昆山省中的第一任老校长（1946—1948年），因不满国民党政府要他在校内追查有中共地下党嫌疑的学生，严词拒绝，愤然挂印离去。此事现在已载入昆山省中的校史里，成为永久的纪念。在这里顺便补记有关陈老师的一些轶事：我当助教后，很少听到陈老师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发言。有一次，好像是向学校领导提意见，他脱口而出，称“学校当局”，待大家笑开，他的发言也戛然而止，不再讲下去。1966年8月4日，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为名，华东师大近百名老教师被红卫兵押到“共青操场”主席台上集体下跪，接受“批斗”；“批斗”之后，还被红卫兵押着“游街”，个别甚至被戴上高帽、胸挂黑牌，时称“八四红色风暴”。陈老师一向为人低调，不显眼，又很久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因此历史系红卫兵漏把他列入名单。想不到陈老师竟从人群里跑出来，主动走向台上，跟着跪在最后面。可能是觉得老同事一齐遭了殃，他怎么能“特殊”？我们一些青年教师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急忙把陈老师拉到台下，让他赶快回家去。陈老师也因此幸运地免遭继后随队“游街”的羞辱。

第二学期，配合大跃进，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刮起“拔白旗、插红旗”风，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蔑视权威，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我在二班，小组会上，有些同学突发奇想，说是三年赶上郭沫若，一年超过陈寅恪。我已经记不起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插了几句，话不多，但确有冷嘲兼带挖苦的味道，结果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小范围批判，目的是帮助我“进步”。其实那时我们都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表决心的都认郭是进步的史学家，而陈是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专家，所以超过他更容易。我是受《文史哲》的影响，有大教授提起陈肃然起敬，说他的考证功夫非常了得，一年级的大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怎么可能？幸好有这次教训，从此夹紧尾巴，老实读书，求四年里一路平安。沾了有“白专”倾向的光，写批判老师的文章不会找上门。那时年级里共有两篇批自己老师的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不管怎么说，今日看来，多少有点像“历史污点”。捎带说个有点搞笑的故事：班上最激进的要数部队连级文书出身的支部书记，批判我的时候话说得最重，认定我就是不求政治上进步。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大约到了80年代中期，他在一个地方教育学院教书，评职称需要借重本系的杂志发表文章，并希望我帮助润色文字。有一次，他在办公室见到系教师支部书记，非常严肃地劈头就批评：“你们怎么搞的，不把他发展入党，人家早已经是大专家了！”书记被问晕了，只好说：“他还没有打过申请报告。”这位仁兄还是不依不饶：“这是你们的工作没做到家！”书记脸色开始有点难看了。不好，别莫名其妙地成了“冤大头”，我急忙插进去圆场：“不是的，是我自觉离入党标准差距有点大，路程比较长，但已经有信心慢慢地加速进步！”

2005年夏天，凤凰台《世纪大讲堂》在上海现场录像，有好多场，主持人都是曾子墨。待到我的一场开拍，她匆匆翻过我的“简历”，站到台前，事先不打招呼，马上即兴提问，且问得又有些没头没脑，弄得我好尴尬。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当初选择教中国古代史，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显然，她还年轻，对那个年代的历史场景不了解。我回答得很直率：“我读大学时是计划经济的年代，留校是领导定的，进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也是领导安排的。如果要问我个人意向，我在大学里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领导却把我放到了中国古代史，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话音刚落，下面听讲的同学笑成一片。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说大学四年里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一点不假。但追索形成的原因，后来才逐渐想清楚，实是由几种因素巧合而成。

不像有些世家子弟在家里读过《史》《汉》《通鉴》一类的原始史料，我是从读《文史哲》的“论文”引发兴趣的，对由历史引出的“问题”和“意见”比较敏感，有一种探讨如何解释和分析历史的好奇心。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最热火的时候，华东师大历史系是范文澜“西周封建说”的一个重要营垒。我当助教时的指导老师束世澂为论战中的健将，非常活跃，发表了好多文章，主张西周是“领主制社会”。奇怪得很，这些论战的气氛以及参与论战的老师都没有进入课堂。我们完全被置于事外，课堂上老师平淡无奇地尽讲些琐琐碎碎的史实，好像什么争论也没有发生过（所以到我当教师时，给学生讲中国通史，往往先搜集观点上有分歧的一些材料供学生参考，现今有个好听的名词，叫作“学术史导引”）。当时可能是火烛小心，老师们不太肯讲观点。例如讲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无为而无不为”，我们不明所以，问“无为”怎么可能收到“无不为”的效果？直到课程结束，始终没有收到正面答复。这门课程除了死背笔记、应付考试之外，我对它几乎毫无兴趣。两年之后，“拉郞配”进了教研组，“先结婚后恋爱”，方从一而终。由此，我知道旧式的婚姻也可以成就夫妻恩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第二学年，除了常常下乡下厂劳动，大炼钢铁，开挖长风公园“银锄湖”，垒起“铁臂山”，还由一位年轻老师主持，在我们年级试点“大字报教学”。先让任课老师讲要点（实际是充当靶子），然后鼓励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同学间也可以相互争论，称之为发扬“小人物打败大权威”的精神。教室里拉起许多绳子，挂得琳琅满目。真是天晓得，没有开出必要的参考书，学生除了教本还能知道多少？全凭“思想”支配历史，将旧式的观点颠倒过来就成正确。唯一可称为战果的，是由一些同学写出了批判徐德嶙老师隋唐史唯心史观的文章，系领导已经答应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半路杀出程咬金，高年级也写出一篇，技高一筹，我们年级的被撤换下来，“大字报教学”无果而终。

1959年秋季后，国内的运动喧腾热闹一阵子之后，渐趋平缓，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大三开始上两门近代史课程，中国近代史由夏东元老师主讲，教学改革，用课堂讨论替代“大字报教学”。课堂讨论竟使我脱颖而出，开始被年级同学与老师所注目。我的学习热情也被调动了起来。

夏东元老师最初在政教系教政治经济学，后来调到历史系改教中国近代史。这一经历使他的课程具有鲜明的个性，注重经济史与经济分析，特别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作用，有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他的观点有时很冒，例如说到资本原始积累，他认为在中国是一极积累贫困，一极却没有积累资本。这一句“名言”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后来挨过批判，但他仍很坚持。这些都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已对经济学有了兴趣。这应归功于陈彪如老师的启蒙。现在说出来，人们大概难以置信：外系的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居然是由中国最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学家来执教。也幸亏有这样的机会，一生总算当过他半年的不正规“学生”，成绩也还可以，总之要比陈琦伟早得多！（说笑话）令我们同学惊诧的是，陈老师从不带讲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小卡片就开讲，思路清晰、语词精确简练得几乎不用任何润色，就像已经出版的著作一样。他讲的是“资本主义”部分，后来再读王亚南、胡如雷的书，才明白陈老师完全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在论证逻辑逐次展开，层层剖析，环环相扣，像是一本《资本论》入门的书。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之类的“异端”书籍。

夏老师的上课，像前面说的冒尖的情况极少。他其实已经比较谨慎，在历史评价上，有时耐不住要抛出自己的得意看法，最后却都会加上限制词。比如：“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是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我们做学生的慢慢也学会了用老师的格式说话，但说着说着就会笑出声来，毕竟少经历，不懂其中的苦涩。夏老师不仅自己贵有独立之见，也非常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见解，展开争辩，每个单元都安排有课堂讨论。久旱逢春霖，如鱼得水，我遂全身心地投入，每次都积极发言。强劲的争辩对手往往是我高中乙班的校友王义耀（城里人），故年级里有“昆山二王”之称。有时也会像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辩论赛”那样，他是正方，我就故意充当反方。记得讨论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不用说夏老师是正面肯定的，很欣赏洪仁玕。义耀仁兄赞同老师的观点，把自己的想法梳理得井井有条，准备表现一番。为了做好他的对立面，我到图书馆专门找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把《资政新篇》细细读一遍，做了笔记，也看了罗尔纲等人的书。这套丛刊由中国历史学会主持编纂，搜集十大重要事件的原始资料，汇编成十种。前八种出版于1951—1958年，所以当时还是蛮新鲜的。据搞近代史的人说，《丛刊》十种滋养出了一批专家，他们成为60年代开始不断崛起的中国近代史各相关领域的权威。为了唱对台戏，我摆出的观点很别致，说洪仁玕在香港明显受到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企图把太平天国政权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违背了农民革命的初衷；而且，正像毛主席所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最终也只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照此办理，广大农民不仅得不到解放，还将沦入新的灾难和痛苦之中，成为“无产者”。幸好洪秀全还有头脑，搁置他的方案，避免了历史悲剧的发生。这次辩论的“成功”，除故立异说、出奇制胜外，还在于直接引用原始史料，摆出凭史料说话、居高望远的架势，利用了同学们大多数都没有去看原件（包括义耀）的弱点，主要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我心里清楚，这一诡辩术压倒了义耀兄，语惊四座，却骗不过夏老师。对这种武断的主观推理，他内心恐怕未必赞同。意想不到的是，夏老师不仅宽容，而且很欣赏我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有见地。后来听说，讨论到我的留校，争论激烈（“又红又专”是一项重要标准），夏老师与教世界近代史的冯纪宪老师都是大力为我说话的。他们是我能够侥幸地留在华东师大教书的真正恩师。

王家范（左）和谢天佑（右）

其实我最要感谢的，首先应该是陈毅副总理。一个人的命运有许多偶然性，或者叫运气——过了这个村，也许就没有这个店了。正当大学毕业之际，国内的政治气候变得宽松起来。1961年8月，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对北京高校毕业生做了一次讲话，就“又红又专”问题做出新的阐释，这让高校一些领导的思想有所转变。靠这一变化，历史系这一届留校的四人，政治“身份”与个人风格跟前两年相比差异甚大，出乎大多数人的预计。记得当年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震动人心，有一段大意是：说到“红”，第一条就是爱国，要有专业特长。如果能开飞机，开得很好，不把飞机开到外国去，他就是爱国的。我后来一直在猜测，大概是这一句话救了我。到第二年，周恩来总理在广州更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冠以“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称号，成为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个亮点。但是这样的宽松氛围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不久我们的神经又开始绷紧，这是后话。

1961年9月，我走进教研室。谈到我的工作分配，老师说是因为古文成绩年级第一，所以将我安排到古代史教研室，专业方向是商周史，由束世澂老师负责业务指导。这时我才意识到其中还有徐德嶙老师的推荐在起作用。他是继苏渊雷后第三个教“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课的老师，时间最长，教了一年半。我本无家学渊源，从小连《论》《孟》这样最基本的古书也没有见过。初中到高二只是跟着《语文》课本读过极少量的古文，能好到哪里去？极为幸运的是，到高三突然改读《文学》课本，全是古文。事情的缘起是，1954—1955年叶圣陶等名宿力主改革中学语文课程。于是1956年起，诞生出了共和国史上寿命最短的中学《文学》课本。（试验了两年，到1958年终被废弃；现今旧存的高中《文学》课本，已成为网上拍卖的“文物”。）有人说课本依计划编有四册，但我高三时读到的只是两册，按朝代与作家排列，每一时段都有文学史概述，从先秦直到清代（不含晚清）。教课的是苏北射阳人仇同老师，真有点“冬烘先生”的况味，朗读用的是私塾课堂上的标准念法，韵味十足。当时我毕竟年轻，精力充沛，机械记忆力又强，几乎大多篇目都能从头到尾背得。像《长恨歌》《琵琶行》这种长诗，背诵得有滋有味；就是《楚辞》的几篇背不下来，因为文字太艰深。很奇怪，越到后面，我的兴致越浓，例如宋元话本《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虽然不能全背，但反复地看，不忍释手。《碾玉观音》开篇就非同凡响，由孟、仲、季三春词起引，下说“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又起转折，“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再转折，“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使我读得如痴如狂。话本所引八首名人咏《春归》诗，我当时竟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大概靠这次机遇，我的古文阅读才有了一点基础。现在想来，命运似有自然之道在冥冥中支配。有些事纯是兴之所至，似若无意，临到命运转折，它却会蹦出来帮你的忙。我闯进中国古代史领域，既非常偶然，但不是也有点小小的“必然”吗？

四01

五十余年过去，除了所谓“停课闹革命”外，我一直在教中国通史课。我走上讲台独立教课，比起一般助教提前好多年。那时，教研室副主任谢天佑老师正沉浸于农战史研究，想从教务中脱身出来，找上了我。恰巧我也正在为商周史入不了门而苦恼，就借机逃离，大着胆子走上讲台。年年上课，领导也比较满意，一直教到批《海瑞罢官》，运动起而被迫停课。如果没有那场运动，我已经可以破格晋升为讲师了（名单已上报）。时运不济，一错过，就当了十七年的助教，和我的同辈们共同破了历史纪录，或许还是世界纪录。感谢束先生的“无为而治”，对我逃离先秦史无一语反对，至今仍很感激。先生不知道的是，这一逃逸竟然一直逃到中国古代历史的底部，落到明清史这一领域中来。（先生是于1978年1月病逝的，没有来得及重回全国政协参加会议。）先生头发白得早，看样子比实际年龄大许多，才六十多岁，系里就尊称他为“束老”了。先生待人温和宽厚，从不对我管头管脚。他的文章，从讨论古史分期，到诠释《老子》的思想，都写得清新舒展，不烦琐，少废话，是我心中暗暗模仿追求的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的王家范

1977年起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我教了77、79两个年级的中国古代史，在课堂上开始“重放光彩”。我一直对这两个年级的学生说，我正式搞科研，探索历史问题，是跟他们同步启动的。有些同学开始不相信，以后看了我的“历年科研成果表”，才完全相信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史家与史学》自序里说过：“年轻是一种无价的资本，一生只有一次，稍纵即逝，永不再来。但我的年轻时代，‘运动’多于读书，遗憾多于收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这是无可奈何的。过去许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大有作为，而是由不得自己充分施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我们这一辈学人比较普遍的境况，或者说比较普遍的命运。幸运的是，历史走向形似螺旋，转过一个又一个弯道，又给了我们得以梦回学术盛世、亲近前贤学脉的机会。虽然遭逢了隔绝断裂之厄，补课是来得晚了些，但毕竟还算赶上了，没齿而无憾。希望年轻的学人，能够从我们身上体会到学术发展路径方面的艰难和曲折，珍惜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

下笔前万没有想到，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过电影似的，镜头一个接一个，刹也刹不住。写到这里，不能不画上休止符，容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写来。

年过七十之后，或许因为属虎，内心仍好动，还是喜欢熊十力的话：“大化恒转不止，刹那刹那，生生新新而起。”

写毕于癸巳年早春丽娃河畔

文章选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史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原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存稿》。